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严打”始末：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最终结果如何？

白乙

“83严打”始末：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战争”，最终结果如何？                                                         2022-09-13 10:42                                       

            新中国并非在建立之后便永远祥和安宁，上世纪50年代，还有一些国民党特务与土匪勾结，横行乡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解放军花了很大力气才将其全部剿灭。到了80年代，社会上又开始动荡不安，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增长，党中央在研究之后决定进行一场“严打”，逆转不良风气。

让我们把世界拨回到1979年，邓公力排众议，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同时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合并，部分营业状况不佳予以关闭。
当时国有企业吸纳了大量男女青年，这一改革，致使将近2000万人失业，流入社会中。与此同时，非公经济的发展迟缓，远远无法创造出足够多的岗位接收这批人。
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开始入侵，青年们受“美式自由”思想的影响，迫切的追求彰显“个性”，他们两两三三的聚集在一起，经常做一些违反道德与法律的事情，以表现自己敢于冲破“束缚”。这种人现在一般被称作小混混，或者社会人。

久而久之，这股风气开始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而且他们的行为也愈加过分，已经到了严重触犯刑法的地步，例如当年轰动一时的“二王事件”。
所谓“二王”，指的是王宗坊与王宗伟两兄弟，他们是沈阳人，因为想搞点“快钱”，于1983年2月某夜混入部队医院中盗窃，结果被保卫科的民兵发现。他们恼羞成怒，居然持手枪胡乱开火，打死4人，打伤1人后逃走。
沈阳公安局立即展开追捕行动，王氏兄弟不敢久留，登上火车向南逃窜，于湖南衡阳境内被乘警发现藏有枪支，他们马上开枪制造混乱，趁机溜走。
湖南警方立即布置警力进行堵截，王氏兄弟四处躲避，期间多次与民警交火，打死打伤数名民警和无辜百姓，最终在武警部队的围剿下才被击毙。

这件事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邓公当时已经觉得社会要治理了，便召开特别会议想听从一下其他领导人的意见。
就在此时，一件大事又发生了，邓公闻讯后，立即决定进行严打，誓要铲除危害社会的败类！这件事便是“杨得志将军的女婿遇害案”。
1983年，杨得志的二女儿杨秋华与军官结婚，两人决定去河南南阳度蜜月。这天，杨秋华在逛街的时候，被几个小混混调戏，她的丈夫很生气，就教训了小混混一顿。小混混不肯善罢甘休，居然找来一个腐坏警察为自己撑腰。这警察的岳父是当地公安局局长，平日里素来嚣张跋扈，听闻小弟受辱，竟去找杨秋华的丈夫算账，竟将其活活打死。

邓公得知此事后，一时感到胆战心惊，这群人连国家功臣的亲属都敢动，实属无法无天！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敲定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具体事项，并指示国务院立即执行。
1983年8月25日，“严打”正式开始，全国警察联起手来，对犯罪分子重拳出击，短短几个月便摧毁数万个“帮会”、“社团”，缴获枪支弹药无数，另有将近10万人迫于压力，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交代自己的罪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有很多高干子弟与地方流氓混在一起，做出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党中央对此绝不姑息，命令警察公事公办，处决了一大批罪大恶极之人，其中就包括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陈东平。
后来，党中央进一步将“严打”的烈度提升到战争层面，要求各地军警在三年内分阶段开展“战斗”，保证每一个阶段都能取得重大成果。
至1986年，严打正式结束，有超过170万人被公审判决，另有32万人因为未成年被投入劳教所进行素质教育。不安定因素由此被清除大半，社会重归和谐，人民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回归正常。

“83严打”是一场针对犯罪分子的歼灭战，表明了党中央维护社会安定的决心，在如此高效、强硬的手段之下，国内治安环境迅速清朗起来，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刑罚是打击犯罪、遏制违法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严打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冤假错案，这无疑给执法行为蒙上了一层阴影。公检法部门也在随后做出了反思，并以此为戒，优化了执法的过程，减少了类似事件的发生，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白乙

83年严打过后，为何96年再次进行严打？两次严打有何区别？                                                         

2022-09-08 11:05                                       

           说起“严打”这个词汇，想必不少人都听说过，它的意思就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严打”开始于1983年，当时大批知青陆续返城，城市积累了很多无业游民。与此同时，这也滋生出很多犯罪分子，他们整日游手好闲，打砸抢烧无恶不作。到了1982年，全国立案74万起，其中大案6.4万件，尤其是“东北二王”案件，更是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为了整顿社会治安，中央决定从1983年8月起开展“严打”，这次行动一直持续到1986年10月，历时3年零5个月。83年“严打”的效果很好，查获了犯罪团伙19.7万个，逮捕犯罪分子177.2万人，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各种犯罪活动。值得一提的是，83年“严打”期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有不少高干子弟也撞上了枪口。比如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陈再道上将的儿子陈东平、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等，最终都被判处死刑。

到了1984年，全国立案数量降为51万件，特大案件已经很少见了。“严打”结束后，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百姓也开始过起了安居乐业的平静生活。但到了1996年，为何再次进行了“严打”？两次严打有何区别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相比于83年“严打”，96年“严打”的时代背景和要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众所周知，83年“严打”的效果并没有持续多久，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社会治安再次面临严峻挑战，其中原因也很复杂。首先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引进的书籍和影视中夹杂了不少暴力内容。其次，当时贫富差距也开始逐渐显示，一些人出现了仇富心理。最后，由于很多企业进行了改革，一大批工人被迫下岗，他们大部分人选择再次就业或者自主创业，但也有部分好吃懒做的人，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1995年，全国立案数量高达150万件，尤其出现了“鹿宪洲案”、“白宝山案”等特大案件。从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全国范围内展开第二次“严打”。相比于83年“严打”，第二次“严打”吸取了经验教训，推行了《枪支管理法》，收缴了很多违法枪支，同时加强了对枪支的管理。这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防止犯罪分子再次活跃。
1996年“严打”过后，全国立案数量大大减少，不仅百姓的生命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生产也在稳步前进。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对那些奋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致敬，正是因为他们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才有我们现在的安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