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一辈子，一道题——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远山

陶行知：一辈子，一道题——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2020-07-26 00:00                    

                          

7月25日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行知先生逝世75周年纪念日，斯人已逝，但其思想依然像一盏明灯，对今天的教育思想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想到终于有了前行航向，陶行知兴奋得直接取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说，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深信不疑，把“陶文濬”改为“陶知行”。

坚持“做”才是教育进步的核心。他积极主张在“做上教，做上学”，信奉“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

这份以“做”为逻辑起点的初衷，是陶行知一生最可贵的坚持，也是各种创造、生化、淬炼的基础。可以说，在创新这方面，陶行知甚至比杜威的步子迈得还大。

此时的他，已不再亦步亦趋于杜威，而是看出中国国情下的教育之路，绝非盲从任何权威所能解决，一切得由自己选择。这样，在人生走到第四十三个年头时，他再一次给自己改名“陶行知”，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即唯有实践才能有真认知。

“一道题目，三个名字”。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做”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出发点，亦是归宿地。

陶行知矢志不渝的，是对这个国家，能“焕一时之新颜，成一派之新学，立一世之新风”的希冀。

他走过王阳明，走过杜威，用三个名字，证悟一道“知行难题”；并于此中，见证我国教育在内忧外患中的求索和改革之路；还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完成了一场教育现代化的救赎运动。

这，既给时人带来勇气和智慧，更让后人看到更为宽广和可待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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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一辈子，一道题

作者｜邱磊

来源｜教育改进社员村

在中式的文化基因中，西洋的“做中学”思想，往往被看成是对“知”与“行”的解读。先秦以来，哲学家对于“知”与“行”的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孰难孰易，一直吵吵嚷嚷，莫衷一是。而从近代走来的教育家群体中，有一位奇人，可以说一辈子都在破解此题。国人喜欢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可这位先生，却为了这道题目，来回改了三趟名字，直到无字可用、另造新字的地步。但他终以自己的名字，包括其中耐人寻味的经历和觉悟，解出了这道题的答案。斯人已逝，其名永传。

这位奇人，叫陶行知。

启蒙·学之短长

陶行知生于一八九一年的安徽歙县。当时，歙县由徽州所辖，虽然山地纵横，贫瘠穷困，却素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传统文化，当地书院林立，素来崇师重教。可以说，徽州这种雨露均沾的“地缘馈赠”，不分贵贱，无论贫富，扶助无数本土家庭成为书香门第，形成了文化上的集聚效应。陶行知一生所享的教育红利，即得之于此。

其父陶位朝，初经商，后务农，再教书，且有个爱好诗文的特点，是位“耕读才人”。行知尚年幼时，父亲正在家里耕种薄田。普通的农事杂活，一到他手里，仿佛就沾了书卷气、墨香味。如上山砍柴，锄田拔草，总能激发诗兴。父亲稍一空闲，就随口作词，快意吟诵。这种不言之教，显然濡染到天赋异禀的行知。在尚不懂事的他看来，“诗文”总是与田园、麦芒、鸣虫有关。与“农事”的对话，对底层劳动的体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理解世界的语言，也成为日后变革教育的初心。弗洛伊德认为，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终身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胡适与陶行知，两人同乡（安徽徽州）、同门（都拜于杜威门下）、同岁（同一年出生），却在教育道路上，一个入高等学府振臂疾呼，一个踏村舍田野开启民智。这其实就跟各自的童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行知四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认字。说起来，这还有段插曲。有一天，父亲正伏案写信，小家伙不声不响地在一旁观看，过了一阵，他模仿父亲写字的姿势，用手指头当笔，在桌子上有模有样的比画。父亲看到，又惊又喜，遂决定教他认字。一年后，这一幕重现，但这次是被邻村的秀才方庶咸看到。当时，五岁的行知在地上用树枝临摹对联，正巧被正设蒙童馆的方秀才瞧见。方秀才看小家伙聪慧过人，还曾数次在私塾外驻足“蹭课”，就有意试了几次，发现果然资质上佳，就免费为其开蒙；还从《舜典》“濬哲文明”一句（意为“智慧而文明”），淬出“文濬”二字，作为他的学名。（《陶馆通讯》，第五十八期，安徽陶行知纪念馆）

