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毛泽东为何敢以少敌多：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是关键

华忠

淮海战役，毛泽东为何敢以少敌多：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是关键                                                         2023-09-05 11:22                                       

1948年夏，有火炉之称的南京阴雨绵绵，闷热异常。
住在黄埔路二层西式洋房内的蒋介石，心情正像这多雨的天气，阴云密布，一筹莫展。
他几乎每天都要走进小会客厅。厅内富丽堂皇，陈设着各种古玩，墙上挂着许多名人字画，每个墙角及茶几上都放着色彩斑斓的鲜花。
然而，此时住在这里的主人已无心再欣赏这些了.

他走到挂满军用地图的墙壁前，看着那些由作战参谋标在地图上的符号，一动不动，一站就是半天，嘴里喃喃自语，眼睛里充满了忧伤，不时地叹出声来。
在那张巨大的地图上，用红色标记的地方愈加多起来，许多原来蒋军控制的城市，都被解放军占领了。
对此，他在日记中表白道：“阅地图所示共军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恐。”
蒋介石想到两年来的作战结果，心里一阵凄凉。
国民党军在过去两年战争中，总共损失兵力264.14万人。其中，被俘163万人，被毙伤96.62万人，起义4.52万人。

被俘的为其损失兵力总数的61.7%，毙伤的为其损失兵力总数的36.5%，起义的为其损失兵力总数的1.8%。这还不包括其溃散、逃跑的兵力。
最使蒋介石痛心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机关、建制部队，尤其是216名高级军官被俘虏、被击毙，这对于国民党军是严重的打击，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对此，蒋介石说：“在去年一年中，我们有许多高级将领遭共军俘虏，真是我们革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耻辱！”
从高级将领大批被俘，蒋介石又想到国民党军队目前低迷的士气，不得不叹了一口气。

军事上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队中的失败情绪、厌战心理，油然而生，并且不断发展蔓延。
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和党政要员，对战争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他不得不承认，许多高级将领“对于剿共军事的前途，表示悲观，以为没有胜利的希望”。
那么，国民党军还有多少兵力能够和解放军抗衡呢？蒋介石看了一眼地图上蓝色的实兵标记。
这些标记告诉他，到1948年6月底，国民党军总兵力只有365万人左右。
其中正规军105个整编师（军）、285个旅（师）、198万人；
非正规军53万人；4特种兵及海、空军共45万人；

后方机关及学校69万人。
而能部署在第一线的正规军，仅有249个旅（师）共174万人。
这些兵力主要分为五个集团，即：东北战场卫立煌集团；华北战场傅作义集团；西北战场胡宗南集团；中原战场白崇禧集团；徐州战场刘峙集团。
东北、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五大战场上的国民党正规军，大部分只能担任要点守备及在其附近地区作战，能够进行战略性机动的兵力所剩无几。
这些部队中，大多数又是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后，重建或重创后补充起来的，兵员素质低下，官兵士气全无，战斗力不强。
只留长江中下游和大巴山山脉一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山脉一线以西广大地区的正规军仅有36个旅（师）23.8万人。

蒋介石想到，1946年年中他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时，他手中拥有430万军队，而共产党的军队人数不足130万。
两年后的今天，他的军队已经减少到365万，而共产党的军队反而增加到近280万了。
看着“共军”人数一天比一天多，解放区面积一天比一天大，而国民党军队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地盘也一天比一天缩小，这怎么能不使蒋介石忧伤呢？
蒋介石的视线没有离开地图，心里却想得很多很多。
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他需要召开一场彻彻底底的检讨会，来挽回颓势。
8月3日上午9时，国民党国防部礼堂人声嘈杂，步履缭乱。蒋介石为挽救岌岌可危的局势，在这里召开军事检讨会。

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陆续到达会场，他们是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120多人。
在沉闷的气氛中，蒋介石照例最后一个走进会场。
在示意大家坐下后，他首先以《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为题讲话。
在讲话中，他承认：“就整个局势而言，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今天，不仅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家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于是他提出要“起死回生”。
他认为，军事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致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力消失”。

他提出要改造精神，必须要改革生活，要明廉知耻。
蒋介石说：“回顾以往失败，我本人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国军将领萎靡不振，没有克敌制胜的旺盛精神，以致任何战略战术都失去作用，都不生效力，也是一个原因。”
“本来抗战胜利后，我个人的事业就可告一段落，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贏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会没有饭吃，才被迫带领大家干。”
“谁知我军许多将领很不争气，使我非常失望。但是，我既已负起责任，就一定要奋斗到底，望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发奋图强，努力奋斗。”
之后，与会者就1948年上半年几个较大的战役的失败进行检讨。

