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桌吃食堂的岁月

如云

围桌吃食堂的岁月

华声在线 2018-07-05 14:27:46
文/ 李建军
文学家夏丏尊先生1930年写过一篇风趣幽默的妙文《谈吃》，言尽吃的方方面面，让人读而忍俊不禁。联想翩翩之余，我也想说说围桌吃食堂。
吃食堂，意思是在食堂吃饭或吃食堂的饭。国人从上幼儿园开始，直至养老院，几乎人人均有吃食堂的机会。尤其是1958年，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更成为了当时世界的一大奇葩。那时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令多少上了年纪的人们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东乡人习惯称食堂的炊事员为大师傅。因为妈妈厨艺好，经常到驻镇各单位的食堂，去帮正式工的大师傅代班做饭菜。从小，我就跟在食堂里玩耍。从那时起，就对吃食堂的人心生羡慕，向往着自己以后也有食堂吃。
我吃食堂是从参加工作开始的。经历了多个单位，粗略算算，我吃食堂的时间竟有十八年之久。尽管那时多数食堂伙食不算好，饭菜亦难吃，但那种吃了饭嘴巴一抹的了别日子，对我来说，还是蛮向往的。
十八年的吃食堂岁月，有俱多的美好回忆和有趣故事，也领教了端铁饭碗的食堂大师傅的权威和霸气，对“厨下无人莫乱钻”的古训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第一次吃食堂是在八十年初期。那时，刚刚高中毕业的我，考上了村办小学的民办教师。尽管学校离家只隔一条马路，但我仍然坚持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学校只有四名老师，加上家属，学校食堂就是一桌人吃饭。因为人不多，人际关系和谐，食堂没有吃份子菜，就像一家人样吃围桌。学校请了本村一个时年60多岁的李婆婆做饭菜兼帮学生们热饭菜。
60多岁的李婆婆能说会道，精精致致，给人干净干练而亲切的感觉。她做事麻利、能干，饭菜也做得清爽可口。她的爱好就是抽烟。李婆婆家住本村坑子口的半岭，家里有田有土。每逢休息日，她就会走路回家去摘些小菜，无偿带到学校来吃。
那时，生活平静简单，社会交往也少，大家最喜欢茶余饭后的闲聊时光。周校长和做饭的李婆婆总喜欢在饭后，每人美美地吸上一阵子烟。那种吞云吐雾的神态，简直快乐似神仙。工作之余，我的爱好就是读书写稿。我自费订阅了《新闻与写作》等书籍，也尝试着向市广播站投稿。每当我收到市广播站寄来的稿酬通知单时，便也是大家分享喜悦的最开心时刻。时任周校长又曾是我的小学数学老师，他在管理学校方面特别有经验，学校的勤工俭学搞得也好。放学后，他就带领我们一起搞劳动，学校菜地、鱼塘、养鸡都经营得蛮好，土里有菜、塘里有鱼、笼里有鸡。每个月，我除了从家里带二十斤米交食堂外，只要再交5元钱伙食费就可以吃一个月。这样的日子，我过了两年半。
这段时光的小食堂就像一个大家庭，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周校长就像一家之长，做饭的李婆婆就像家庭的祖母。


