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实际是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等地理范围内展开并结成的一个巨大丛体。”项目执行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
“这个丛体内部,各地方文明都在各自发展。在彼此竞争、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又相互交流、借鉴,逐渐显现出‘一体化’趋势,并于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我们将之概括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3]
“截至目前,我们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4]这就是今日中国人站在新的峰顶回望历史之路时在起点处看到的那个景象:5000多年前,一个多元一体的巨大“丛体”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土地范围内同时发生,并启动了“中华文明总进程”。
“当时的中国出现很多地区中心和强势文化,如以良渚遗址群为核心的良渚文化、以石家河遗址群为核心的屈家岭文化、以大汶口墓地和丹土城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以牛河梁遗址群为核心的红山文化、以西坡大墓为代表的仰韶文化西王类型、以大地湾乙址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等。
苏秉琦曾提出‘古国-方国-帝国’的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之路, 严文明调整为‘古国-王国-帝国’,王震中修正为‘邦国-王国-帝国’。我们可称此时这些互不统属的小国并存的时代为早期中国的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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