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莫斯科“遵义会议”

华忠

            鲜为人知的莫斯科“遵义会议”                                            2023-02-18 10:10                                       

           遵义会议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些功绩历史早有定论，无需赘言。

遵义会议
然而，遵义会议的决议却一直没有成功“送达”共产国际（有观点认为是王明扣留了）。而1939年，给中国革命带来毁灭性损失的李德又回到了苏联。如何对李德的问题定性，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李德
在李德的瞎指挥之下，中央苏区失守，红军被迫长征，几乎全军覆没。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共产国际也明白兹事体大，不能马虎。在召开正式的审查会议之前，在苏联的陈云、王稼祥、任弼时等同志就已经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其中，国际干部部长马特维洛夫专门向当时在苏联治病的原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了解了情况，在了解到中央苏区失守，数百万苏区军民丧身，土改成果被摧毁，红军差点在湘江全灭之后，他愤怒地称李德是“法西斯探狗的阴谋家”，博古是“法西斯探狗的帮凶”。毛泽民还撰写了《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报告，翻译为俄文后，报送共产国际。

毛泽民
1939年12月底，共产国际监委会开始正式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并决定在12月29日召开审查会议。29号当天，除了李德本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之外，周恩来、任弼时、师哲、毛泽民等人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先由李德本人发言。他自己虽然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有军事指挥的错误，但是却一直避重就轻。毕竟，他的错误太大太严重了，要抗责任是根本扛不住的，只能死命抵赖。
此时，刘亚楼起来发言。他是红军第一线的高级指战员，后来的开国上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湘江之战他都是前线指挥官之一，对李德的“瞎指挥”有着切肤之痛。刘亚楼对李德火气最大，意见最多，狠狠批判李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发言时对李德是“怒目而视”，句句击中要害。

刘亚楼
接着，毛泽民也起来发言。他历数了李德当年是如何在苏区当起了“太上皇”，是如何排挤和打压毛泽东等领导人，从而导致了中央苏区白白葬送，大量优秀红军指战员无辜牺牲的惨剧。之后，其他参与会议的中方成员纷纷现身说法，怒斥李德当年的倒行逆施。与会代表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严肃处理李德。

周恩来在苏联留影
会上，马特维诺夫还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情况：李德其实根本就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的。据师哲后来回忆，李德当年其实只是苏军参谋部派到他远东搞情报工作，原因是利用他的德国人身份，方便与日本人周旋。后来不知为什么李德去了上海，和博古等人遇见了，就被博古“假传圣旨”，弄到了中央苏区，成了军事顾问。
会后，共产国际给李德作的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于处分。因为共产国际认为，李德虽然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而乱出主意，但李德本质上是无权对中共党务做决定的。中共是独立的党，对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否决，最终决策责任不应由李德来负。师哲后来也说：“其实这全是博古搞出来的，所以许多事情不好怪他（李德）”。总之，此后共产国际就不再重用李德，并且分配他去做出版相关的文员了。

博古
以上就是鲜为人知的莫斯科“遵义会议“了。这次会议，虽然开在莫斯科，但是却和贵州的”遵义会议”有异曲同工之妙。会议上，参会者都大力批判了和否定了博古在军事上的“瞎指挥”，并且客观上都加强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不同的是，如果说贵州的“遵义会议”只是年轻的中共甩开了外国的“教条主义”，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而莫斯科的“遵义会议”，则是由共产国际亲自出面，批判了共产国际自己的“教条主义”，承认或者说“不得不承认”了中共的独立地位。

毛主席与工农群众
毛主席也没想到，差点断党和红军与他毛泽东自己前途的“太上皇”李德，竟然根本就是一个“假货”。而这个“假货”，最后竟然还事实上“逃脱”了处罚。这次会议也给了毛主席极大的震撼和刺激。笔者也认为，毛主席在之后的工作中，越来越看重中国必须“独立自主”，也与这次莫斯科的“遵义会议”极有关系。
毛主席在建国后力排众议出兵朝鲜，拒绝苏联联合舰队，砸锅卖铁也要搞工业化等等关键时刻的选择，背后都有此次莫斯科“遵义会议”的影响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