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治家之道：勤俭，孝悌，睦邻

远山

曾国藩的治家之道：勤俭，孝悌，睦邻          2021-02-09 09:28                    

                          

曾国藩，字伯涵，湖南湘乡人士，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显赫又颇具争议的人物，但他的治家思想却得到后人高度一致的赞许。

曾国藩自小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嘉庆二十一年，6岁的曾国藩入家塾学习，在塾师的教督下开始学习《大学》《中庸》《论语》等经典之作，随后又于湖南衡阳的唐氏家塾、湖南湘乡的涟滨书院和省城的岳麓书院深造，以更好地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道光十八年，曾国藩离家进京，殿试取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后由道光帝亲拔为第二名跻身翰林，此后便一路高升成为朝廷二品大员。在此期间，他博览群书，开始阅读《朱子全书》，师从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由于受其“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要实现修、齐、治、平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就必须着眼于现实，将理论和实践结合。也正是这种刚健有为的积极入世精神深深地濡染并引导着曾国藩的人生，进而成为曾国藩治家之道的精神养料，影响着他对家人的训教。因此，在实际治家过程中曾国藩注重以孔孟之理论教育子侄后人，强调家人要做到“慎独”、“主敬”、“求仁”以不断进德修身、完善人格 。

不仅如此，他还严格要求子侄后人虚心学习儒家思想，品读儒家经典。其长子曾纪泽4岁就进私塾，接受良好的儒家启蒙教育，由于悟性极强，5岁时读完四书五经，19岁参加本县科举考试便中榜。由上可知，曾国藩的治家之道，正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并落到实处，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贯穿其中，最终实现一准乎礼的家庭昌隆。

勤俭持家，克勤克俭

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历来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曾国藩亦将勤俭思想作为其治家的首要原则。在他看来，勤则百业俱兴，勤俭的实践与否关系到家庭的兴衰，古人所言的“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不无道理，无论治世也好，乱世也罢，家中勤俭之风不可丢。他多次写信告诫诸弟要谨记勤俭的教诲，咸丰四年在《致涔弟温弟沅弟季弟》一信中说道：“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俭’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俭，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俭，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曾国藩极其看重勤俭，他认为克勤克俭是治家的惜福之道，家人应培养俭朴的精神 , 家世虽处鼎盛，仍不可忘寒素之风。在日常用度上，曾国藩教导子侄家人要厉行节俭，家中男子必须下地耕种，不可坐车骑马，女子不要懒惰，要亲自纺纱织布、做饭烧菜，他说“凡菜等茹手植而手写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

此外，他常提醒家人要时刻反省勤俭方面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敦劝兄弟子侄家里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三思而后行，即：“余于‘俭’字做到七分，“勤”字则尚无五分功夫。弟与沅弟于“勤”字做到六七分，‘俭’字则尚欠功夫。以后应各勉所长，戒其所短，弟弟每一分钱均需三思”。他强调家中的用度一定要有计划，要爱惜物力，不可漫无节制，否则便会丢了寒士的家风。家里的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等均不可随便丢弃，应分门别类摆放整齐，有的将其修整方可再用，这样不仅可以变废为宝节省财务，还可养成勤劳节俭的好习惯。

为了保持曾氏勤俭之风，除了在日常用度上强调节俭外，即便儿女的婚姻大事也力求节俭，儿女联姻须寻勤俭、孝友之家，不要与贵族官宦之家攀亲，以避免染上奢靡的恶习。因此，对于大儿子曾纪泽的婚事他特意写信回家，希望能选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儿媳刚过门不久，曾国藩便告诫儿子引导儿媳要织布，种菜，勿忘书、蔬、鱼、猪的耕读勤俭之本，“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孝友治家，长幼有序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自古以来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是维系中国传统家庭稳定的基础，因此，曾国藩的治家之道极其注重“孝友”的思想，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要求晚辈们要切实讲求。曾在家书中写到：“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曾国藩坚信，父母孝顺、友爱兄弟是家庭祥瑞的预示，世人所谓的因果报应不一定事事皆应，但惟独孝友可立即得到吉报。

