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开国大典，毛主席下批示：不准任弼时出席！真实原因让人泪目

华忠

49年开国大典，毛主席下批示：不准任弼时出席！真实原因让人泪目                                                         2022-01-30 22:25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天安门广场30万军民隆重集会，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图 | 开国大典

这个历史性时刻来得过于艰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虽然进入了近代化社会，但是域外势力频繁干涉我国内政，清政府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异常困苦，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具有划时代意义，党带领人民仅用了28年时间就移走了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开国大典这天让无数中华儿女扬眉吐气了一番，我们终于翻身做主人，国家拥有完全主权，人民能过上期盼已久的幸福安宁生活，这一天本该由中央五大书记，即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朱德，任弼时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民众共同欢度这一伟大时刻，但是毛主席却亲自作了批示，不准任弼时出席开国大典。
此时的任弼时正在玉泉山的住处打开收音机，聆听天安门的现场播报，当他听到毛主席说新中国正式成立之时，激动地对身边的妻子陈琮英说道：“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我们要好好珍惜它！”
为何毛主席会下此命令，任弼时为何会身处玉泉山都不来参加庆典，是犯了错误，还是另有隐情？真实原因听了让人泪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被誉为“党的骆驼”的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璀璨人生：
1904年，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汨罗市一个教员的家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家中日子还算过得去，任弼时自5岁起就跟着父亲后面读书，通晓中国古典名著，7岁时进入明德小学，由于读书识字较多，在班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小学毕业后，12岁顺利考入长沙师范附属高小部，后来直接以第一名成绩进入长郡中学读书。
在校期间，学校里充斥着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他在这里接触到不少新思想，等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任弼时也走上街头，跟着同学们游行，宣传反帝反封建口号。
原以为他的求学之路会一帆风顺，谁知到了1920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家中一落千丈，连交学费的钱都凑不齐了，只能被迫退学，他也想去法国勤工俭学，但是此时的长沙局势不稳，赴法勤工俭学办事处停办了。
图 | 任弼时

恰巧毛主席和何叔衡等人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准备赴俄求学，任弼时在五四运动时期就知道毛主席大名，当时毛主席等人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针对时局看法的观点，任弼时看完后大为赞同，两人的革命观点极为相似。
所以，任弼时就奔着毛主席名号来到研究会，经过毛主席介绍，他来到上海先参加俄语学习班，等时机成熟再前往俄国。
1920年10月，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前的小高潮，陈望道翻译的首批《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正式发行，任弼时等人一睹为先，他首次具体了解了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什么叫做阶级斗争，什么是工农大众，未来将要走向何方，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若想当今的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必须像俄国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广大的工农群众才能翻身做主人，他于当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立志终身为国家崛起而奋斗。
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学习，任弼时终于能够用俄语初步交流，1921年春，他和刘少奇等同志穿过赤白军交战的火线，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俄罗斯的东方劳动者大学，这里是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地方，未来这里将走出无数我党高级别领导人。
家境旁落的任弼时没有因为身处异国他乡就觉得低人一等，反而每天认真学习，掌握了众多理论知识并付诸实践，课外时间，他就和刘少奇等人打零工，饿了就吃黑面包，多年后他回忆那段时间挺辛苦，但非常充实，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1924年秋，他接到党组织指令，回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虽然他年纪不大，但也是一名归国干部，彼时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对待工作非常认真负责。
图 | 年轻时的任弼时

