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长寿的元帅，一生不揽权不恋位，毛主席说他是一条龙下凡

华忠

他是最长寿的元帅，一生不揽权不恋位，毛主席说他是一条龙下凡                            

2023-08-19 13:59                                       

                                       

1931年秋，毛泽东和朱德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他在瑞金迎来了红军又一员大将——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刘伯承。对于刘伯承这位海归派，毛泽东非常欣赏他的军事才华和军事理论素养，不断给他创造充分施展军事才华的舞台。刘伯承对毛泽东更是心悦诚服，把“勉做毛泽东式的军人”当作自己的追求目标。他表示：“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

要把“红校”办成“红埔”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7月，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开始了反击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战斗，经过三个月苦战，于1931年9月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使得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就在这期间，也就是1930年8月初，刘伯承学成回国了。

1927年8月，刘伯承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受中共中央派遣，于11月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

在苏联学习期间，刘伯承得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在中国开创了革命根据地，十分兴奋，感到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希望。

1929年春，刘伯承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感到很受启发，更坚定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他对同学屈武谈及他的读后感想时，表示很想马上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一起去战斗。

回到上海后，刘伯承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广东、福建辗转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见到了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实现了他和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愿望。

对于刘伯承的到来，毛泽东也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对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早有耳闻。刘伯承不到20岁就参加了辛亥革命。1916年3月，刘伯承带领川东护国军攻打丰都的战斗中，头部连中两弹，其中一颗子弹由他的脑顶打人，从右眼窝飞出。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麻醉药失效了。医生为刘伯承摘除右眼球时，他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对着刘伯承由衷地竖起大拇指，称他为“军神”。刘伯承虽然眼有残疾，但骁勇异常，并且多谋善断，治军有方，被誉为“川中名将”1927年8月1日，他又参与指挥了南昌起义。1929年，当中央想调毛泽东、朱德去上海工作时，毛泽东就提出，如果非要朱、毛离队，必须由刘伯承或恽代英来指挥红军。

正是基于对刘伯承军事才能的信任与器重，刘伯承一到瑞金，毛泽东便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找刘伯承、何长工谈话，调何长工到红五军团工作，由刘伯承接替何长工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他勉励刘伯承说：“革命需要军事人才，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你有军事理论基础，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毛泽东还对办好学校提出了很多意见，希望学校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刘伯承表示将不辜负党的重托，一定尽力把红军学校办好。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建议，刘伯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办好红军学校的工作中来。他组织教员编写教材，并亲自修改审订。他要求教员备课要认真，讲授要生动。有一次一位教员讲射击原理，讲到弹道是弧形的，有的学员老是理解不了，总觉得弹道应该是一条“直道道”，要不怎么能击中目标呢?正好刘伯承在场听课，就即席举例说：“你们观察过顽童撒尿吗?你看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这个妙趣横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刚才还不懂的问题也就豁然贯通了。他强调要学以致用，学完一段课程就要进行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

由于刘伯承的正确领导和辛勤付出，红军学校培养了大批的红军指挥员，在军队建设和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刘伯承是条龙

遵义会议以后，为了甩掉蒋介石主力部队从贵州东、南两个方向对我中央红军的尾追，1935年2月至4月间，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贵州北部地区纵横驰骋，四渡赤水，然后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为红军北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命令红军速渡金沙江，彻底甩掉追兵，前往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非常险要。当时，国民党军队已发觉红军的行踪，一面天天派飞机盘旋侦察，一面下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如果我军不能快速北渡，就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

为了确保渡江成功，毛泽东命令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和工兵营一部组成先遣队，于5月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江点。

刘伯承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部昼夜兼程向皎平渡前进。为了迷惑敌人，刘伯承叫先遣队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他自己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大摇大摆地向江边疾进。

当他们来到离江30来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与宋任穷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来到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

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

胖区长赶紧从抽屉里取出公文恭恭敬敬地递给刘伯承。刘伯承接过公文看了一下问道：“船你烧了没有?”

