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吴晗：文章非天成，努力才写好

清梦

大师吴晗：文章非天成，努力才写好                                         2018-11-09 16:44                                                          
                  
老平房，砖瓦墙。
秋日柏树掩映之下，是与清华现代化建筑格格不入的古旧与朴素。

西院十二号
七十多年过去，门廊里似乎仍能看见那个身影———个子不高，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身上一件日日不变的布大褂 ，手里拿着刚刚起草的民主宣言，面容冷肃。
他就是吴晗。

做教授时的吴晗

吴晗

1931年夏，吴晗（1909—1969）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后于清华任教。1984年，近春园“晗亭”落成，邓小平同志亲自落笔题匾。1986年，吴晗像落成。
风雨浩浩，山河更迭，这位历史学家却于清华的历史上青名长存，永垂不朽。

斑驳树影下的吴晗像，摄于秋日午后
少时求学——入清华，治明史
吴晗于1909年生于浙江义乌的一个秀才家庭。少时的吴晗十分贪玩爱闹，游泳、骑马、抓鱼，豪放不羁。然而他父亲却对他要求十分严格。吴晗家里有一本祖传史书《御批资治通鉴》，自他七岁起，便在其父亲教导下读这本线装古书，每天念多少页，熟悉到什么程度，都有严格规定。开始时，吴晗因年少贪玩，完不成作业，便被要求跪在地上念，直到背熟；有时甚至还要在煤油灯下反复诵读，而他父亲就抽着旱烟袋在一旁守着，可谓是煞费苦心。待到吴晗12岁升入中学时，他已把那部线装古书《御批资治通鉴》全部读完了，甚至有些章节都能背诵如流。可以说这部书培养了吴晗对文史的学习兴趣，也是吴晗一生中研究史学的启蒙教科书。
求学时代的吴晗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学生”。当时清华的入学考试需要考文史、英语、数学三门科目，吴晗的文史、英语都是满分，可数学偏偏考了零分，按理应与清华无缘。好在清华看重他的史学造诣，破格录取吸纳人才，这才使他与清华结下不解之缘。

求学时代的吴晗
入清华时，吴晗早已家道中落，据他的老同学高申甫所说，“他整日穿着一件蓝布衫，一双旧布鞋，每天除了读书抄写卡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也不善于与人交际。”但恰恰是这种单调沉寂的生活给了他一个潜心做学问的好环境。
“我自己找书读，没有人指点，读了很多好书，也读了不少坏书，我是自己抄书没有人帮助，向别人千方百计地借书，有些书求了人家还是不肯借。有的书某些地方不懂，只好自己摸索。拿这个书同那个书互证……自己读目录书，学目录学，自己校勘，自己研究历史地理，研究地方方言，自己试着标点，自己写卡片。”
正如吴晗老师胡适所言，“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这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查找资料，严谨治学的态度为他后来的史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结识袁震——陷爱河，结连理
1934年，吴晗24岁，毕业后便留校任教，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说也奇怪，当时清华一位被誉为“校花”的大吴晗两岁的文学院女学长，拒绝了当时清华教务长（一位年轻的留美博士）的追求，偏偏爱上了这个尚未成名的穷小子。而这位女学长，就是后来吴晗的夫人，袁震。
袁震遇见吴晗前，先是患有肺病，后来又患骨结核并去掉两节脊椎骨，全身固定在石膏病床上，生活不能自理；感情稍不坚定的人，对这样一位朝不保夕的姑娘，早已避之犹恐不及。然而吴晗却依然向袁震求婚，主动要求照料袁震起居，坚持每天傍晚推着袁震在林荫道上散步，直至夕阳西下，待到袁震上床安睡，他才点开一盏煤油灯，开始著述与备课。

夫妻合影
当他知道自己的血型与妻子相配时，便瞒着学生和好友将自己的血输给了妻子。由于输血太多，吴晗一度患上了脑贫血，几次在讲课时晕倒。袁震知道后，十分痛心地说：“你不要再为我输血了，我反正是这个样子啦，多活一年与少活一年也没多大差别，可你肩上的担子重啊，你的身体千万不能垮呀！”吴晗听后却轻松一笑，安慰妻子说：“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为了使你早日康复，我就是少活十年八年又有什么关系呢！”其间深情，可见一斑。
袁震虽说身在病中，却不减其聪慧。因为袁震被固定在高高的石膏床上，吴晗只有立着才能同她谈话，但他毫无倦意，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袁震要喝水，吴晗就把一根玻璃管递给她，替她捧着水杯，喝了水又谈。谈的绝大部分是对理想的探求，时势的分析，学问的研究。袁震由于较早地接受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加上她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因而在各方面都能发表清新的意见，尤其在吴晗专攻的历史学领域，袁震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一切使吴晗非常佩服。