在他代理中央书记的两年时间里，时常在与当时党中央领导陈独秀相处时，当面谏言，陈独秀被他的耿直气得大怒，有一次甚至直接当着任弼时面将后者的报告书撕毁。
可能在旁人眼中，任弼时是一个针尖对麦芒的人，但只有任弼时自己心里清楚，他一直在追求真理，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就算自己受到降职处分，受到千夫所指也在所不辞。
尤其是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任弼时向陈独秀提出不可妥协，应该把我党成员放在其他军中时，几乎没有人同意他的主张（只有毛主席，周总理等少数成员赞同）。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将枪口对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全国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这时的党内同志们才发觉任弼时此前争论的观点都是对的，唯有斗争，唯有掌握军权才是硬道理，所以众人在“八七会议”上推选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任弼时也就此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这一年他才23岁。
此时国内各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毁灭性打击，任弼时作为中央委员来到各地巡查，1928年3月，中共安徽省各县党委遭到很大程度破坏，很多优秀骨干不幸被捕，安徽党组织建设进入停滞阶段，任弼时冒险来到安徽指导当地党组织重建工作。
他首站来到芜湖，在省临时委员会机关召开了一次党组织骨干会议，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要求他们处理好省临委内部矛盾，不可让敌人趁虚而入，一切工作看上去都在井然有序地展开。
3月15日，任弼时在当地省委带领下来到芜湖城西北参加当地团的会议，可没曾料到这支队伍中有叛徒，此人趁着中途休息，将消息悄悄通知国民党反动派，没一会儿，一批国民党军警赶来，将在场所有人全部带到国民党南陵县看守所。
任弼时在看守所中，敌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他身上除了搜到一些零星钞票外，再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敌人决定对他展开突击性审问，任弼时始终坚定一个说辞：“我叫胡少甫，来自湖南，因为家中受灾，只能来到外地工作，因为自小就爱看《三国演义》，得知南陵有座小乔墓，我就想来此处做生意，我当时是问路人才得知有个香油寺，刚准备去那许个心愿，也不知怎么了，你们就将我抓到此地，我是犯了什么法吗？真是莫名其妙！我要是出不去怎么和我老板解释这个事情，他会扣我工钱，你们能负责吗？”
图 | 任弼时

敌人却浑然不信这番话，说道：“你去香油寺，怎么会跑去中共集会地方，老实交待，你去那里是商讨什么要事，说清楚的话，我们会考虑放你一马！”
任弼时继续刚刚那套说辞，急红了眼的敌人命令法警拿来踩杠，想要对他施以酷刑，但是任弼时面无表情，理直气壮地叫喊：“你们就算踩死我，我也无话可说，事实就是如此！”
敌人听后就在他身上用踩杠，用皮鞭抽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但是任弼时咬牙坚持，没有透露半个字，无可奈何的敌人只能将他送到船上，顺着长江而上关到安徽省会安庆。
等任弼时等人上了轮船后，很多旅客都跑到甲板上来围观，任弼时就是这么随便一瞥，就看到了他的老乡彭佑亭，此人在安徽，江苏一带贩卖丝绸，恰好乘坐此艘轮船，彭佑亭正准备朝任弼时打招呼，任弼时朝他眨了几下眼睛，暗示对方不要说话。
这时候，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都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押送任弼时等人的士兵朝着人群喊道：“前面的人快走开，几个赤脑壳，有什么好看的，要看就看你们自己！”
任弼时心生一计，扭动着身子对那名士兵喊道：“警官，你可千万别乱说，让大家误会了我，我不姓赤，我姓胡，名少甫，我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这次是来南陵做生意的，你们不信的话还可以问陈琮英，他在上海……”
这个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妻子，他刚刚说出来的这番话当然是想让彭佑亭听见，好让这些事情转告给自己妻子，找人设法来搭救自己。
彭佑亭不愧是他小时候的玩伴，立刻就明白任弼时的意思，趁轮船出发前下了船，转搭火车直奔上海，按照任弼时说的地址找到陈琮英，陈琮英得知情况后虽然心急如焚，但还是迅速将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图 | 任弼时