胖区长怕受责备，连忙解释说：“刚接到公文，还没有烧。”

刘伯承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刘伯承又详细询问了皎平渡的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

等胖区长一一回答之后，刘伯承才厉声告诉他：“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

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只得乖乖带路。就这样，先遣队缴获了两艘木船。

随后，刘伯承又命令两个排分乘木船，趁夜渡过金沙江，一举歼灭对岸敌厘金局30多个保安队员，迅速控制了渡口。刘伯承亲自到渡江处察看水情、渡口，一面指挥架桥，一面继续寻找船只。但是，金沙江水流太急，短期内实在无法架桥。幸亏在当地老百姓帮助下，又找到了四艘木船。刘伯承兴奋地电告军委：“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

军委得知这一情形，即令刘伯承为渡江司令，陈云为政委，负责指挥部队渡江。这时，刘伯承得知川军两个团已从会理出动，企图抢占通安镇，阻止红军渡江。通安镇位于四川会理县南部的一个山顶，与云南省隔金沙江相望，距县城100多里。如果敌人占领通安，居高临下往下压，将对红军渡江部队造成很大的威胁。于是，刘伯承命令宋任穷率一个营的部队翻山越岭40里，赶在敌人之先抢占通安镇、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消除了敌人对皎平渡的威胁。

从5月4日至9日，中央红军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过了金沙江后，对刘伯承指挥的渡江战斗和渡江工作的巧妙有方倍加赞赏。面对滔滔的金沙江水，毛泽东风趣地说：“前几天，我们一此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下凡的龙，江水怎么能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江去的!”

挺进大别山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

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歼敌110多万人，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军队的变化。

1947年6月，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毛泽东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立刻转人全国性的进攻，以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人回防空虚的后方，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中共中央、毛泽东最终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这一重大任务也就历史性地落到了刘伯承、邓小平和晋冀鲁豫野战军身上。

1947年6月30日夜，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从正面一举突破国民党军300里“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多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从这时起，为了把刘邓部队和其他部队区别开来，也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毛泽东开始把晋冀鲁豫野战军称作“刘邓大军”。

7月23日，毛泽东的部署确定了：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毛泽东要求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的行程，直插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大别山位于中国安徽省、湖北省、河南省三省交界处，东视南京，西隔武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是红军的发源地之一，革命的群众基础较好。解放军一旦在这里站稳脚跟，就等于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插上了一把尖刀，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华中重镇武汉造成严重威胁。

8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开会，讨论和部署南进行动。刘伯承指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当前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是我军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所以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以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效。”邓小平补充说：“毛泽东同志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我们要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力争第三个前途，坚决为跃进到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

8月7日夜，正当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以30个旅分路向鲁西南合击时，刘邓大军12万人，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突然甩开敌人，轻装千里跃进，开始了向大别山挺进的战略性行动。

蒋介石对刘邓此举摸不着头脑，以为自己大兵压境，共军已溃不成军，向南逃窜。于是他制订了“追”的计划，20多万国民党军跟在刘邓大军后面，穷追不舍，往南而来。直到刘邓大军于8月17日夜渡黄泛区，19日跨过沙河以后，蒋介石才清醒过来：这哪是什么“流窜”，而是有计划地向大别山进军呀!他连忙调集3万重兵，赶到刘邓大军必经的汝河，在南岸筑起工事，摆开阵势，准备来个南北夹击，在汝河将刘邓大军一举歼灭。

23日夜，刘邓大军的先头部队赶到了汝河北岸边，对岸的汝南镇清晰可见，却无法过河，因为船已被国民党移走或砸沉。战士们找来一些木头、高粱秆，冒着枪林弹雨强渡汝河，夺取了国民党军第一个桥头堡——大雷岗，在这里搭起一座浮桥，一个主力团迅速从桥上渡河，与南岸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拉锯战。24日傍晚，刘伯承、邓小平等来到汝河边，面对后面的追兵，空中敌军飞机的轰炸，对岸敌人猛烈的炮火，刘伯承一扫往日的儒雅，提高嗓门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这里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我们一定要前进，一定要实现毛主席的战略计划。”

