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访问十四国随员轶闻

清梦

    周恩来访问十四国随员轶闻                                                         2019-05-31 15:28                    

  历时两个半月，行程十万八千里。周恩来访问的成功，除去他个人的魅力之外，与他拥有一支能干的随员队伍是分不开的。
译员最忙，冀氏皮衣
周恩来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是建国以来我国政府派出的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团。它历时两个半月，行程十万八千里。周恩来访问的成功，除去他个人的魅力之外，与他拥有一支能干的随员队伍是分不开的。这支队伍共有七八十人，除规格较高的代表团成员陈毅外长、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总理秘书处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等人外，还有大批的新闻、翻译、警卫等人才精英。这些人物虽然职务不算高，其业务之精通，处事之老练，每每在关键时刻发挥别人无法代替的作用，以下记录的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陈毅(右二)陪同周恩来总理(右五)访问亚非欧十四国时在埃及金字塔前合影。是他们在访问过程中的轶闻趣事。
翻译组有英、法两个语种，每个语种配4名翻译。英语组口译以冀朝铸为主，笔译以过家鼎为主，任务非常繁重。既要负责领导同志的临场翻译，还要将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在各种场合的讲话速记下来，并把新闻公报等译成外文，还要散发，少则十几份，多则四五十份，还要将对方的书面讲话译成中文。他们随身带着几架新购置的瑞士手提打字机，还带上了复写纸、蜡纸等必要的文具。他们所到之处，都是依靠当地使馆的协助，但主要工作还得自己做。有时住在旅馆里，一入住就要开始工作，从译初稿到改稿、打字、校对、油印，一通忙乎。在结束对一个国家的访问准备启程去下一个国家之前，必须把所有稿件翻译打印完毕，并准备好下一站的头一两篇讲稿译文。按当时的惯例，访问每一个国家结束时都要发表新闻公报，而新闻公报往往是在访问的最后一天才达成协议的，于是翻译们必须在访问结束前准备好新闻公报的正式文本，供领导签字。如此一来，彻夜工作几乎成了常规。唯一可以喘息的机会是，在法语国家，不用英文翻译，反之亦然。这两种翻译都得以轻松的是在阿尔巴尼亚，阿文翻译和写作组忙得不可开交。但为了配合他们的工作，其他语种的人就主动去干些后勤工作。有一次，过家鼎被派往地拉那机场看守专机。时值正月，空旷的机场寒风凛冽，冰冷刺骨。他从拂晓时起，要在零下20℃的机场站立几个小时，不一会儿就要僵了。忽然背后一沉，一件皮大衣披在了他的肩膀上，他回头一看，是冀朝铸。这件皮大衣是冀氏家族祖传下来的，又厚又重，过家鼎心头一热，不知说什么好。他想到冀朝铸自己也会冷的。而英语极其熟练中文却不太流利的冀朝铸此时更是“无声胜有声”。
两机会合，国货最好
这次访问注定是繁忙的。且不说这是一条未曾领略的航线，就是一次轻车熟路的访问，代表团秘书长也不会轻松。黄镇正是担当了这个“大总管”的角色，负责着行政、组织、礼宾、安全、后勤等一系列的工作。还没出发，他就感到这个庞大代表团的重担向他肩头压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他的脉管里沸腾。在全部纷纭、缜密的工作中，他最担忧的是代表团尤其是周总理的安全。
他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他们租用的客机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这种飞机被欧洲新闻界不客气地描绘为一种“非常老式的由美国人制造、德国人驾驶的螺旋桨式飞机”，并被不恰当地命名为“波罗的海号”。
但黄镇更相信人的因素。
他和礼宾司长俞沛文一起去做机组人员的工作，请他们吃饭，安排他们旅游。大胡子机长伸伸拇指，拍拍胸脯，咧嘴笑了笑，然后轻快地登上了飞机梯子。
1963年12月14日，代表团专机在高空发出平稳的嗡嗡声。黄镇在周恩来面前摊开地图，不时看看表。他们是在空中等候从肯尼亚飞来的另一架专机，陈毅副团长先期访问肯尼亚，按预先的周密计划在此会合。