会议第三天，何应钦作了全盘军事形势的报告，公开了两年来作战消耗的数字。
何应钦说：两年的作战中，兵员损失总数为300多万人；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7万挺、大炮1000多门、迫击炮5万多门。”
“此外还有多辆战车、装甲车、汽车以及大批通讯器材和大量的各种弹药。”
听到何应钦披露的消息，在座的将军们面面相觑，他们极为震惊。
两年来，对于作战的结果，蒋介石一直加以掩盖，他们虽然感到情况不妙，但没想到会如此糟糕透顶。
从将军们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心灰意冷。

为了给将军们打气，8月4日，蒋介石又亲自登台讲话，他说：
“我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回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
“自对共军作战两年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
“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
“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面。”

蒋介石讲话之后，与会者一一发言，申诉本指挥单位处境的困难，向国防部要求增加部队，要求新成立部队番号，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
8月7日这一天，也就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顾祝同提出一个新的战略，他说：
“为巩固长江以南地区，防止共军渡江，应暂时停止战略性的进攻，将现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的部队，编组成为几个较强大的机动兵团，将原有的小兵团概行归并。”
“这几个兵团应位置于徐蚌地区、信阳地区、襄樊地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共军渡江，并相机打击共军，在长江以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兵团。”
8月7日，国防部将上述军事战略概括为：“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求巩固，在西北阻共军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共军南进，一面打共军主力。”

会后，蒋介石还同宋美龄一道宴请参加会议的人，散发了《为什么要剿共？》的宣传品。
蒋介石还召见杜聿明、宋希濂、黄维这些亲信将领，布置新的任务。
自内战爆发以来，南京军界召开过多次这样的军事会议，只有此次会议调子最低沉。
蒋介石同以往所讲“中共全线溃逃，国军战果辉煌，各要塞固若金汤“不同，大讲国家的失败和中共即将发动的进攻。
并且指出，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主要责任，是各战场上的指挥官指挥无方，下边作战不力，各级官员只知道劫收浮财，兵骄将傲，贪污腐化，沉湎于酒色之中。
蒋介石预言：如果此次会议通过的“重点防御计划”挡不住中共的进攻，明年能不能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到时恐怕死无葬身之地。

国民党这边对即将到来的大决战信心低落，反观中共方面，西柏坡这个宁静的小山村，却弥漫着喜悦与快乐的气氛。
西柏坡是处于革命根据地腹地的一个很平常的村落。
然而，此时，它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村落。因为这里住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机关，住着统帅数百万大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帅机构。
一道道作战命令、指示，从这里发向全国各地战场。
此时，一排排低矮的农舍，住满了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只见穿制服的干部和军人穿梭般地进进出出。

相比之下，老百姓却成了少数居民了。
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住着当地不少人已经知晓的大人物，他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
院落整齐干净，幽静安谧。一条鹅卵石铺成的甬道直通北面的正房，这里是毛泽东的工作室和卧室。
墙是新刷过的，很白，卧室中有一张用条凳搭的木板床，床上是土布棉被，靠墙竖着一个简易书架，屋角斜靠着一架旧屏风，屋的正中摆着一张高脚旧八仙桌，四周摆着条凳。
墙上挂着几张大型地图，图上画着若干不规则的红圈、蓝圈，还有各种线条及文字注记。这便是中共“大本营”最高一级战略决策室。

毛泽东有夜间工作的习惯，清晨到来了，他还没有休息的意思，他走到院外做了一会儿深呼吸，散散步，又回到屋里。
他常常不急于走向办公桌，而'是走到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前。
当他看到地图上不断增多、扩大的红圈时，会心地笑了。
就像金秋时节的农民一样，看到一片丰收的景象，自然发出内心的喜悦。
战争形势的发展比他预料的要快得多。当蒋介石围攻中原、发动全面内战时，他说大概要有5年左右的时间，形势会发生重大变化。
这才用两年，形势就发生了有利于人民不利于蒋介石的可喜变化。

经过两年的作战，解放军虽然损失了80余万人，但由于约45万伤愈战士的归队，动员了100余万翻身炭民参军，以及将约80万经过教育的俘虏兵补入部队
连同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在内，使得总兵力由原来的120余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规模越打越大。
为便于大兵团正规战斗的组织指挥，野战军先后编组了临时的或固定的野战军兵团指挥机构。
如中原野战军的陈谢兵团、陈锡联兵团，华东野战军的陈唐兵团、许谭兵团、韦吉兵团，东北野战军的第1、第2兵团，华北军区第1兵团、第2兵团、第3兵团。