八十年代中期，我考上了乡政府的招聘干部。乡政府驻地离家有三里路远，我基本上也是吃住在乡政府机关。那时招聘干部每月40元工资，不转户口，家中责任田继续承包。需要自带大米去乡政府食堂吃饭，每月交29斤大米。我所在乡政府食堂伙食费很便宜，每餐只收一角钱。
当时食堂的大师傅是有编制的正式职工，且接近退休年纪了。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都不尽如人意。印象中，这段时间是我食堂岁月中的苦日子。记得当时的食堂是四个人一桌吃饭，每桌三个菜，吃得最多的是豆渣饼蒸干辣椒。那段时间，成家了的乡干部都不吃食堂，宁可费烦自己做饭。一些离家近的干部就早晚在家里吃，甚至有些干部还到关系好的人家里吃搭餐。只剩下我们一些刚参加工作，又离家较远的年轻干部守在食堂里过着“苦行僧”的日子，且还不敢有怨言。因为大师傅端的是铁饭碗，我们端的是泥饭碗。大师傅的服务态度就如农村里俗话说的一样“病人哩恶似郎中”。
那段时间，乡政府机关上班的人也有点懒懒散散样，整天看不到几个人。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一年左右，终于熬到端铁饭碗的大师傅退休，聘请了一个临时工大师傅，“病人哩恶似郎中”的局面才得以改变。
新来的大师傅姓范，是部队的炊事班长退伍回来的。年纪不太，厨艺又好，手脚也麻利，走路带风，人也随和，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他一个人买菜兼下厨，每天早晨还要烧开水。因为咯时子的干部都没有什么电热水器之类的产品，每人都是两只热水瓶到食堂里灌两瓶开水。每天咯子多事，范师傅还做了绰绰有余。甚至他还有空闲到干部们办公室聊天扯乱弹听意见。
在这样和谐的氛围下，吃食堂的人们提出了一些改进食堂伙食，管理好食堂的办法。范师傅及时向事务长和管机关的领导汇报，得到支持。此后，食堂改为早餐吃面条或米粉，中晚餐吃米饭，八人一桌，每餐六个菜，两荤三素一个汤。每餐伙食费也适当上涨了几分钱。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解决好了吃饭问题的干部们，工作安心踏实多了。随着食堂伙食改善，服务质量提高，吃食堂的人日渐多起来了，家庭小灶逐渐减少，机关的人气也随之旺了起来，团结干事的氛围渐浓，工作实绩凸显，乡政府的多项工作在区县排名靠前。


八十年代后期，我被组织上选调到了区公所工作。刚去区上工作时，区公所食堂的大师傅也是端铁饭碗的正式职工。大师傅人勤快，脾气躁，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子筋。发起脾气来，眼睛鼓起好大八大，八字胡子好像也竖得起来似的。菜刀经常甩在食堂案板上“当当”响。有一年冬天，区上纪委书记手提着火箱去食堂灶里铲火烤。正在做饭菜的大师傅就因为冬天天气冷，铲火烤的人多，灶内柴火烧不旺，致使饭菜久蒸不熟发脾气。遇上纪委书记又在铲火，火冒三丈的大师傅二话不说，抓起灶上水勺，舀上一勺冷水就直接淋在刚铲好火的火箱内，嘴上骂骂咧咧说个不停，弄得纪委书记面红耳赤尴尬得不得了。从此以后，再冇人敢在做饭时，不征求大师傅意见随意去铲火烤。
还有一次，大师傅的一名同乡女干部随意舀了食堂瓮坛中的热水去洗头发，被大师傅发现了。大师傅也是不敢三七二十一，嘴里骂着不干不净的话，硬是将水桶中的热水倒回瓮坛中去了。无奈，女干部只好含泪用冷水才洗完了头发。
后来，因为搞计划生育的需要，自称“烧锅滴子的”大师傅抽调出来专业从事计划生育去了，由他推荐了一位老乡“麻子”来食堂里做饭。“麻子”虽说不是端铁饭碗的，且厨艺也一般般，但却擅于见风使舵，看人办事。对领导就点头哈腰，极尽恭维；对普通办事员，常常也是“卖棺材”的样，好像你借了他的米还了他的糠似的，一张麻子马脸常常耷拉得好长八长的，难得几天“阴转晴”。吃食堂的人经常要看“麻子”的脸色吃饭，感觉极不舒服。尤其是“麻子”特爱打麻将，每餐饭一吃完，他就草草捡清场面，将食堂大门一锁。稍晚一点，没赶上吃饭或打开水的人，就只好吃“闭门羮”。幸好区公所离我原工作过的乡政府很近，那段时光，我就经常去乡政府食堂里吃搭餐。