在前面驾驶舱里，大胡子机长在自己的座位上伸了伸腿，松松身子骨，同时透过他那长得十分浓密的大胡子吹了一口气。他回身指指窗外，打了个响指。他头上戴的耳机，这时突然清脆地响起了另一架飞机通话的声音。
黄镇收起地图，往后靠到座椅上。
陈毅的飞机已尾随在后，两机成功地在空中会合。
代表团从埃及飞到阿尔及利亚时，曾涛大使告诉代表团，本?贝拉总统不久将举行婚礼。周恩来决定送给本?贝拉一份珍贵的结婚礼品。挑选礼品的任务交给了黄镇。
黄镇和俞沛文来到卡斯巴区的阿尔巴吉大街，当地人习惯上称为“阿拉伯市场”，这里保留了阿拉伯人传统的贸易方式。一爿爿古色古香的商店，陈列着毛毡、地毯、彩绸、铜盘、首饰等五光十色的商品，另外还有各种时令鲜果和阿拉伯甜点心。街头巷尾摊贩很多，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回荡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咖啡馆、饭馆和小吃店里烟雾腾腾，散发着香气。
他们向一家首饰店走去。黄镇问俞沛文：“你说总理说的‘珍贵’是什么意思？”
“我想是指价钱比较昂贵的东西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说到礼品，黄镇讲了一个笑话：印尼哈蒂妮夫人来中国访问时，陈毅让人去买点礼品。这位同志到东安市场珠宝店花了200元买了4粒绿宝石，心想让总统夫人镶嵌耳环、戒指或项链，不挺好吗？回来向陈毅一报告，陈毅哈哈大笑：“哎呀，你这个山西人，人家是总统夫人，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怎么可以拿得出手？这件礼品要符合我们与苏加诺总统的友谊嘛!”后来，只好请供应处的同志重新买了4块翡翠……
俞沛文笑得直摆手：“黄副部长你别说啦，我知道这是你夫人朱霖同志闹的笑话，也怪当时我们礼宾司没交代清楚……”
“这次咱们也挑几件贵重的礼品，但不挑绿的。印尼人喜欢绿的，可阿尔及利亚人喜欢白的，你看街上。”
俞沛文站在台阶上回首一望，可不，全城不管是高高耸立的清真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还是一幢幢平房，全是白颜色的。阿尔及利亚人喜爱白颜色，连街上行走的阿拉伯妇女一般也穿着白色的长袍。这里的人们认为，白色象征着和平。可挑了半天，还是带来的中国礼品好。
总统被刺，还去不去？
从阿尔巴尼亚飞往加纳时，出了一个意外事件。
1月2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刺客是总统的一名卫士，他被外国情报机关收买，乘中午恩克鲁玛下班走出总统府大门时，开枪射击。慌乱中，一枪未打中总统，却把保护总统的卫士长打死了。刺客转身逃跑，恩克鲁玛却机敏果敢地一把扭住了他，两人搏斗起来。刺客咬伤了恩克鲁玛的脸，却未能逃脱，终于束手就擒。从他家里搜出了崭新的一叠叠美钞。这一来，加纳局势十分紧张了，恩克鲁玛不得不搬进一所坚固的城堡居住，停止了一切外出活动，以免再遭不测。
这一局势搅得代表团领导彻夜难眠。去还是不去？即使去了，加纳方面接待的困难如何处置？在地拉那周恩来的住房中，陈毅抓把椅子，一会儿举一下，像在锻炼，又像在思索。周恩来不避艰险，决意要去，但还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他一个拳头支在腰间，默默思索，手里拿着驻加纳大使黄华打来的电报，黄华的意见是可以去。
“我先去看一看？”黄镇眨巴着发涩的眼睛问道。
周恩来的拳头松开了：“好。明天代表团抵突尼斯后，你继续南飞，先期抵达加纳。到后就与黄华同志一起去见恩克鲁玛总统，转达我们的问候和意见。”
陈毅握住黄镇的手：“我想你们‘二黄’的调门一定悦耳动听，会打动总统的。”
黄镇乘一架飞机先走，到突尼斯降落等候总理，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指示。总理到后说：“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
黄镇当天就飞到加纳首都阿克拉。
他同黄华大使去见恩克鲁玛。总统住在克里斯兴城堡里，他深赭色的皮肤，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神色忧郁。
黄镇和黄华上前问候：“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总统阁下的遇刺表示震惊和慰问。为了两国的友谊，访问一定要照常进行。”
