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为何在1955年授衔时没能入选？

华忠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为何在1955年授衔时没能入选？                                                         2022-05-07 15:30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举行了授衔仪式，一共授予了10名元帅、10名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和802名少将，共计1042名开国将军。

授衔仪式
其中，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被授予元帅军衔，原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原红四方面军洪学智、谢富治、陈锡联、周纯全和许世友等10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
问题来了，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却没有出现在这份授衔名单中，甚至就连中将和少将也没有被授予。那么，他究竟经历了哪些历史？又犯过哪些错误？
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和态度，我们一同回顾陈昌浩的人生历程。为了抵制原文抄袭现象，文史不假只得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附加标识，实属是无奈之举，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陈昌浩
陈昌浩（1906年8月——1967年7月）
，字子藩，原名陈海泉，曾用名陈苍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人。历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和西路军政委等职，曾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且获得了“卫国战争奖章”，虽犯过错误但依然不失为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陈昌浩出生于湖北一户贫穷的农民家庭，从小就天资聪慧并且勤奋好学，顺利考入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就读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国家的衰败不堪，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了学生中间的积极分子。

五卅惨案
1925年5月30日，上海两千多名学生在租界内示威游行并且散发传单，呼吁全民共同抗议日本纱厂的剥削和压迫。结果，英国巡捕房出动军警镇压，打死打伤了数十人，还逮捕和关押了一百多人，史称为“五卅惨案”。
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声援上海学生的正义之举。作为校学生会主席，陈昌浩全力号召武汉学生和社会各界都能参加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声援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5月，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推动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的一部分率先开赴湖南。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北伐动员令”，十万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后，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了。

北伐军誓师
受此影响，国内民主革命的热情一片高涨，许多热血青年都投身其中。期间，陈昌浩也满怀信心地加入了国民党，还在汉阳的国民党党部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宣传和政治研究工作。
不过，在中山先生过世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迅速分化，相互之间倾轧不断。经过波诡云谲的明争暗斗，汪精卫击败胡汉民等人成为了国民政府主席，成为了名义上的一把手。

