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真楼台还是假楼台
二十八字中写出江南春景,真有吴道子于大同殿画嘉陵山水手段,更恐画不能到此耳。清朝的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批评了杨慎的一段话:
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名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无论是千里还是十里,何文焕和杨慎都强调了诗人眼前景色的真实性。从杜牧的另一首作品《念昔游三首其一》看,那时候应该还是有不少寺庙的:
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不过,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很多人认为杜牧这首诗隐喻着兴衰之感。黄生在《唐诗摘钞》中说杜牧笔下不是写真实景物,那些曾经的楼台都早已经不复存在,只是诗人没有直说,而用”烟雨中“曲笔道出:
曰“烟雨中”,则非真有楼台矣,感南朝遗迹之湮灭而语,特不直说。当年南朝建了那么多的寺庙,如今江山依旧,楼台已成遗迹,诗人在烟雨之中遥望似有似无,空留一番感慨和遗憾。不过杜牧虽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但是就像白居易用“汉皇重色思倾国”来讽刺唐玄宗一样,杜牧说的寺庙未必仅是前朝的寺庙,要知道唐朝那些年崇尚佛教,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
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看来杜牧说的四百八十寺还少说了,不过诗家语的数字不必当真,无非是形容“多”的意思。
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诗人说你梁武帝萧衍那么明智勇武的一个人,创立了梁国,却因为笃信佛教舍身做佛的奴隶,竟然搞得国家灭亡,而自己被囚禁活活饿死也不醒悟。何况地位卑下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本来就知识水平不高,岂不是更加糊涂了吗。
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 《武宗本纪》,会昌五年三月,唐武宗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同年四月,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
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由此可见,当时(845年)的全国的寺庙多达”四千六百余所“,不知道江南有多少寺庙被拆除了。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会昌四年至会昌六年杜牧任池州刺史,在唐武宗的毁佛运动中他是亲身经历者。后来他在唐宣宗大中年间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记载了武宗禁毁佛教事。
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武宗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
后至会昌五年,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佛教徒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无论是土地还是人口都影响到了唐朝廷的统治基础,因此唐文宗时就发现”吾民尤困于佛“。从《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表达出来的内容来看,作为要齐家治国的读书人,杜牧应该是支持这一措施的:
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士歌诗之,后必有指吾而骂者。乃作南亭。“不过,唐武宗在第二年就去世了,继位的唐宣宗反其道而行之,于是轰轰烈烈的毁佛运动终于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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