恩克鲁玛眼睛一亮。他的心情也很矛盾，既希望周总理来，又怕失了礼，而且周恩来的安全也没有保证。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你们看我这个样子，如何出迎？”
黄镇打了个手势：“既然你们国内情况有困难，这次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必来机场迎接，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
恩克鲁玛的大眼睛顿时湿润了。消息传出，整个内阁和党的领导委员会里，没有一个人不感动。他们原先估计在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恩来不会去的。周总理从大局着眼，冒着风险去了，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恩克鲁玛，体现了对一个小国的尊重。这样的事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因为他们有个鲜明的对比：两年前尼赫鲁总理要访问加纳，已到了邻国尼日利亚，就是因为加纳北部发生了一起谋刺总统未遂的炸弹案，就取消了对加纳的访问……
周恩来替主人考虑得十分周到，可对自己的安全置之度外。国内也很关注，不时来电询问事件的发展和总理访问的情况。周恩来到达后，黄镇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内报告：“平安到达。”
克里斯兴城堡是17世纪贩卖黑奴的丹麦商人所建，当年城堡下阴森潮湿的地牢里，曾关押过成百上千的奴隶。现在还有火炮、刑具、地牢供人参观。总理要去的地方，黄镇就带上警卫先去，把周围复杂的情况交代清楚，布置应变措施。关键地方，他都与总理同在。可总理太难“警卫”了：除了会谈、参观，他又去和恩克鲁玛打乒乓球，还特地去看望了恩克鲁玛的夫人和孩子……一天，周恩来从外面回来，一个外国人从会客室出来，直愣愣朝周恩来迎上去，警卫成元功等立即上前阻止。那外国人自称是美国记者，来采访周恩来。黄镇获悉后立即与加纳警方交涉，达成协议：除了周总理乘坐的汽车和随行车队可自由进入宾馆的院子外，其他车辆包括代表团成员单独活动的车子一律经过检查，确认后方可放行。晚上，黄镇交代周恩来秘书马列，把文件包送使馆保管或抱着睡觉……
非洲的夜是幽美的。院子里草儿松软繁茂；头上银星晶亮闪烁。另一面山下也有许多小火光，伴着隐约的桑巴鼓，好像在叙说一段奇异国土里美妙而悠远的故事。陈毅诗兴大发，写完《黄金海岸》，又写《非洲》。正要给张茜写几首《遥寄》，黄镇过来了，打趣道：“陈老总，你给这个写，给那个寄，怎么不给我写？”
陈毅笑眯了眼：“你是诗书画的全才，我怎么敢给你写？还是把你写的诗拿过来欣赏一下吧!”
黄镇只好摊开本子，把在飞机上即兴写就的《从南欧到西非》和《过撒哈拉》，拿给陈毅看。
他俩的诗画都为世人称道，彼此相知也有些时日。1952年夏季，外交部召开第一次使节会议，周总理让使节们会后到几个地方看一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从北京南下的第一站就到南京，当时还是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盛情邀大家去游采石矶。他们乘坐军区的指挥船逆水而上。陈毅在舱中对弈。黄镇则与符浩凭舷张望，脱口诵出许多前人佳句。到了太白楼前，众人目光一下集中到陈毅身上，有人发话说：“老总，今日不能无诗。”陈毅心直口快，诙谐答道：“哪个有此斗胆，敢在这里作诗？那才真叫‘来来往往诗一首，鲁班门前弄大斧’呢!”说得众人哈哈大笑。接着有人又对黄镇说：“今日之游，良辰美景，不能无画。请画一幅‘牛渚览胜图’，才不虚此行呢!”黄镇含笑欲语，似应而否，众人对他投以期待的目光。陈毅也摇着扇子，连连点头：“要得!要得!”
黄镇一直没空画他的牛渚览胜图。陈毅又和他说笑：“这叫‘非洲万里行’，你要画下来，我看也能和‘长征漫画’媲美。可惜你这个大管家没得时间。我看你这几首诗写得也不错。”
说话间，陈毅已在纸上题赠了黄镇四句诗：
黄镇有三绝，就是书画诗。
如能常写作，定为天下知。
黄镇读罢，愉快地笑了。
代表团离开阿克拉前，周总理还在下榻的国家大厦专为招待代表团的服务人员举行了一次宴会。周恩来、陈毅、孔原、黄镇和童小鹏等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感动得流泪，用发颤的手举着酒杯，深情地说：“这样传奇式的故事，将永远流传在加纳人民的子孙后代中!”
