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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 2017-11-11 19:02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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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2 05:14:4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看大王
在帐中和衣睡稳
我这里
出帐外且散愁情
轻移步
走向前荒郊站定
猛抬头
见碧落月色清明
(叹一声,白)云敛清空,冰轮乍涌,好一派清秋光景。
适听得
众兵丁闲谈议论
口声声
露出了离散之心
——《霸王别姬》

章诒和说:“艺术是个奇异之物,有些人与事,可谓“空前绝后”,比如李白的诗,司马迁的文,王羲之的“快雪时晴”真迹,还有梅兰芳的戏。”
梅兰芳的一生,从“祖师爷没赏这碗饭”的“愚笨”之徒,到戴上那一世的纸制的枷锁,最终过上了名誉天下也孤独的人生,那是属于“座儿”的人生。
今天想和你分享《舞台生活四十年》中的一小段文章,作者叫靳飞。说起缘分,这世界倒也美丽奇妙:梅兰芳一生三次赴日,在此期间结交了一位好友,名叫波多野乾一。波多野乾一的儿子波多野龙是日本第一代计算机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女婿就是北京人靳飞。他现在是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毛丹青称其为“中日戏剧背后的人”。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漫笔,从一个针尖大小的地方,徐徐扩展到梅兰芳的一生。章诒和说:“梅兰芳离世愈久远,感觉愈深刻。在戏曲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元素或添加剂而广泛使用的今天,他更是不可企及!所以我说:浮云太近,心事太远。梅兰芳或热情或宁静,他距离这个世界都是遥远的。”
当帷幕再次拉开,弦鼓齐鸣、伶人亮相。他们长褂斜襟、朱唇艳抹,只是观众席上可能有人泪水满溢而下,只因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个梅兰芳。

梅兰芳时代与时代中的梅兰芳

  从初出茅庐的黄裳谈起
1936年秋,天津南开中学邀请已经完成两次访日及访美、访苏公演而得驰誉国际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到校演讲。南开的主持者是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苓和张彭春兄弟。张彭春又是戏剧家,曾经担任梅兰芳访问美苏时的艺术指导,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所以,梅兰芳势必是要给南开这个面子的。
演讲当日,正当张伯苓校长亲自陪同梅兰芳走上讲台之际,讲台的幕布后面,突然闪出一个在那里埋伏了许久的少年,冒冒失失撞上前要求梅兰芳签名。梅兰芳原本也没有耍大牌的习惯,他接过少年递来的本子,用清脆的京白客气地问:“您是让我竖写呢,还是横着写?”
这一天,南开中学不知有多少师生会羡慕这个名叫容鼎昌的少年。这些师生里,可能会有黄宗江、周汝昌,他们与容鼎昌是同窗;可能还会有何其芳、张中行、毕奂午与巴金的二哥李尧林,他们都是南开中学同一时期的青年教师。这些后来很出名的人物,多成了梅兰芳的忠实观众,有的还成为梅派艺术的研究家,但与梅兰芳渊源最深的,仍然要说是容鼎昌——他改以黄裳为笔名行世,是现当代名头颇响的剧评家、散文家和藏书家。
距梅兰芳南开演讲约有十年,不到三十岁的黄裳初出茅庐,担任《文汇报》的编辑,同时以剧评家的面目写作“旧戏新谈”专栏,他再次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梅兰芳的视野里闪了出来。黄裳于1947年1月在其专栏里发表了他的名篇《饯梅兰芳》。这次闪出来的黄裳,却没有了十年前的谦恭,而是以敢于不留情面地批评梅兰芳等名角儿,得以名噪一时。舒展《梅兰芳的“粉丝”》文就说黄裳:
  他的专栏《旧戏新谈》,各大名伶,一一点评,戏里戏外,一天一篇,雅俗共赏,嬉笑怒骂,借古讽今。尤其在知识界,一报到手,先睹为快。1948年由开明集结五十多篇出版,在当时国立剧专的同学们中,黄裳之大名不胫而走。
黄裳在出版《旧戏新谈》之前,还出版过散文集《锦帆集》,但影响不大。可以说,黄裳之成名系由这册《旧戏新谈》,而《旧戏新谈》的点睛之笔,正是这篇《饯梅兰芳》。