吴晗与袁震
一次二人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用了其恩师胡适的观点，这个观点却被袁震驳倒。吴晗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震笑着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吴晗听后，哈哈大笑，答道：“那我在你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
正如吴晗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言，“我并不是因为她生病我同情她，才跟她好的，而是我们俩人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一些情感，这个是生死不渝的。”
难怪袁震的大哥称赞吴晗：“忠贞之士，金石之言，真是万金难买生死情！”
硝烟四起——捍民主，争自由
抗战时期，吴晗继续在西南联大做教授。当时的昆明同大后方许多城市一样，物价猛涨，民不聊生。他当时同丁则良先生合租一所两层楼的民房。这所房子面积小，光线不足，年久失修，人走动时，扶梯、楼板格格作响，仿佛要散架似的。吴先生住在那里，安之若素，就在这个危楼上，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杂文，鞭挞国民党，刺痛蒋介石，使反动派怀恨在心，暴跳如雷。
一开始，吴晗仍旧信奉恩师胡适的“读书救国”论。但后来民族的危亡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迫使他走出书斋投身民主革命。在抗战时的昆明，在党的领导下，他和闻一多先生经常并肩战斗。进步活动的场所，常看到他俩一起出现。他们大声地发表热情洋溢的精辟的讲演，宣传抗日，要求民主，指斥反动逆流，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同学们把闻、吴二先生，一个比作雄狮，一个比作猛虎。许多青年人受到激励，眼睛擦亮了，胆子壮起来了，看清前途，从而有的转向进步，有的走上革命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派对闻、吴二先生恨之入骨，把他们列入黑名单，想置于死地。他们还造谣说闻、吴是苏联特务，恶毒地把他们取名为“闻一多夫”和“吴晗诺夫”。学生关心吴晗的安危，他却笑盈盈地说：“他们穷极无聊，你听过黔驴技穷的故事吗？”个人生死，他早已一笑置之。

吴晗在发表爱国讲演
不仅是参加集会，吴晗还注重上课时对学生的言传身教。在旧社会的大学，教师只管教书，上完课就走；但吴晗却既教书又教人。当时的吴晗主讲中国通史课，在一个破旧的食堂，几张餐桌，几把破长椅，他却能于陋室探溯源流，论及发展，明其得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实事求是，是非爱憎分明，对历史上的改革者如王安石，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评价甚高。对反动事物，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善于联系实际。例如他讲元朝时把人分等，他就说一句：“我看现在也差不多吧。”此等以古鉴今，确是令人叹服。
建国初定——究学问，铸英魂
建国后，吴晗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北平解放后的吴晗
吴晗在鉴别史料时，态度十分谨严。对许多文献和资料，他都不轻易采用，而是要加以亲自考证。对于有矛盾的地方，总是细心地寻求线索，辨别真伪，以求揭开历史的本来面目。他对学生常讲：“一篇好的考据文章，犹如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去，终于得到真正的核心。写作的人写得痛快，读的人读起来也觉得痛快。”他如此说，亦是如此做。对于《朱元璋传》中彭和尚(莹玉)的结局问题，虽然毛主席曾对他指出彭和尚的结局不应是功成身退，吴晗还是坚持要查出有关彭和尚被元朝军队杀害的可靠史料，才毫无顾虑地把它写入书中。
在排比史料与著述时，吴晗亦颇有《左传》《史记》遗风，文笔简练，却不失生动灵活。他的史学著述内容充实，逻辑性强，且毫无晦涩之处。不仅如此，吴晗还是写杂文的一把好手，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猛将。他主张“文章非天成，努力才写好”，因之，他提倡“三多：多读书，多写作，多修改”；而不同意“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旧说法。

晚年吴晗
“叱咤世惊狮梦醒，汤除人作国魂夸。”吴晗生前所题之诗恰是其一生写照。他不仅是用笔杆子书写历史，更是用鲜血与生命书写了一位史学家应有的品格与骨气！
斯人已逝，遗风长存。
吴晗代表作：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便数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倡议出版谈迁的《国榷》，主持《资治通鉴》的标点和《历代舆地图》的改绘工作，并写了大量的历史杂文；
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共出版了二百余种；
手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留下了一部方便实用的研究资料和严谨治学、刻苦钻研的学术研究之风。

文章来源：“人文清华讲坛”微信公众号

文字：张芷薇/金熙秀

参考资料：吴晗纪念文集《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

题图：寇纪美

部分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