周恩来始终把尊重他人放在第一位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是一个富于热带气息的海滨城市。它背靠绿色的山峦，三面环绕湛蓝的海水，高大的椰子树、芒果树、棕榈树和木棉树，郁郁葱葱，白色的建筑物掩映其间，一片诗情画意。中国客人被安排在“美景别墅”——两幢建在海边的非洲茅草屋。从外边看，草屋是圆形的，屋顶像顶尖草帽，里面却是舒适的现代化设施。屋外就是海滩，大海在熠熠闪光。陈毅眯缝两眼，叉腰吟诗，黄镇的脑海里似有一支笔在恣意纵横。
俞沛文将中国使馆的朱培庆领到周恩来面前，朱培庆是来传送国内文电的。周恩来示意他坐下，亲切地问他叫什么，多大年纪，随后说：“非洲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陆。在非洲工作大有可为。你们要立足于几内亚，放眼全非洲。要热爱非洲，熟悉非洲。你知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句诗的意思吗？”
朱培庆说知道。
周恩来转身对陈毅、黄镇说：“可惜啊，我们有的高级干部还不懂得这句诗的含义呢。”陈毅和黄镇对视了一下。他们清楚这是总理在不点名地批评一位老干部不愿到非洲某国当大使。
黄镇在以特使身份到达几内亚时，就领略了塞古?杜尔总统的热情好客。这次周恩来、陈毅一来，杜尔总统简直是欣喜若狂。会谈时，一上桌就讲两三个小时，连周恩来都插不上嘴。黄镇有时在一边替总理着急。陈毅小声跟黄镇说：“这是他们民族刚刚解放的扬眉吐气，我们不要泼他冷水。”黄镇也说：“是啊，总理没有泼冷水，不把中国的做法强加于人。”
在以后的访问中，他的这种印象更加深刻。在马里，有一次外出参观，回来时太阳快落山了，这天恰逢斋日，按当地风俗，司机下车抱着树在那里磕头。随行人员觉得总理累了一天，想催他走，总理制止道：“让他磕完头再走吧。”在尼泊尔，主人请代表团吃饭，主要是牛羊肉，随行人员怕不卫生，不让总理去。总理批评道：“人家的国王也在那里吃，为什么我不能吃呢？你们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加纳，周恩来又去尝尝当地人民的主食木薯……
到了宴会，杜尔总统摆出了威士忌、白兰地、波尔图(葡萄酒)、棕榈酒等各种名酒，十分快活地说：“今天我要请我尊敬的中国朋友品尝地道的非洲菜。”
随着迪斯科舞曲，摆上了由西红柿、黄瓜、生菜拼成的冷盘，红、黄、绿相间。杜尔总统突发联想：“这多像我们几内亚的三色旗：红色是热血，黄色是非洲升起来的自由的太阳，绿色象征非洲植物欣欣向荣，象征非洲的希望和繁荣!”
接着上了一道柠檬鸡。先把鸡切成鸡蛋大小的块，然后放在火上炖，待水沸后，把新鲜柠檬用刀划开一道小口子，将鲜汁挤入锅里。等到鸡成淡黄色时，捞出来，放在用细铁丝编织的网格上烘烤。第三道菜是油炸马铃薯条，第四道菜是烤牛肉串，接着是烤全羊……最后是炸鱼丸子放进鸡汤里，加上棕榈油和干辣椒，烧成浓汤。爱吃辣椒的陈毅抹着额上的汗珠，指着红、绿、黄色油亮亮的鱼丸汤，笑道：“又是国旗色!”
饭后，人们跳起了迪斯科和桑巴。
乘着酒兴，塞古?杜尔突然向周恩来发出邀请：“明天我们想开飞机到外地参观，我亲自开飞机送你!”
黄镇一听急了，原来并无此计划，再加上总统还要亲自驾机。他只好劝阻周恩来：“这太不安全了。要去，等我安排好汽车。”
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观赏舞蹈，并不在意。
黄镇又劝说：“到了外地还要坐敞篷车，总统的小飞机只能坐几个人，卫士们……”
周恩来坚持：“人家总统可以坐这种飞机，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坐？要尊重主人的安排嘛。”
黄镇知道说不动总理，就找卫士长商量：“小飞机坐不下，你们从地面上坐车走，提前走，一定要保证总理安全!”