黄裳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想到梅浣华五十余年的舞衫歌扇的生涯,垂老还在舞台上作戏娱人。然而他的嗓音的确大大不如从前了,全失了低回婉转的控制自由,时时有竭蹶的处所。
他更甚一步地咄咄逼人说:
  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须的必要了,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还有一个理由,嗓子的确不行了,为了保持过去的光荣,梅有理由从此绝迹歌坛。
坦诚地讲,黄裳所说的未尝不是事实,只是文字上过于夸张渲染而已。众所周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蓄须明志,辍演多年;他生于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九月二十四日,即1894年10月22日,到抗战胜利时,已年逾半百之龄的梅兰芳于1945年10月10日重新登台,恢复演出。这时的梅兰芳,理所当然是难与先前相比照的。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极有可能就是发生在黄裳观看梅氏演出而大发议论之日,梅兰芳恰逢突如其来的变故。1947年1月5日,他最为心爱的弟子李世芳因飞机失事而罹难。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记述说:
  回想四年前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李世芳陪着我唱青蛇,这还是我演《金山寺》带《断桥》的初次尝试。他并不是我们剧团的人,临时约他参加帮忙,前后演了几场,我都觉得满意。我记得1947年1月2日的晚上,我们演完了最后一场,他在5日早晨坐了飞机回北京。飞到青岛,半路上飞机出了事,把他牺牲在里面,我们师生从此就永别了。我那天正在后台扮戏,听到这个传说,差一点要晕过去。旁边有人安慰我说,“这消息不一定可靠”。我还希望这不是事实呢。谁知道第二天我接到飞机场的电话,竟证实了这件惨事。我大哭了几场,从此就不愿意再演这两出戏。
年仅二十六岁的李世芳,夙有“小梅兰芳”之称,位居“四小名旦”之首,是公认的梅兰芳艺术的继承者。李世芳之死,对于梅兰芳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而黄裳的那篇不顾实际情况,并且不合时宜的批评文章,客观上不能不说是对于梅兰芳的伤害。黄裳却始终不肯认这笔账,晚年犹是嘴硬,写文章为自己辩护说:
  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点,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饯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未曾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
黄裳不肯服软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这番自辩,针对的根本就不是梅兰芳,而是他的老上司、《文汇报》重量级的元老柯灵。
同样是已到风烛残年的柯灵,于1993年3月21日写作了《想起梅兰芳》。柯灵在文中重提黄裳的那篇《饯梅兰芳》,直截了当批评说:
  这篇名文,清楚地表现出作者的才华,也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性格。当时此文很受赏识,似乎没有人想到这样对待梅兰芳是否公平,这样的强行送别是否过于霸道。
柯灵又说到在《饯梅兰芳》发表后,黄裳还有其他表现:
  其实继《饯梅》之后,这位作家对梅放冷枪,就不止一处,例如说:“贤如梅博士,偶演《木兰从军》,武装扮一下赵云,虽然所谓梨园世家见多识广,也看不得,正如在台下梅博士说话一般,总有些不舒服。”原来不但在台上不行,连在台下说话也令人看不惯。甚至与梅毫无关联的题目,也要扫横一笔“孟小冬与梅兰芳的桃色新闻”。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
这就是前面所引黄裳自辩文中的“冷枪”的出处。柯、黄暮年剑拔弩张,与其说是为梅兰芳,不如说是缘自二人间之宿怨。稍后在香港披露出来的柯灵致古剑函即云:“我和黄裳的笔墨官司,事实极简单,内在原因,则可以说由于我深鄙其人。”暂且放下柯黄之争不论,回到他们争论的焦点《饯梅兰芳》一文。今天看来,黄裳所说内容未必不是真实的情况,写法上则未免不够厚道——当然,喜好京剧者历来有这个毛病,说话嘴损,喜欢阴阳怪气,这一点似是不好京剧的柯灵所难以了解到的。至于黄裳晚年的自辩,其既以资深剧评家自居,却说出“恢复盛年原样”这样的外行话,实在是够不上一个职业剧评家的见识,复何谈“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呢!