任弼时乘船抵达安庆后，被关押在饮马塘监狱，在这里的每一天，他都遭到敌人严刑拷打，希望任弼时改变之前的口供，但是任弼时是个硬骨头，无论敌人怎么威逼利诱，他始终说自己名叫胡少甫，是做生意的，敌人也拿他没办法，只能暂时将他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一起。
另一方面，上海党组织从陈琮英口中得知任弼时的情况后，立刻通知安徽地下党组织采取营救措施。首先就是从长沙请来一名优秀的律师，将任弼时设法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1929年2月，安徽省高等法院专门派人来到长沙，找到长沙公署核对了一次口供，陈琮英也找到自己的堂兄陈岳云，以纸店老板的身份与任弼时口供作了对质，国民党审讯人员怎么也找不到一丝破绽，最后只能无罪释放任弼时。
出来后的任弼时身体非常虚弱，陈琮英为他在安庆一处靠江的地方找了一处小楼，让他养好身体再去工作。
然而他还没休息几个月，就又踏上新的征程，这次他的任务是赶往上海主持江苏省委日常工作，可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在租界开会时，又一次被人逮捕进了监狱，这次抓捕他们的是外国巡警，任弼时趁着巡警看向别处，立刻吞掉了身上的文件，在看守所里只被搜出一张月票，这个月票的背面写的住处是火灾中被烧掉的房子，巡警想详查也无从下手，就用电刑逼迫任弼时说实话。
任弼时化名为彭德生，说自己是从江西来上海投奔亲戚的，只因亲戚写错地址才来到此处，敌人怎么也不相信，用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身上血肉模糊，任弼时当场就晕厥过去。
敌人立刻朝他身上泼了一桶盐水，任弼时直接被痛醒，他还是原来的供词，敌人愈发感觉这个“犯人”口风非常紧，有着共产党员的特征，于是继续对他严刑拷打，多亏了周总理通过中央特科关系才将其保释出来。
图 | 任弼时

短短一年时间里，两次入狱，尤其是第二次被电刑折磨得不成人样，任弼时身上就此落下了病根子，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总是会感到身体非常疲劳，走点路都会感到头晕。
长征时期，他亲自领导红二方面军，以身作则，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全军上下所有事情他都亲自操劳一遍，导致他年纪轻轻就有了高血压，看东西都比较费力，红二方面军的战士们都以为他已经50多岁，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任弼时仅仅30出头，不过是日夜操劳，加上身上有严重的伤病，才会看起来一把年纪。
任弼时自己看得很开，时常会对身边的人半开玩笑地说：“同志们，我现在之所以抓紧一切时间工作，是因为我的伤病不足以支撑我活得太久，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做些事！”
长征有多苦想必各位都大概知道，他们时常缺粮，只能挖野菜，啃树根，煮皮带，为了摆脱敌人的追赶，经常要不分场合急行军，一次在夜间行进时，当时天空黑暗，众人伸手不见五指，任弼时按照惯例走在队伍最前列，他的脚掌被一根竹签贯穿，鲜血直流，疼得他走不了路。
为了不成为累赘，他当场将长达10余厘米的竹签拔掉，简单包扎后就直接上路，由于没有得到充足的休息和经过系统性消毒，他脚上的伤口在碰到污水后直接发炎化脓，就在他准备将脓包戳破之时，卫生员伸手阻止了他，毕竟在那个医疗条件很差的年代，戳破脓包，如果再感染的话，就很难救治了。
卫生员给他的脚进行了系统性消毒和包扎，一旁的战士们将任弼时硬抬上战马，不许他再走路。这一次受伤直到几个月后才恢复如初。
在随后的一次经历中差点丢了性命。红二方面军在渡过一条河流时，任弼时被大风卷起的水浪给拍打到深水区，他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不断地挣扎，虽然战士们及时将他救起，但他浑身被河水打湿，上岸后的当晚就发了高烧，本来身子骨就比别人差，这一发烧，直接昏迷多日不醒。毛主席，周总理都以为他可能会命不久矣，悲痛不已，为“即将失去”一名优秀的同志而感到惋惜，幸好奇迹发生了，他足足在床上躺了3天才清醒，硬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熬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图 | 中间拿草帽的是任弼时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展开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劝任弼时趁此时机去苏联养病，自己虽然不舍得丢下手头的工作，但无奈自己的身体已经千疮百孔，是该去苏联看看了，任弼时在苏联待了两年，身体经过初步治疗有很大的好转。
他此行不仅是看病，还操劳着我党和苏联的关系，他托人转告斯大林，务必相信在毛主席带领下，中共会将抗日进行到底，并在《真理报》上刊登了毛主席和朱老总的合影。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任弼时不放心国内情况，突然返回国内，想为党，为人民多做点实事，党内大大小小的事务经过他之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党内的老妈妈，中国人民的老妈妈”，任弼时却非常谦虚，他始终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绝不为人民添麻烦”的原则。
毛主席等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次劝他多休息，可任弼时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周总理感叹道：“任弼时同志是党中央领导中最忙的一个，可他身体也是最差的！”
1945年4月，我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为中央的五大书记，这五人组成党的最高决策层，对往后的革命活动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所有机关和人员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当各位领导人来到北平后，还需开展一系列建设，任弼时不顾本就虚脱的身体，强行参加工作，亲自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上起草了1.2余万字的报告，可在会议上刚刚讲到一半，就感觉心跳过快，头晕难受，临时让别的委员代他念完，自己却坚持不离开现场，直到几个小时的会议开完，他才去看医生。
医生给出的检查结果是血压过高引起头晕，眼底血管也有出血现象，其他四位书记立刻决定强制停掉任弼时的手头工作，让他前往玉泉山休养。
图 | 周总理