就这样，从方先生算起，到十七岁入广济医学堂，陶行知大致经历了为其打下传统文学基础的吴尔宽先生、为其打下国学基础的王藻和程郎斋先生、为其打下西学基础的章觉甫和唐进贤先生等人。遇到这么些学识好、心肠好、还各挡一面的先生们，确有运气的成分，但无一例外，又都缘于他“行以求知”的坚持。且不说常常翻山越岭奔走数十里山路，他的“王门立雪”（因王藻先生正在讲课，不敢惊动而在雪中站立良久）、“柴读工学”（清晨上山砍柴，在集市卖完后，再去求教程郎斋先生）、“孝读工学”（因照顾母亲，主动分担其劳动重担，而被唐进贤先生赏识，得到学习的机会）等故事广受流传，就是明证。如果说，他从父亲的教诲中，得到了劳动的意识和习惯，那从诸位老师手里得到的，就是劳动的馈赠和福报。

年少的这段经历，让“工”（劳动、做事）与“学”（学习、学问）逐渐成了一对相互制约、又相互成全的关系。可能陶行知那时候还没有“做中学”的意识，但从他日后创立的“工学团”来看，思想的种子此时就算埋下了。那什么是“工学团”呢？说来也简单，那便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有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立志·虑之得失

陶行知手迹《民之所好》

陶行知的时代，山河破碎，国力羸弱，内外交困。他之所以考入广济医学堂，本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这与孙中山、鲁迅、郁达夫等人学医的初衷相同。但因受教会歧视，愤而退学。他也从过军，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地方武装暴动“华山起义”，还从过政，当了半年的徽州府议会秘书。但在这些左突右冲中，他唯一能“学”到的，只是无疾而终：军队的迂腐陈弊，“媚民政客”的鱼肉横行，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的冷漠、麻木，让陶行知感到无论是“医人”还是“医国”，都缺少了实实在在的根基，就像浮云在天上飘着，终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一九零九年，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又转入金陵大学文科。在内忧外患的逼仄下，危厄之局让他对教育有了坚实而迫切的思想基础：“人民贫，非教育莫之高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之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陶行知全集》）当时，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抱有“救亡图存”的思想，但经历种种挫折后终才清醒：相比于坚船利炮，唯有教育才是开启民智、自强自立、抵御外辱之道。从这一点中，可以看出陶行知经过冷静思考和树立鸿鹄之志后，终身选择“教育”的历史必然性。

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到王阳明我的心学。“从戊戌到辛亥，思想政治界的一些先行者，无论是较为温和还是较为激进者，都极其推崇王学。”（《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章开沅、唐文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心学相比传统儒教而言，更强调个人的奋斗与证悟，把“个人的作为”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以实际的行动改变世界、改变自己。这一积极的价值主张，恰恰是传统信仰崩塌、观念混乱之际的“及时雨”，特别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胃口。想到终于有了前行航向，陶行知兴奋得直接取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说，对“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深信不疑，把“陶文濬”改为“陶知行”。

改名之举，显示了他的决心。既然有了王阳明的“知”作底气，那“行”自然得紧紧跟上，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来了一波高调作为：在校时，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于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并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这一番马不停蹄的操作后，陶行知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次转折：遇到被称为“美国天字第一号思想家”的杜威。从王阳明那里，他笃信“知行合一”，但不久，杜威的阐释，更振聋发聩：凡事都等想好了再做，其实是来不及的。很多情况下，是先做起来，然后边做边学、边做边改、边做边完善，直到彻底解决问题。进一步说，杜威的“做中学”也认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不过“做”是“学”的起点。这一论断，在后来杜威来华，孙中山向他请教“知”与“行”的先后顺序时，得以确认。陶行知特别信服杜威的，是这套行知思想，或叫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中的创造和落地。那就是“教育即生活”理论。

五四期间，杜威在华访学，陶行知、胡适、蒋梦麟等一帮弟子为师父宣传、推广，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对传统教育的猛烈批判，给僵化陈旧、沉疴难起的旧教育带来了新血液、新力量和新希望。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杜威，他的教育理论最为人熟知，也最有影响力的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从做中学”这三句话。它们的核心就在于“生活”与“做”的统一。这一方面和王阳明的“行”在某种意义上不期而遇，另一方面又大大拓展了教育实践的可能，将传统教育的受益面一下子从“点”拓展成“面”，从“单维”的身心修为延伸至“多维”的社会化、网络化的整体训练。

陶行知受此启示，大为兴奋，曾说:“我们必须有从自己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作根，然后别人的相类经验才能接得上去。倘使自己对于某事毫无经验，我们绝不能了解或运用别人关于此事之经验。”（《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这显然是受到杜威的影响。因为生活是无处不在的，每个人的“生活力”也各有不同，“春色无高下，花枝自短长”，只要将生活融入教育本身，调动和改造每个人的经验，则每个人必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长之道。从此，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开始慢慢成形。