进入九十年代初期，适逢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运动开展。我作为区委社教工作队队长，带着2名干部到村里搞“社教”去了，吃住在农户家中，躲过了一年多的食堂“艰难”岁月。可是“社教”进行到第二个年头时，又却因为吃食堂的问题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那年，区委社教工作队调整到邻乡紧挨乡政府的一个村开展工作。这个村的干部在考虑我们的食宿问题时，安排我们住村民家，吃饭却在乡政府食堂搭餐，我们除了按正常的买餐票吃饭外，还由村上补助食堂伙食费每人每餐一角钱。
这个乡政府食堂的大师傅也是端铁饭碗的角色，长得油头粉面，胖墩墩的，一脑大分头常常梳得油光水滑。这个大师傅更是个厉害码子，除了脾气大，厨艺也堪称一流，特别是他烧的红烧豆腐和猪肘子更是色香味美，让人吃后念念不忘。他还极会摸罗拐，常常把一些好吃的菜留着，喊上与他划得来的领导和朋友，到食堂后面他的睏房里吃“小灶”，喝酒聊天。兴致好时，一餐饭要吃上一两个小时。大师傅最喜欢喝酒喝到佯斜势子（有点头昏脑耷，走路脚打靠的样子），也最喜欢别人奉承他厨艺好。
区委社教工作队还是三个人，我带队，另两人分别是区广播站长和经管站长。区广播站长是个吃了“灵泛得乐”的人，嘴巴皮子最会撮人。他把个大师傅哄得团团转，不但遇时有饭吃，大师傅还会经常把他奉为吃“小灶”的座上宾。经管站长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工作十分认真。常常下得乡来又错过了食堂的吃饭时间。下乡回来去吃食堂，就总以工作忙的名义跟大师傅讲，大师傅就不信他那一套。总是回答他：过了吃饭时间，冇得饭吃了，搞工作也要按时回来吃饭呀。经常弄得老同志在食堂吃不到饭，闹意见。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与村上书记、主任商量好，由村干部出面，请大师傅吃饭。大师傅因为与两位村干部蛮划脾气，硬不要村上请客，还喊我和村干部到他睏房里吃“小灶”扯酒经。
考虑到大师傅脾气犟，是个顺毛撸，明着批评他只会火上浇油，于事无补。从不抽烟的我特意花七块钱买了两包希尔顿牌外烟放在裤兜里。在大师傅安排的“小灶”餐上，我借着酒劲，既“撸”又“打”，一边专拣“奉子菜”（意即好听话），夸赞奉承他厨艺好，还送上两包希尔顿外烟给他抽。趁着他高兴之时，我话锋一转，也摆起谱来，批评他不给因工作误餐的区委社教工作队同志在食堂吃饭的错误。酒喝得有个八开的大师傅，胀红着脸，连声道歉对不起，表示以后再不会给颜色老同志看了，保证食堂随时有饭给误餐的同志吃。看到问题得以解决，我也非常高兴，又一口气连敬了大师傅三杯酒，直喝得大师傅总讲我客气，要我莫见怪。


在这个社教点上搞了7个月时间，组织上决定我去另一个乡任职。我到任之后，就有乡干部向我说：这里曾发生过上访村民把乡政府食堂的饭菜抢吃光的事件。乡干部都因为怕惹麻烦，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对待一些发生在政府院子里的群体事件都是不闻不问，以至于一段时期人心涣散，形不成战斗力。
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党政一班人思想统一，步调一致。作风建设就从带头住乡吃食堂，整顿机关院子的卫生环境抓起。尽管乡政府离家只有三里路远，但我有时住乡吃食堂一吃就是半个月。
乡政府食堂大师傅姓孔，是个端泥饭碗的女同志，年纪大约有40多岁了。因为厨艺和服务态度都好，在食堂里已做了多年的临时工。孔师傅慈母般的样子，人长得白白胖胖，逢人总是笑脸相迎，讲话柔声细气，从冇看见她发脾气。她一天到夜，总是以食堂为家，忙忙碌碌，把个食堂捡得干干净净，于四八铁，所有厨具也洗得琳琳利利（干净）、摆放规整。食堂饭菜她也做得精精致致，尽管没有什么大鱼大肉、山珍海味，但她荤素搭配均匀，做菜花样层出不穷。那怕是煮水豆腐汤和煮米汤，也让人吃了“跟尾巴”（还想吃）。特别是那盆煮米饭后留给食堂人吃的白米汤，至今还让不少人念念不忘。
随着住乡吃食堂的人慢慢多起来，茶余饭后，大家铲草填泥，你一把我一锄，硬是把个杂草丛生的院子整理得清清爽爽。工作之余，乡干部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天南海北神侃胡聊，打扑克钻桌底、打桌球戴草帽也不分什么领导不领导，书记乡长与众人同乐。有时耍夜了，就喊孔师傅去食堂煮面吃，当夜宵。从睏床上爬起来的孔师傅也总是笑呵呵，乐此不疲。人际关系日渐融洽，人心也慢慢聚拢了。工作局面得以改变，当年就有多项工作在区县名列前茅。还记得当年开年终总结会，乡村干部都特别高兴。聚餐团年饭，硬了杀了三头黑山羊和一头猪来打牙祭，谷酒也硬吃了二十多斤。吃醉哒酒的乡村干部坐在食堂里撩肩搭背，胡吹神侃到下午三点多才离去。待“酒醉癫子”们离去，孔师傅才捡清场面又做晚饭。
正是孔师傅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为办好食堂辛劳付出，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第二年，县里来了政策，没有配备正式编制的乡政府食堂均可解决一个铁饭碗编制。在全体乡干部参加的表决会上，孔师傅获得了全票通过，一辈子做梦已没想过的泥腿子端上了铁饭碗。
正式招工后的孔师傅，更是心存感激，不遗余力办好食堂，十多年后光荣退休，安享了晚年。孔师傅虽已离世，但在食堂吃过饭的人，现在提起她，还会竖起大拇指讲她的好。孔师傅的经历，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的最好体验。