由于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手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加上后方军工生产的供给，部队的武器和装备大为改善。
尤其是自动武器、大口径炮、坦克、汽车、机车等重型武器和现代运输装备的不断增加，使得野战军的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工兵等兵种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我军运输机动能力和野战、攻坚火力大大提高，诸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
人民解放军经过战争的实际锻炼，军事技能和战略战术水平不断提高。
各级司、政、后机关组织和保障部队作战、训练、战场勤务、物资供应的能力大大增强，各野战军部队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歼击国民党军机械化部队的经验。

特别是经过新式整军运动，人民解放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而国民党方面呢？它不仅军队总人数减少，能够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非常有限，军队士气低下，军心不稳。
而且随着军事形势的每况愈下，国民党军在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许多地方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
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愈益加深。许多地方实力派正在酝酿反蒋倒蒋。副总统李宗仁正竭力争取美国的支持，逼蒋下台，谋划取代总统的职位。
美国政府则一面继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同时又在物色新的代表人物取代蒋介石。

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和军费支出的不断膨胀，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至1948年6月，财政赤字累计高达法币440亿元。巨额的财政赤字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
这些，显然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预示着什么呢？毛泽东在深深的思考着，他的思绪飘向很远的远方……
恰好在国民党8月南京会议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了会议。

西柏坡的9月是绿色的天地，到处被一片浓荫覆盖着，微风从山里吹过，给人送来阵阵清凉。
9月7日，毛泽东在这里迎接了纷纷到来的将领们。他们都是来参加第二天开始举行的政治局会议的。
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
除有政治局委员外，还有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李维汉、杨尚昆等中央、中央委军重要工作人员。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

会议就毛泽东提出的消灭国民党军队问题、未来新中国政权性质、社会经济性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关于军事问题的专题发言，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发言和插话，都认为毛泽东提出5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是有科学根据的。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消灭国民党军队从1946年7月算，大概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的可能。”
“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胜利来得更快，我们也应有此准备。”

“当然，也有可能遇到曲折，时间就长一些。我们要估计到这些，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没有准备，也不要因胜利推迟而不耐心。当然，今天主要还是争取5年胜利。”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作战计划，即：
全军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师）左右：
其中华东野战军歼敌40个旅（师）；中原野战军歼敌14个旅（师）；西北野战军歼敌12个旅（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兵团歼灭35个旅（师）。
这次会议，是与蒋家王朝进行大决战的总动员，几天后，大决战的序幕就拉开了！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战役落下帷幕。华东野战军经8昼夜激战，歼敌10余万，一举攻克山东要塞——济南。

9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紧急作战会议，研究济南失守后的对策。
蒋介石官邸还是那片灰色的瓦房，还是那间装饰豪华的会议厅。近一个时期以来，这里缺少了生气，增添了沉默。
脚步声嘈杂零乱，参加会议的人陆续就座。
国防部作战厅提岀了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由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指挥2个兵团向鲁西出击，求歼华东解放军1、2个纵队。
或从徐州转运2个整编师于郑州，连同孙元良第16兵团，配合华中“剿总”部队进攻中原解放军。“如能求得决战，则尚可扭转华中大局”。

第二案，徐州以主力监视待机，一部穷追死打以“肃清”淮安以北、运河两岸及津浦路徐州以南地区解放军。
发言并不热烈，很快就形成了一致意见：
作战厅第一案是积极进行方案，是最有利的、也是有成功可能性的。第二案是消极方案。主张实施第一血案，集中兵力先歼击中原解放军。
最后，蒋介石拍板决定：白崇禧统一指挥孙元良第16兵团、黄维第12兵团、张淦第3兵团，向豫西解放区进攻，寻求与中原野战军主力决战；
杜聿明指挥第2兵团向鲁西南作有限目标的攻击，黄百韬第7兵团向苏北攻击，李弥第13兵团沿津浦路两侧扫荡；确保对平汉路、陇海路、津浦路的控制。

也是在9月25日这一天，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毛泽东的居室里烟气腾腾。
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两份电报。一份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24日晨发来的。
另一份是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陈毅，参谋长李达25日下午发来的。
两封电报都谈到了“淮海战役”。
粟裕在电报中说：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为将来渡江南进创造条件，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粟裕在来电中并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案，战役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以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加强1个纵队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
而华野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
如敌不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
第二案，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
粟裕认为，举行淮海战役以执行第1案最为有利。