这时，河南岸敌人向浮桥的南桥头发起多次猛烈的进攻，一旦浮桥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后面的追兵也已经与后卫部队交火了。刘邓大军已遭到敌人的前后夹击，情况万分危急。刘伯承命令六纵队以一个旅固守大、小雷岗，保护浮桥；以一个旅从敌阵中杀出去，顶住两边的敌人，攻击前进，打开通路。在刘邓首长的鼓舞下，六纵队官兵凭着一股拼命的勇气杀过汝河，一路向南，连续攻下十几个村庄，到天亮前，终于打开了一条长十余里、宽六七里的通道。刘邓大军沿着这条通道奋勇向前，终于闯过了南征路上最险的一关。

8月27日，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区，并很快站稳了脚跟，在17个县建立了民主政权，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军，配合全国各战场转人了进攻，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预料的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的最好前途。

创办中国的“西点军校”

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就开始考虑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即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队伍，提高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的军政素质。1950年6月间，中央军委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军事院校。各军兵种要建立自己的各级专业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训练中高级军事指挥员的陆军大学。

刘伯承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立即萌生出投身军事教育的念头。这是因为他除了具有丰富的筹办军事院校的经验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准备安排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

他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他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于是，1950年7月，刘伯承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参与筹建军事院校的工作。

毛泽东十分理解刘伯承的心思，而且办高等军事院校，应该选拔卓越的军事将领去主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都感到刘伯承是最合适的人选。中共中央、毛泽东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于是，毛泽东、朱德给刘伯承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主持军校的筹建工作。

10月23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四天，毛泽东又给刘伯承发了一个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接到这份电报，刘伯承在重庆再也坐不住了。他把西南的繁忙公务迅速交代完毕，便登上了飞往北京的客机。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来到北京接受重任。毛泽东对刘伯承谈了他最初的设想，如军校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校址选在北京等。毛泽东非常重视陆军大学的筹建工作，曾三次派周恩来会见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成员，传达对办好陆大的指示。他要求陆大要贯彻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继承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按照毛泽东办好陆大的指示精神，刘伯承和筹委会其他成员经过认真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详细地提出了创建军事学院的设想。其中关于校名，鉴于将来要办海、空军科，建议将陆大更名为军事学院；关于校址，刘伯承考虑到国家正值经济恢复时期，新建一所正规的大学会给国家带来负担，况且，新建校舍等又要拖一段时间，建议以南京华东军政大学的校址为军事学院的校址，既可节省资金，为国家减轻负担，又可加快筹建军校的速度。三天之后，毛泽东便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接受了刘伯承的建议。刘伯承为毛泽东这么快批准自己的报告而十分欣喜，同时，毛泽东工作效率之高、办事之认真也令他十分佩服。

1950年11月30日，毛泽东签署了命令，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1年1月15日晨，风平雾消，红日高照。军事学院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校园里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大门口扎起了彩坊，大路旁插上了彩旗，一些楼房上悬挂着大幅的标语，到处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校园里的中心广场布置得更加庄严肃穆。检阅台粉刷一新，上面悬挂着一枚巨大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检阅台两侧搭起了参观台和来宾席，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根银白色的旗杆和一个金黄色的标语塔，上面写着：“全学院教职学员团结努力，为完成学会战胜敌人的军事学术的任务而斗争。”

中央军委为学院开学发来了祝词，送来了贺幛，上写“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并派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军训部长萧克和总政副主任萧华等三人为代表，出席成立典礼。

毛泽东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时刻关怀着军事学院的建设。从1951年3月15日起，刘伯承每两个月都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交一次军事学院两月工作综合报告。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亲笔批示。对刘伯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都及时批转给周恩来、聂荣臻和其他有关领导人办理。

1952年的春天，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路过南京时，让刘伯承和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宋时轮到他下榻的地方汇报两校的情况。这一天，正赶上刘伯承在上海治疗眼疾，改由副教育长陈伯钧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代为汇报。听完工作汇报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毛泽东以南京比延安，以学院比抗大，是对刘伯承创建的军事学院的极高赞誉，也是勉励学院师生学习抗大干部的献身精神，不图名、不图利，一辈子忠诚党的军事教育事业。

1955年9月，毛泽东发布了授予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命令，以表彰刘伯承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和为共和国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