蒋介石和汪精卫
汪精卫虽然深受孙中山器重和信任，但他长期都是从事党务和政务的工作，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军权。为了稳固地位，他不得不拉拢手握实权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反而造成了他的尾大不掉之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反共”为名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向共产党人展开杀戮的同时，他也撇开汪精卫自己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召开了“分共会议”，完全终结了来之不易的国共合作局面。从此以后，曾经被所有人都寄予厚望的大革命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到了严重的白色恐怖，革命形势一落千丈。曾经与共产党人联系紧密的陈昌浩也被波及，甚至遭到了通缉和搜捕，只得转入地下工作。
为了坚决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继续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我党通过南昌起义组建了自己的军队。受此鼓舞，陈昌浩也希望能够投身其中参加军事斗争，但还是在当年9月被组织派往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
进入中山大学后，陈昌浩除了主修经济学以外，还接受了军事和哲学的系统教育，更积极参加一系列的公开演讲和活动。很快，他得到了王明的关注和吸纳，还成为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由一些激进青年组成的松散组织，由于相同和相近的理念而走到了一起，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不过，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习气，直接影响了陈昌浩今后的人生。
1930年底，国内革命的形势已经如火如荼，陈昌浩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国内。很快，他在博古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便当选共青团中央委员，一直待在上海从事理论工作。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和屠杀，我党在多地都点燃了“星星之火”。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牺牲，鄂、豫、皖三省的红军队伍日益壮大，终于创立了豫南、鄂东和皖西这三块红色根据地。
为了整合革命力量，中央将分散的几处根据地整合为鄂豫皖苏区并且成立了特委统一领导，指定由张国焘、沈泽民和陈昌浩这三名同志担任负责人。
张国焘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上任之初就雷厉风行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显得有些激进。他不仅整顿了党风党纪，还着力调整了一大批的干部，甚至存在排斥异己和树立山头的嫌疑。
作为一名新进党员，陈昌浩在张国焘面前显得有些生涩，也显得有些软弱。以至于，他完全唯其马首是瞻，一度丧失了原则性，任由对方推行了许多的“左”倾路线和宗派路线，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931年，张国焘将分散的红军游击队加以整合，在湖北黄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在领导班子方面，他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担任方面军总指挥，任命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红四方面军
陈昌浩比徐向前年轻五岁，二人在军事上和理论上都各有千秋。徐向前从基层指挥做起，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陈昌浩从苏联留学归来，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
在陈昌浩和徐向前的默契配合和相辅相成下，红四方面军发展得很快，战斗力更是节节攀升。受此影响，鄂豫皖根据地的面积也不断壮大，逐渐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为了消灭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蒋介石调集了数十万大军进行“围剿”。在张国焘“左”倾错误指挥下，广大军民虽然英勇无畏，虽然流血牺牲，但还是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西进至陕南和川北一带。这次长途的战略转移，虽然保存了革命力量，但红军也是损失惨重，许多将领都对张国焘的“左”倾路线提出了质疑。
1932年12月8日，红四方面军在陕西秦岭南麓的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具体讨论下一步的方向和路线，史称“小河口会议”。据许世友将军在《我在红军十年》中回忆:
会上，曾中生、旷继勋和余笃三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斗争，要求他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行为，还要求重新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
眼见会议非常的尖锐，为了避免出现分裂和更大的矛盾，作为政委的陈昌浩起到了非常积极和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面，他勇敢承认自己的责任，甚至还替人受过；另一方面，他又维护了张国焘的领导地位。
“小河口会议”虽然开得有些激烈，但总算实现了既定的目标，也形成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决议。不过，张国焘却对此非常介意，更对那些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们产生了怨恨。
川陕根据地建立后，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军政机构，张国焘担任主席，陈昌浩和徐向前担任副主席。不过，刚站稳脚跟不久，张国焘就以“肃反”为名，开始罗列和编织罪名打击那些提出过反对意见的同志们。
1933年2月，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第一次党代会上发动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还信誓旦旦地讲话:
这些同志在脱离鄂豫皖苏区的艰苦斗争中，变得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
如果单纯反对右派也就罢了，可张国焘却将这种运动无限扩大化，导致一大批的干部和群众都被打倒，甚至被处决。甚至于，他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了小组织的活动。而红四方面军中托陈派的主要领袖，就是曾中生、旷继勋、余笃山、舒玉章、王振华、杨白等人。他们利用红军西进和此次收紧阵地的机会，大大活动，散布红军要垮台的言论。
面对“肃反运动”的蔓延，作为副主席和总政委的陈昌浩终于意识到了严重性。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转变了之前的支持态度，通过“木门会议”才做出了暂停肃反运动的决定。
直到此时，陈昌浩虽然深受王明、博古和张国焘等“左”倾路线影响，虽然有些唯唯诺诺和谨小慎微。但是，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没有过错，而且在群众和干部中间很有威信。

博古和李德
1934年10月，在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死伤惨重，终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无奈之下，中央总部和红一方面军撤出了苏区，被迫开始万里长征。
为了缓解红一方面军的压力，红四方面军开始主动向泯江地区转进。对此，颇具大局观念的陈昌浩非常积极主动，体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无私无畏和牺牲精神。

懋功会师
到了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终于实现了懋功会师。几天后，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临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王稼祥和张国焘等人，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方针。
为了表彰和鼓励红四方面军，“
两河口会议
”还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之后，中央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任命陈昌浩和徐向前为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
对此，权力欲极重的张国焘还不满足，竟然在红四方面军内部煽动不满情绪，有意制造一、四方面军的摩擦。而陈昌浩也丧失了自己的党性，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去支持张国焘，犯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为了促成红军的团结，为了达成北上抗日的目标，周恩来同志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厚颜无耻地接任了红军总政委，而陈昌浩也成为了中革军委常委和前敌总政委。
为了整合部队，红军被分为了右路军和左路军，准备相互配合共同北上。其中，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一部分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前敌总政委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指挥。