于是，在总统的小飞机起飞前，卫士们就坐上车，马不停蹄朝前赶，不时张望空中，看是否出现那架令人提心吊胆的小飞机……
周恩来和塞古?杜尔抵达以后立即乘上敞篷车，人们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上大红大绿、大蓝大紫的民族服装，伴着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总理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印痕。
埃塞俄比亚是另一种情形。当时他们还未同中国建交，而且受美国的控制。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总理去访问，另一方面又怕美国施加压力。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我方，准备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美国报刊立即对此叽叽喳喳，说这是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但是，周恩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友谊，体谅了埃方的困难处境，仍欣然应邀。有些代表想不通，周恩来解释：没有关系，美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
代表团到达阿斯马拉这天，穿着燕尾服的部长，佩戴勋章的高级将领，披着黑色长袍的柯普特主教和各国使节云集机场。黄镇在国内就听说，这个国家信奉柯普特基督教，这里的教堂是世界上唯一不讲地球是扁平的和宣告彼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古罗马的犹太总督)为圣徒的教堂。当时，埃塞俄比亚只有25个合格医生，而牧师却有15万人。塞拉西皇帝70多岁了，在非洲政治领袖中资格最老。这天他戴着热带盔，穿着卡其布制服，外披斗篷来迎接周恩来。他身材不高，消瘦，黑胡子，鹫型脸。和周恩来握过手，他再三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在首都搞接待：“不是像美国报刊讲的那样，绝对不是。我在阿斯马拉接待你们，正是要叫美国人看看我和中国的友好，因为这里是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人最多。”
黄镇要求警卫人员一步也不能离开总理。塞拉西包了一个叫东宫的旅馆。旅馆里只有两套房子，皇帝夫妇住了一套，周恩来、陈毅和黄镇住一套，黄镇安排成元功等4人住客厅。
黄镇与秘书们紧张地准备总理答谢宴会的讲话稿。
答谢宴会前，周恩来还在犹豫，许多观点都讲过了，是否有必要再讲。但双方在会谈时观点不一致，有过争论，不讲也会发生误解。他又征求陈毅、黄镇的意见，他们都说：“宴会有驻当地各国领事参加，为了照顾埃皇的面子，以不讲为好。”
总理也赞成：“可以不讲。但要改变一下方式，使他们知道我们的意见。”
黄镇按周恩来的意见，让礼宾司长俞沛文把讲话稿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说，请转告周总理，他的意见、他的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宴会上周恩来就没有讲。经过这次访问会谈，埃塞俄比亚不久便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飞机要起飞了，黄镇又精神抖擞地向机组交代注意事项。这一路，大胡子机长感慨颇深。他握着黄镇的手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像你们的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还有阁下您对我们工作和生活表示的亲切关怀……”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后，本来应该另换一批机组人员。但是他们18个人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服务到底。他们的愿望实现了。访问结束到达昆明时，他们提出想到北京看一看。黄镇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就派中国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并同陈毅副总理一起专门招待了他们，还派人带领他们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临回国时，大胡子机长已经学会了用中国话说“周恩来”。他噙泪与黄镇紧紧拥抱，说：“我们去了!以后周恩来总理有出访的任务，一定还叫我们来!”他又掏出与周恩来的合影，喃喃低语：“回去后要把这张照片放大到12寸，挂在我的房间里。客人来时，我就告诉他们，我给周恩来总理开过飞机!”
总理兴致，改名“杜山”
周恩来是个闲不住、又极其细致的人。他的目光掠过之处，都会记忆在心，或者过问一下。当他躬身坐进机舱时，看见女摄影师舒士俊扛着个笨重的摄影机走过来，就连忙起身接过摄影机，扛起来掂掂分量，说：“带这么个大东西呀，多重!”
摄影师皱起眉头：“我们只有这种机器，国际上早淘汰了。遇到赶拍紧急镜头，总是弄得满身大汗，而且机子响声大，干扰别人。”
代表团秘书长黄镇也插话说：“现在还好，一到非洲四十来度，可够他们呛的。总理，你批点钱，叫他们换套新设备吧。”
周恩来问：“买套先进的轻便的机器，包括洗印全套设备要多少钱？”
黄镇沉思了一下：“我跟他们聊过，少说也得八九万。”
周恩来取出钢笔，当时就批了十多万美金的需用款。他又叮嘱黄镇：“他们很辛苦，你要让医护人员注意摄影师的健康，加意护理。”
访问过程中，摄影组的同志们和翻译一样忙，不但要拍合影镜头，还要随时抓拍领导人的活动镜头。往往回到宾馆都是午夜，仍不能休息，要紧接着冲洗照片。那时显影、曝光、放大，都要摄影师亲自动手，一忙忙到大天亮。不过趣事也不少。
在几内亚的时候，有一天，周恩来朝摄影师杜修贤招招手。杜修贤以为是要照相，就过去把镜头对准了他。可周恩来摆摆手，扭过脸把陈毅的秘书杜易叫过来。他笑而不语地打量着两个姓杜的，对陈毅说：“老总，你看看老杜像不像非洲人？”
总理是个比较严肃的人，平时很少开玩笑，所以他一开口，都以为他要说什么事情，连陈毅也一本正经地回答：“可不是么，非洲的太阳硬是太厉害。”
周恩来指着杜易和杜修贤说：“你叫杜易，几内亚总统叫杜尔，我看啊，你老杜就叫杜山，正好是杜易(一)、杜尔(二)、杜山(三)。”
陈老总这才缓过神来，开怀大笑：“要得，杜氏家族，一二三，一家子兄弟!”
总理亲自给“改名”，杜修贤也是荣幸之至，从此，上上下下也都开始喊他“杜山”，这也成了杜修贤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