曾国藩毕生推崇孝悌友爱，认为孝友是维系家庭团结稳定的不二法门。在曾国藩看来，孝友之家首要的是要做到对长辈奉养、尊敬和关怀，这种关怀是永恒持久的，不会因时间的流失而改变，子女即使不在父母身边也应想方设法尽到对父母的一片孝心。道 光二十九年，从家信中得知祖父病重，日渐不多，远在京城的他忙于公务甚是内疚。因而致家书于诸弟时写道“诸弟仰观父、叔纯孝之行，能人竭力尽劳，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竞未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父母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在曾国藩数以千计的家书中，但凡给父母的都以“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虽然这只是一种书信敬语，但也足见其对父母孝心的真挚、恳切。

此外，曾国藩还注意兄弟间和睦友爱的重要性，身为曾氏长子，他一生对诸弟的教导几乎达到了一种须臾不忘的境界。他认为家庭的和睦稳定不止要在对长辈孝顺方面下工夫，兄弟间的和睦友爱也同等重要。兄弟间和睦融洽，即便贫困不堪，日后也定会兴旺发达，但若不和即便大富大贵，也可能走向衰微，即所谓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必败。因此，在曾国藩的治家之道中将“孝”、“友”二者紧密结合，并贯彻于具体的治家实践中，使其现实化，具体化，也正是他“爱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兴”的思想，成就了曾氏家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兴旺。

邻里和睦，立业兴家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骨肉亲情尽管血浓于水，但由于诸多外在因素的阻隔使得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作为家庭人际关系延伸的邻里关系成为曾国藩治家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曾国藩教育兄弟妯娌、夫妻儿女等家人间要和睦的同时，也要求兄弟子侄要善待邻里，与其和睦相处。

曾国藩时时叮嘱家人对邻里要恭敬善待、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他继承祖父的“人待人无价之宝”的思想，并将其作为重要的治家方略和传家宝典。同治二年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到：“我家初移富坨，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有也”。

家人要对邻里恭敬友爱，如果有邻里来家中，必须恭敬款待，如果自己没有那份精力，就专门请一个人在家款待宾客，以做到有喜必贺，有疾必问。曾国藩强调，兄弟子侄必须正确处理与邻里的关系，讲求相互谦让，做到以邻为善。某年曾家修黄金堂，因争地界和隔壁邻居发生矛盾，两家互不相让以致闹到要去县衙打官司，曾国藩得知此事后连夜写了一封长达千字的家书，并在文末附上清朝康熙时文华大学士主张包容思想的一首诗文“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尤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当曾氏家人阅读完这封长兄快马加鞭送到的长信时，心情豁然开朗，决定为邻居让地三尺，在曾家的这一豁达之举下，邻居也深深受到了感染，按让地三尺的做法向曾家修建新宅行了方便。

与邻里相处过程中，曾国藩注重以和为贵的同时也要求家人家里做到散财济困，惠及乡邻，为乡邻多添实惠。由于对家乡贫民的同情，在家书中提出了设置义田的想法，以惠乡民，“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瞻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瞻救二十四都贫民”。

曾国藩勤俭的治家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治家之道。克勤克俭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传统治家思想的精华，它是历代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内容，更是曾氏家族的祖传家风。曾国藩认为，培养勤劳、简朴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惜福之道。他曾于家书告诫家人：“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巨，有福不可享受尽，有势不可使尽”。在曾国藩看来，虽然家境日渐宽裕，但家人不可忘记勤俭的家风。所以，他一方面强调要勤劳，另一方面强调要节俭，并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家庭日常的用度上。当然，在力从勤俭的同时他也坚持做到严于律己，将“简政、简出、简居”贯彻终身，身为朝廷大员，每餐仅用一荤，无客至，不增一荤，实属难得。

如今，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改善，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很多不顾国情，只顾个人享乐，大肆超前消费，讲排场，比阔气等不好的价值伦理取向。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勤劳、简朴不再是光荣的字眼，反倒成为低档次、低品位的象征。这一系列被歪曲的价值取向如若任其发展，势必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绊脚石。在此背景下，曾国藩的勤俭治家之道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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