九十年代中期，我调到了市直单位工作，以后就很少吃食堂的围桌了。偶尔吃食堂，也是工作日中餐，去食堂吃个份子菜。吃过之后，也是嘴巴一抹，各自忙去了，再也难有以前那种围桌吃食堂的感觉。
进入新千年以后，组织又安排我去一市直单位任主职。因为这个单位上班人员不多，办公在老城区，离行政中心食堂较远，又没有自办食堂。长期以来，工作日中餐，干部职工要么是来客了就大家一起去陪客解决，以至于经常出现客少陪人多的现象。好在那时没有现在这么严格的公务接待规定，招待费报销也只要签几个字就出得账。没去陪客的就上街吃个盒饭应付一下。
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班子决定取消到人的伙食补贴，自办食堂，一日三餐食堂开餐。结合过去多年吃食堂的经验，我认为食堂能否坚持长期办下去，关健是要有个好大师傅。
为了选好大师傅，我从家乡物色了三个人选并提出了民主确定大师傅的建议。我花了二百元钱买菜，请一号人选到我家下厨，做出饭菜请机关的同志来我家品尝。这位大师傅曾在多个食堂做过饭菜，厨艺不错，手脚也麻利，是个口直心快的女同志。尝过一号人选的手艺后，大家一致同意聘请其任食堂大师傅。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在当年的十一月食堂就正式开餐了。
为了管理好食堂，单位明确了人员、制度。并明确规定了公务接待，原则放在食堂，不上高档菜品和烟酒的规定。为了节省开支，又保证大家吃好吃饱，食堂大师傅还自制腊肉、腊鱼、腊鸭、腊肠、剁辣椒、萝卜条、霉豆腐等下饭菜。食堂里还买来谷酒浸泡成药酒，有酒瘾的人，吃饭时还可自由抿上几口价廉物美的自制药酒。遇上干部职工生日，她还会按东乡习惯蒸上一碗荷包蛋让大家分享。由于管理得当，大师傅精打细算，食堂办得红红火火，一度成为其它市直单位学习的榜样。
早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就很少有公务接待的在外签单了，无论是省市县来客还是基层办事同志，原则上都在食堂接待用餐，围桌吃饭。不少基层来办事的同志吃过食堂之后，不但夸大师傅手艺好，还很羡慕我们单位的人情味浓，有家的感觉。食堂一直坚持办到了现在，也一直还是那个大师傅。虽然我已调回到了行政中心上班，但上街去了，也还会偶尔去吃一餐食堂……
食堂就像家，大师傅就像妈。好的食堂温馨和谐，好的大师傅能聚拢人心。在社会服务业态日趋全面的今天，好的食堂，好的大师傅仍然大有市场，泥饭碗的含金量决不会比铁饭碗差。
也许是岁数大了，也许是围桌吃食堂时间长了，昔日吃食堂那种家的感觉至今影响着我的情愫。如今放眼市场，快餐、外卖彼彼皆是，我却不感兴趣，仍依然留恋着那些围桌吃食堂的岁月时光。
[责编: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