谪仙人：云想衣裳花想容，再进长安入仕梦

兰梅

            谪仙人：云想衣裳花想容，再进长安入仕梦                                    

            

        2019-12-09 06:51                    

                          云想衣裳花想容，再进长安入仕梦

说到李白，众人皆知。他虽然号称“谪仙人”，其实他的功名欲望是很强烈的。他有着儒道间杂的人生观。不得志时，做梦都想做官，特别是想做大官、做宰相。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为此，必得想方设法挤入官场。在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的春夏之交，他第一次进长安进行政治活动，但并没有混出什么名堂。不过，此次他还是结识了一些名人，如唐玄宗的妹子玉真公主（赐号“持盈法师”）、秘书监贺知章等，并结成了“酒中八仙”之游。虽然没有达到“为辅弼”的愿望，但使他的名声从此煊赫起来，为天宝元月（公元742年）唐玄宗的召见打下了基础。
天宝元年夏季，李白与道士吴筠同隐于浙江曹娥江上游的剡中。吴筠首先受到唐玄宗的征召，由于他的直接推荐，更由于贺知章与持盈法师等的间接支持，因而唐玄宗也派人征召李白入京。这样一来，使得这位“谪仙人”大大出乎意外，他大约以为：从此可以满足他的“历抵卿相”（见《与韩州书》）的大愿了。请看他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的末尾两句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洋洋得意的形态，不真是有点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吗？
李白第二次入京，气派不像第一次那样隐居终南山，漫游坊州、邠州等地，自叹穷途末路；而这一次是在金銮殿上被召见，并得以代草王言，侍从游宴，待诏翰林，大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机。他自己也因此感到无限荣光。关于这一段生活，李白自认为是平生最为得意的，直到晚年他都念念不忘：“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见《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你看现实中的李白是多么得意！文人一得宠，就会为皇上、圣主写出一些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诗文。从表面上看，李白亦不能免。他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就是这样出炉的。现抄录如下，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二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三首：“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三首乐歌都是奉旨而作，但却真实地呈现出李白作为所谓“谪仙人”体察世情的感想与思考。
第一首，歌颂名花。一、二两句，合在一起看为赋，乃对于名花作正面描述；分开看为比，以美人的衣裳与容貌，比喻名花的叶和花。“云想衣裳花想容”，一个“想”字让人悟得：望彩云而想到衣裳，见容貌而想到鲜花，贵妃即花。谓其因得到春风、露华的滋润（即君王的恩泽），因而就显得非常美丽。三、四两句为比，以“群玉山头”和“瑶台月下”的仙子作比，谓其具有天仙一样的容貌与姿态。
第二首，歌咏妃子。先是以花作比，谓其天香国色，一枝红艳，就像是凝结着香露的牡丹，不仅写出了颜色，而且写出了香气，写出了天然无饰之美。再是以人作比，诗仙又联想到汉武帝的皇后赵飞燕。可是赵飞燕的绝代之色还得依仗新妆，哪能比得上不施脂粉、天然绝美的杨贵妃呢。
第三首，歌咏君王兼或叙说诗人自己的观感。就歌咏的对象看，从名花，至倾国，所谓“两相欢”与“带笑看”，分头表述，此则归结于君王。一、二两句中，一个字非常关键，即“长得君王带笑看”的“得”字。这个字如果换成“使”，谓“长使君王带笑看”，可能就要被砍头。于是，名花、倾国、君王三者，既已被伺候得服服帖帖，三者之间的关系，也给摆得平平正正，足见现实中的李白在专事吹捧方面也确有十足的功力。
李白此诗，为人们大为赞赏，也确实显露出他非凡的创作才能。但现实中的李白是不是诗中的李白呢？详研此诗即可了解，李白入京被置于翰林院，这只是以文词秀异而待诏供奉而已，并未授以正式官职。但凡看过宫廷戏的人都能明白，这只不过是皇上的一名奴才。随叫随到，招之即来。现实中的李白对此应是心知肚明的。不信，你看这诗中的最后两句话：“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无限恨，恨什么？从字面上看，并非解释春风，而乃春风解释。为协和平仄，调换了位置。主语是春风，谓春风把无限恨释放出来。从字义上看，刚刚说“两相欢”，马上说“无限恨”，到底为什么呢？为着警告当事人：不要得意忘形，高兴得太早；同时，也为警告自己，警告所有的人：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不常好。字面、字义弄清之后，即可明白，于沉香亭北倚阑干，即诗人的一种揭示与思考。依我看，这是全诗真正的意蕴所在。也就是说，淡荡春风，往往给人带来无限烦恼。这就是无限的恨，在这个世界上，相信谁也不能幸免。这位倚阑干者，就是诗中的李白。李白在赞颂皇帝、皇妃的同时，对官僚显贵却取“平交王侯”的故态。这也正符合诗人李白的性格逻辑。
诗人李白，向来是不肯谨小慎微、屈己下人之人。这次进京曾发生过令高力士脱靴的故事，便充分显示了他的兀傲精神。他才气横溢，受玄宗青睐，这本已招致旁人嫉恨；侍从之暇，在长安市上游冶饮酒，不拘礼法（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称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就必定要受到排挤打击。结果表明，因谗言所及，玄宗也看不惯他了，说“此人固穷相”（见《西酉杂记》），“非廊庙器”（《本事诗》），从而打消了原先任他为中书舍人的打算。据李白晚年朋友魏颢说，进谗言者是玄宗爱婿、翰林学士张垍。又有一种传说是高力士的诬陷。高挟脱靴之怨，摘李白《清平调词》中“可怜飞燕倚新妆”之句以讽刺杨贵妃。总之，李白自知在京城已待不下去了，终于上疏求去，最后，他怀着悲凉、怨愤而依恋的心情，高吟着“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见《古风》四十）的高傲诗句，离京东去。
对于李白来说，二次进京，好像是一场梦，赐金还山，恰是大梦醒来。《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这一段生活的形象化总结：“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看得很清楚，诗人的怨愤难以消平。
从天宝元年秋天满怀希望进京，到天宝三载春天完全失望离京，前后只有一年零五个月，此时，李白才四十三岁。李白的二次进京，使他目睹了朝廷内部的黑暗腐朽，清醒地认识到大唐的“盛世”已经过去（之后不久即发生了安史之乱）。以赐金还山作为分界线，其后期作品不仅数量，而且以深刻的社会内容为内涵的质量，远远超过了前期。此时的李白，犹如一梦醒来，诗才毕现，从而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卓越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