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等回忆长征时的会理会议

清梦

杨尚昆、彭德怀、聂荣臻、黄克诚等回忆长征时的会理会议                                                         2023-03-04 07:18                                       

杨尚昆回忆会理会议
过了金沙江，追敌被我们甩在江南，远远地相隔一个多星期的路程。主力红军在会理附近休整，三军团奉令攻打会理城。
会理是川滇间的交通要道，守敌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刘湘的一个旅。红军一到，北面的西昌守敌就派一个旅来增援。敌军凭借坚固的城墙死守待援，三军团屡攻不克。
5月12日，中央通知彭德怀、刘少奇和我到会理城郊的铁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规定当天下午14时赶到。少奇同志因故没有参加。我腿伤未愈，是用担架抬着去的。
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到会的是军事三人团的周恩来、毛主席和王稼祥，中革军委的朱老总，和一、三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和我，会场设在一个打麦场上临时搭的草棚里，晚上我们就在窝棚里打地铺。
因为军情还很紧急，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张闻天在报告中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严厉批评部分同志的右倾情绪，特别指出林彪给中央写信，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表示怀疑和动摇。
会议还印发了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林彪那封信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它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迅速同四方面军会合。
我腿伤后坐了半个多月担架，事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也没有同彭德怀同志商量过，看了林彪的信，才感到问题很严重。
聂荣臻同志是一军团政委，他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主席）这样指挥还行吗？
为了这件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当时因战斗紧张，没有顾得上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到会理以后，才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聂总还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
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
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
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
涉及到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刘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
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
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少奇同志交谈中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了信。
黄克诚性格爽直，毛主席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提得不错。在三军团的师一级干部中，常常敢于给彭总提意见的只有他一个，彭总也听他的。
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我作为三军团的政委，在少奇同志来以前，没有及时向中央写报告，被批评为“右倾”是自然的。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林彪同彭德怀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
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
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三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职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
当天晚上，毛主席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
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道。
第三件事，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间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会理会议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克服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散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会上批评的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把一时思想认识的错误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大敌当前，大家要顾全大局，没有在具体事实出入问题上当场申辩。
但是，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
我自己，当时内心也不舒畅，但还领了一项任务，要黄克诚写出书面检讨。回来和黄谈话，他就是不写。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讲原则，顾全大局，工作上能够服从，没有影响以后的行动。
1943年9月，延安整风时，同志间彼此交心，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批评张闻天同志“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
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开河地乱说的。
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彭德怀同志心地坦荡，有关林彪要他出来指挥部队这件事，他在会理会上只申明了一句：“我根本没有同意”，内心认为“事久自然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
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4次。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
只有在1945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征求意见。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往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那时，林彪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
“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的利用。”我为什么要借此机会来讲这件事呢？因为在庐山会议那种气氛下，除了林彪出来认账外，别人不好讲；“文革”期间，更没有人敢讲，而曾经认了账的林彪，又闭口不再讲这件事。“
文革后，《聂荣臻回忆录》中简要地写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有必要再作些补充，使后人明白真相。