然而世事难料,大概是黄裳自己也未想到,在他发表《饯梅兰芳》文之后,其与梅兰芳不仅没闹翻脸,渊源反而愈结愈深。他居然能够神奇般地第三次在梅兰芳跟前闪出,而且成了梅兰芳最重要的著作《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梅兰芳署名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前记》文说:
  我事毕回沪,小住一月,正预备到天津演出,《文汇报》的黄裳同志要我写一个回忆舞台生活的长篇,在报上连载发表。我告诉他,我们本有这个计划,不过要报上连载发表,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要我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工作,我想此后任务繁重,我自己还要演出,恐怕不能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再说我早期不曾写过日记,后来零碎记了一些,也不成篇段,这几十年来往事的回忆,全凭脑力追索,要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是很难做有系统的叙述的。等我稍稍清闲一点再动手吧。他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以后只有更忙,不会闲的。现在不赶着写出来,将来一定更没有机会了。”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向他表示,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我和几位老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部回忆录,不但能总结我个人四十年来舞台生活的经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的。他们都鼓励我,勉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答应帮助我回忆,供给我资料。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就与黄裳同志约定,等我到津以后立即开始写作。写作的方法,是由我口述,姬传笔记,稿成寄给他的弟弟源来,由源来和几位老朋友再斟酌取舍,编整补充,最后交黄裳同志校看发表。

《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许姬传晚年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谈得更为详细:
  1950年春,上海《文汇报》黄裳同志约梅兰芳先生写自传式的回忆录,梅先生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写文章。”黄裳说:“您的艺术经验是丰富多彩的,应该写出来,给后辈留下珍贵的资料。”黄裳接着说:“您以后比现在更忙,如不抓紧时间,更难着手。”梅答:“让我考虑一下再决定。”
  过了几天,梅葆玖带了剧团到苏州演出,我同去。有一天在老朋友沈京似家里吃饭,饭毕,梅夫人、梅葆玖都到剧场去了。沈留我下榻夜谈,沈君喜收藏书画,出示所藏,共同赏玩。第二天早晨主人准备了精致的西式早餐,正在边谈边吃,剧团有人来通知我说:“上海有姓黄的找您,并约您到一位朋友家里吃午饭。”我准时前往,原来是黄裳。他说:“我是专程从上海来奉访的,关于梅先生写稿的事,编辑部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题目叫《舞台生活四十年》,由梅口述,你笔记,这样分工,不致太紧张。你返沪后,务必善为说辞,得到梅先生同意。”我说:“我还没有写过长篇连载的文字,负担不了。”黄说:“这是近代戏曲史上一件大事,你要打起精神,担起这个责任,至于文字方面,我在审稿时可以帮忙。关于调查研究,核对事实有令弟源来在沪可以和梅先生的老友商量着办。”我说:“返沪后,打电话给你,你把这番话,当面讲给梅先生听,写与不写,由他决定。”返沪后,我把他的意思摘要告诉梅先生,就把黄裳找来,黄裳又重复述说了在苏州说过的话,还补充说:“像您这样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是非常可惜的。趁现在你们精力还旺盛,挤出一部分时间,细水长流地搞下去,这是总结梅派艺术继往开来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您就不必犹豫,要下决心干,现在不干,将来一定后悔。”
梅兰芳与许姬传的话,都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他们两位一起肯定黄裳对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贡献,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几乎也就可以作为定论了。
不过,仔细辨别,梅兰芳与许姬传所谈虽然大同小异,但在时间及细节方面,还是有着较大出入,或许是许姬传晚年回忆时记忆有误也未尝可知。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梅许两文都没有交代黄裳是怎么突然就现身出来的,这令人难免要感到有些蹊跷。第一是,黄裳本有《饯梅兰芳》的前科,何以就能一笔勾销,如同没事人似的闪现在梅兰芳面前约起稿来了呢?第二,梅兰芳与黄裳的年纪地位均不相等,两人亦无深交。黄裳的话,多少有些交浅言深的味道。梅氏仅凭黄裳这三言两语遂决定写作回忆录这种大事,完全不合梅氏向来谨慎行事的风格。第三,黄裳在《文汇报》并无过高职位,《文汇报》要刊载梅兰芳的长篇回忆录,仅是委派黄裳去与梅兰芳商谈,这岂不是过于不把梅兰芳当回事了吗?这些个问题,在梅兰芳、许姬传的文字里,却是找不出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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