毛主席
在洛甫、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坚持下，右路军决心北上陕甘，但张国焘却顽固地率领左路军南下，两支红军队伍渐行渐远。结果，陈昌浩却率领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和第30军脱离了右路军，二次踏入草地后与左路军进行会合。
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了红四方面军高级会议，公开另立了“第二中央”。直到此时，陈昌浩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1936年9月16日，左路军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了临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徐向前、贺龙和陈昌浩等人。张国焘依然认为与胡宗南在静会地区作战是不利的，主张部队西进青海；而以朱德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却坚持认为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应该实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这一次，陈昌浩终于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北方会师。
面对岷州会议的决议，张国焘无奈下达了北上的命令，也终于促成了历史性的会宁大会师。此后，陈昌浩彻底意识到自己曾经的错误，开始坚决执行中央的所有指示。
为了稳固根据地，中央做出了西征的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一同率军西渡黄河，希望能打通甘肃、新疆一线，希望能从陆上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

西路军
西路军虽然作战英勇，也取得了不小的战绩。但是，面对西北地区的顽敌，还是由于缺乏群众基础和后勤补给而被迫后撤，而陈昌浩和徐向前也在历经万难后返回了延安。

西路军纪念馆
自此之后，陈昌浩陷入到深深的自责之中，将西路军的失败归咎于自己的指挥错误。当时，正值中央严厉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路线，他作为主要的当事人，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和教育。

毛主席和张国焘
好在，陈昌浩及时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脱离部队后调入中宣部担任宣传科长和国际科长。后来，他又兼任了抗大的教员，专门讲授经济学和世界史，逐渐成为了文职干部。
陈昌浩的身体状况长期不佳，胃溃疡非常的严重，时常疼得无法工作。1939年8月，他经组织同意后前往苏联治病。不过，由于曾经的错误行径，他在康复后被共产国际强行留苏审查，甚至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去采石场搬运石料。
卫国战争爆发后，陈昌浩自愿加入苏联红军去抵御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因为作战英勇，他还获得了一枚“
卫国战争奖章
”，之后的生活状况才得到了一些改善和提高。
在二战结束后，陈昌浩依然没能回国，只好利用自己中文和俄文的语言优势，开始在莫斯科进行翻译工作。不过，他始终都心系自己的国家，心系自己所在的政党，数次写信要求回国。
直到1952年春，陈昌浩在经过苏联政府批准后，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回到北京后，他多次向组织申请安排工作，被分配到马列学院担任副教育长，潜心进行党史和理论研究。
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陈昌浩被调任副局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理论的研究。不过，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涯，加之在苏联时期的境况不佳，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到了60年代初，陈昌浩主动病退后回到了湖北的原籍。期间，他在与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们聚会时，依然悔恨不已，依然泪流满面，不住地忏悔:
我在长征中犯了错误，西路军时又打了败仗，但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宽大了我，回国后还让担任马列学院的副教育长。后来又调我至中央编译局工作，充分发挥了我的特长。这些都是肺腑之言，绝不违心！
在那场大运动开始后，陈昌浩历史上的错误被无限放大，甚至还被某些人诬蔑为“反党分子”，遭到了不断的批判。面对信仰被质疑，面对人格被侮辱，他到了绝望的地步。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悄悄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经抢救无效后死亡，享年仅仅61岁。

1980年8月21日，中央终于为陈昌浩同志平反昭雪，还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徐向前元帅的主持下，李先念、王震等500多名老领导亲临现场致哀，经党中央最终审定的悼词为:
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和人民的一生。
到了1984年，胡耀邦同志亲自做出批示:
西路军失败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并非故意为之，陈昌浩是被迫害致死的，应该恢复名誉。

陈昌浩
不可否认，陈昌浩同志在历史上的确犯下过严重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过巨大损失。不过，他能在最后关头幡然悔悟，即便身处苏联依然没有叛逃，依然选择回国效力，体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