彭德怀回忆会理会议
军委派刘少奇来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袁国平调军委另行分配工作。在遵义会议时，毛主席向我介绍：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委员。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遵义会议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大家都很高兴，但传达讨论不深入。我们曾想在打败吴奇伟军后，争取三五天休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克服对敌作战的犹豫情绪。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是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八九时从遵义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四十五里）。
我们十一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我处仰攻态势，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军退路，故缴获也不多。我还同他谈：湖南敌军战斗力也比以前弱。蒋桂战争时，湖南吴尚第八军一部投桂军，一部溃散。红军两次进攻长沙何键部，损失也不少。
红军到达郴州、宜章间时，我曾向中央建议：第三军团向湘潭、宁乡挺进，威胁长沙；中央率主力迅速进占溆为中心的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战场；三军团尽可能在宁乡、湘潭、湘乡、益阳地区同敌周旋一个时期。博古他们未采纳，其实这个意见是可以考虑的。蒋介石部队也很疲劳，目前滇军和川军还是生力军。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当时中央军委命令，从三军团抽调三四百人，派得力干部率领，在川、滇、黔边创建新根据地，我们照办了。抽选了四百余人，派师政治委员徐策同志率领，在军委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创建新根据地。徐是一九三○年鄂东南特委组织部长，派来三军团做政治工作的。此事，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到珙县视察煤矿工作，就便调查徐策同志所部下落，才知他们当年转战至五六月间，只剩数十人，被敌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人投降。
刘少奇到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正是蒋介石在贵阳城指挥他数十万军队欲消灭我军之时。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导下，我军采取穿插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敌四面包围的形势，把所有敌军抛在我军后面。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并没有什么“右倾动摇”。
大概是五月中旬，中央在会理召开了一次会议，名曰“会理会议”。这时有前述刘少奇和杨尚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又有林彪写给中央军委的一封信，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如第二次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打吴奇伟军的反攻，一、三军团就完全是自动配合把敌打败的。
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
此事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申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彭不知道。
我记得刘少奇未参加会理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靠拢），建立川、陕、甘边苏区。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完全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可是事一临头，就忘记了。
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以后张国焘利用会理会议来进行挑拨，我说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对）。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
会理会后，张国焘分裂和反张国焘分裂的斗争又来了，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
聂荣臻回忆会理会议：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三军团包围了四川会理县城，这时中央红军还有约四万人，在会理附近休整了几天。
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创议的一个。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
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门”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还有我和林彪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黄克诚回忆会理会议：
我进到遵义城后，找到了一些报纸看看到方志敏、寻淮洲、刘伯坚等同志被俘、牺牲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牺牲的消息也登在报纸上。这时，我才知道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损失严重，许多领导人或被俘或牺牲，而项英、陈毅等同志的情况则不明。看到这些令人痛心的消息后，我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我当即找到一位领导同志谈心，讲了我的看法。我说，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挫折，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必须与敌人作战时，当要注意掌握时机，作通盘考虑，并应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等等。

由于我长期以来就被批判为右倾，这次我同领导同志谈话中，可能有些问题没有讲透，表达得不够清楚，因而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误会。领导怀疑我缺乏信心，认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了。于是，便把我调离所在部队，回到军团司令部赋闲。我这个人不愿意闲着没事干，就又恳求领导分配我做点工作。不久，任命我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由于我的视力太差，又没了眼镜，搞侦察工作困难太大，曾几次遇到险情，差一点被敌人打死，但还是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干下去。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之后进至鸭溪停留了两天，我这时认识了陈云同志。后来陈云奉中央命令前往上海，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中央红军离开鸭溪后，继续西进，到达茅台于3月16日再次西渡赤水河，是为“三渡赤水”。敌人又纷纷向川南调动兵力，进行堵截。为进一步打乱敌人的部署，中央红军又于3月21日东渡赤水河，是为“四渡赤水”。旋即从敌军空隙中插过.向南疾进突破鸟江天险，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坐镇贵阳指挥追剿红军，我军突然逼近贵阳，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堵截。中央红军已于4月9日从贵阳以东越过公路向云南疾进。曾与敌军交火，但当时红军子弹极缺，打仗非常困难.不敢恋战。先由红于军团在后面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通过公路之后，再由红五军团掩护红三军团通过。红五军团的子弹更少，与敌军稍一接触，就垮了下来，拼命向南奔跑，将红三军团的队伍也给冲乱了。
随后，中央红军乘虚占领了贞丰、兴义等滇黔交界的几座县城，摆脱了尾追之敌，我军才得以停下来稍事休整补充。我这时才设法找到了一副眼镜戴上。尽管不大合适，但总比不戴眼镜好得多。
我们离开贞丰、兴义后，即向西进入云南境内。红三军团先占领了沾益、寻甸。在沽益火车站我们缴获到一批待运的宣威火腿，正好解决了部队的给养补充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已进入云南，急忙调集兵力保卫昆明。我军乘虚直抵金沙江畔，兵分三路菠江。刘伯承率中央先遣队和干部团在中间，于5月3日晚偷渡成功，刘伯承过江之后，搞来一批船划到南岸，红一、红三军团才次第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进入到川南地区，红三军团奉命包围了会理城，发起强攻结果，城未攻下来，我军徒遭不小的伤亡。我军被迫撤围会理，就在会理附近驻下来。5月12日，中央在会理附近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会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因为在此之前，林彪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部队。毛泽东批评他们是违背遵义会议决议，企图改变中央的军事指挥。刘少奇则是因为在贵州时、曾向中央提过建议，他认为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我曾经同刘少奇在一起交换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毛泽东批评这种观点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理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续执行北上计划，当部队进至会理以北的德昌县时，红三军团召开会议，会上不便对彭德怀直接点名批判，便把我拉出来狠批了一通，真正矛头是对着彭德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