与此同时，开国大典也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任弼时也想参加，毛主席担心他的身体完全无法承受超额活动，如果一旦晕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亲自发来批示：“不允许弼时同志参加开国大典，必须在玉泉山安心休养，但你可指定代表参与庆典！”
任弼时看到批示后，无奈地对着棋子说道：“这可真是太遗憾了！忙了这么久还是没等来这个机会！”
毛主席希望任弼时不要多想，同时期盼着他能早日恢复健康，特意让人为他送来一缸金鱼，并且还有一封书信，上面写道：

  “弼时同志：送上金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任弼时口中念道：“主席有心了！”
任弼时在休养期间，周总理，朱老总，贺龙等党中央领导人时常会来看望他，他们会下下棋，走走路，打打球，共同回忆难忘的革命岁月。
1949年10月1日，任弼时作为新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是多么希望能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可是身体不争气，他只能让自己的女儿代为出席。
任弼时躺在玉泉山的住所，听到毛主席喊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饱含泪水，这一天来得太不容易，希望中国能就此繁荣富强。
1949年10月底，毛主席特意致电斯大林，让他派来苏联内科主任瓦西林柯和神经科主任康诺瓦诺夫教授为任弼时检查身体，这一检查让众人倒吸一口冷气，任弼时除了严重的高血压，心脏，肝肾，肺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害，鉴于国内医疗体系落后，任弼时被送往苏联治疗。
11月，任弼时和妻子在两位教授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进行系统治疗，他的病情有了一定好转，期间，毛主席首次访苏还去看望了正在休养的任弼时，主席劝他不要考虑工作事情，务必要安心养病。
1950年3月底，任弼时自认为身体大有好转，就强烈要求回国，遭到身边的警卫员好心劝说，但是任弼时却一直操心国内工作，硬要回国。
图 | 右二为任弼时

1950年5月，任弼时回到国内后，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想继续工作，主席劝说无效之下，只能勉强答应，规定了任弼时每天工作时长不能超过4小时，任弼时虽然满口答应，但是一旦工作起来就根本不停歇，工作时长又恢复到以往的9，10个小时，他的病情再一次恶化。
当年10月1日，他终于如愿登上天安门城楼，虽然比原计划晚了一年，但总算了却了自己一桩心愿，当党中央领导人决定出兵朝鲜后，任弼时比之前的工作量更大，每天甚至一半的时间都会用来工作，这一次，他的身体彻底垮掉，10月25日凌晨，他在工作中血压急剧上升，虽然经过医生全力抢救，但还是于10月27日逝世，享年46岁，他是“过劳死”，是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英雄。
他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话变成了自己精彩的一生，谨以此文向伟大的任弼时书记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