启业·形之上下

陶行知与育才学校儿童在一起

一九一七年秋，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任职，但均不长久。相反，他富于传奇和艰辛的教育生涯，是从主动脱下西装，再换上布衣，四处奔波开始的。他研究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尤其是“做中学”这一问题上，陶行知于一九二五年在南开大学讲演时提出：坚持“做”才是教育进步的核心。他积极主张在“做上教，做上学”，信奉“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陶行知全集》）

这份以“做”为逻辑起点的初衷，是陶行知一生最可贵的坚持，也是各种创造、生化、淬炼的基础。可以说，在创新这方面，陶行知甚至比杜威的步子迈得还大。譬如，他没有选择稳坐在高校里搞“学问”，而是身体力行，跑到广大的农村、市镇、村舍、街道中，创出一个新天地：发动并指导了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抗战教育等；推动幼儿教育、儿童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义务教育和中高等教育方面大力改革；创办晓庄乡村师范、育才学校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生活教育社等改革社团；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首创“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的“标签”，“做中学”的基本逻辑，就形如一条盘旋上升的螺旋线，从最寻常处演化，“做”与“学”彼此互生、交织，由简单而复杂，循单调而多元，直至把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推向历史的最前沿，能引一时之风气，可立百世之功德。

举一例来说，陶行知像传教士一样，到商店、家庭、旅馆、工厂、军队，甚至是寺庙、监狱，去推广平民教育，向胡适、郭秉文等教授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免费寄送《平民千字课》教材，甚至规定自己每天至少写一封信。有一次去北大校长蒋梦麟（也是杜威的中国弟子）家中“怂恿”其办平民读书处，蒋校长实在无暇分身，他便说：“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家中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梦麟苦笑说“错是不错……”没等他说完，陶行知就接过话头“那不就行了！你要是没有时间，只要下令‘从今天起，家里不识字的都要学字，识字的都要教字’，其余的我来替你干！”蒋梦麟拿这位执拗的学长没办法，就将自己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叫来，陶行知果然正儿八经地教了他们，并请他们“即知即传”，再去教佣人和车夫。

所以，“做”到什么地步，才算是到位呢？在陶行知看来，必须得臻于至善。经历了这些常人难以胜数的教育实践后，他又学到了什么呢？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陶行知在《思想的母亲》一文中写到：

“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单极的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位母亲便是行动。……所以我要提出的修正是在困难之前加一行动之步骤，于是整个科学的生活之过程便成了：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了行动，如此演进于无穷。”

看来，此时的他，已不再亦步亦趋于杜威，而是看出中国国情下的教育之路，绝非盲从任何权威所能解决，一切得由自己选择。这样，在人生走到第四十三个年头时，他再一次给自己改名“陶行知”，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即唯有实践才能有真认知。

但陶行知很快又认识到，从“行”到“知”只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再由“知”到“行”又是更高的阶段，乃至“行动——知识——再行动”不断循环更迭，人的成长才有不竭的潜力，而教育亦有无穷的妙趣可言。就这样，他写了一首小诗：“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他的“行-知-行”理论，超越了王阳明和杜威的“行知二元论”，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实践观，相对一致。这样，他把“做中学”提炼为“教学做合一”，即“教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是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他对此有两种简洁而准确的解释：一是“教人学做事”，仅仅五个字，把“教”、“学”、“做”三者间的逻辑关系讲得清清楚楚；二是“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把相互间的立场和角色做了定位。只有通过“做”来教，才是真正的教；只有通过“做”来学，才是真正的学，相互之间，是对立统一的。

说到此，陶行知最后一次改名也就水到渠成了，他独创了一个字，作为自己的新名字。其由“行”与“知”相合而成，且“行”为形旁，“知”为内芯，很像衙门的“衙”，读作“gàn”。意在“行为知始”，更在“行-中-行”的教学做合一。“干”的读音，更透出一股勇往直前的闯劲和豪情。

结语

“一道题目，三个名字”。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做”是培养现代公民的出发点，亦是归宿地。陶行知矢志不渝的，是对这个国家，能“焕一时之新颜，成一派之新学，立一世之新风”的希冀。他走过王阳明，走过杜威，用三个名字，证悟一道“知行难题”；并于此中，见证我国教育在内忧外患中的求索和改革之路；还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完成了一场教育现代化的救赎运动。

这，既给时人带来勇气和智慧，更让后人看到更为宽广和可待的未来。

本文发表于《教师月刊》第三期，有删节。

作者，邱磊，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中国教育报刊社特约评论员，专栏作者，江苏省南通市陶研会理事。在《人民日报》《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等发表文字60余篇。近年研究中西方教育思想，出版著作有《“偷师”杜威》《杜威教育箴言》《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等。现任职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