粟裕在将这封电报发给毛泽东的同时，也发给了刘伯承、陈毅等人。于是，就有了刘、陈、李电报中关于“淮海战役”的内容。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刘、陈、李的电报，电报中的两行字下面被重重地画上了红线。
这两行字是：“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看着粟裕的方案和刘伯承的电报，毛泽东想到了淮海战役方方面面的问题。
粟裕所提“淮海战役”计划，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美的方案——以优势兵力进攻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两淮地区，相机打援。
如果援军到来，集中主力吃掉几个师，如不来，掉头吃掉海州、连云港的第9绥靖区及44军，这样就能取得全胜，预计可歼敌10万人。

可这个方案在毛主席看来，还是显得“格局小了一些”——目前在中原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何不借济南战役大胜之势，来一场大决战呢？
想到这里，毛泽东在地图上标注徐州的地方，重重地画了几个圈。
徐州很早就是我国著名军事重镇，当年楚汉相争之时项羽曾在此处建都，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它位于黄河、长江之间，是南京大门，是津浦、陇海两大铁路交叉点。东有大运河，南有淮河，形成天然防御体系。解放战争之始，这里就是蒋军最大的基地。
以徐州为中心，循津浦路向北，是山东的临城（现改名薛城）。

民国时期的徐州火车站

循津浦路向南，就是蚌埠和合肥，都是南京西南的重镇。
向西循陇海路伸展，依次为砀山、商丘。向东伸展，直达海边，就是海州和连云港。
徐州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因此，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场，一直是蒋军全国最主要的战场。
如果解放军能在徐州地区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将会大大缩短全国解放的进程。
但在徐州进行决战，我军也有诸多不利因素。
首当其冲的就是兵力——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可能投入的总兵力达到80万人，而解放军只有60万人。

60万对80万，这个仗怎么打呢？
毛泽东感到农舍小屋中的气氛有些拘束，不由地走出屋外，在夕阳的余辉下踱步沉思起来。
毛泽东历来主张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他在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中，提出进攻作战，每战要集中3倍以上的兵力对敌。
战争的实践也反复证明，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是战争基本规律的反映。
可是将要进行的淮海作战，有可能形成解放军以60万人进攻敌人的80万人。
“这是一锅夹生饭呀！”毛泽东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但是，毛泽东从不生搬作战原则。他想到，虽然解放军在淮海地区的总人数少于国民党军，但却有许多国民党军所不具有的优势。
特别是，淮海地区有一大批解放军的优秀将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
“要敢吃夹生饭”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作出了最后的决策。
25日19时，一束强劲的电波从河北西柏坡射向华东，射向中原。
毛泽东在电报中没有直接同意粟裕的意见，而是给他们指出了一条新路：
第1阶段作战，以歼灭即将于新安镇布防的黄百韬第7兵团为目标；

黄百韬

第2个阶段作战，才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等两淮地区；
第3阶段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
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可以歼灭国民党军20个师（仅黄百韬兵团就有9个师），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徐州国民党军分散一部分兵力去保卫长江。
在毛泽东发出电报后的第三天，即9月27日，黄百韬兵团开始返回新安镇地区，而周边的李弥兵团、邱清泉兵团则离开徐州附近。
毛泽东料敌如神，成功判断出黄百韬变成孤军，他认为，华东野战军要南进打两淮，必须首先打掉黄百韬兵团这只拦路虎。

而要全歼黄兵团，又必须能够挡住徐州东援之敌。于是，毛泽东在9月28日电报中明确指出：
“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
十几天后，毛泽东经过缜密思考，于10月11日又就淮海战役的具体部署，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意见：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间突破。
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6至7个纵队分割歼灭黄百韬所属3个整编师，以8至10个纵队，阻击由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

第二阶段，以大约5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钳制邱李两兵团。
第三阶段，可设想进攻两淮方面，准备以五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兵力担任打援及钳制。
同9月25日电相比，10月11日电将第二、第三阶段歼敌目标作了较大调整。
计划中的淮海战役的规模，比济南战役规模更大，比豫东战役的规模也要大。
可以说，是华东野战军自成立开始以来要进行的最大战役。

要取得胜利，除使用华东野战军血全部兵力外，还必须有中原野战军战略上、战役上配合。
1o月11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出：蒋介石已令郑州孙元良兵团3个师东进，你们应即速攻击郑州、徐州线，歼敌一部，牵制孙兵团。
12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以中原野战军主力（第1、第3、第4、第9纵队）举行郑州战役， 吸引孙元良兵团西返援救。
19日，陈毅、邓小平率上述4个纵队向郑州开进。
21日夜，中原野战军突然包围郑州。在解放军威势下，郑州守军第12绥靖区第40军第106师、第99军第268师共1万余人22日拂晓弃城北逃。

中原野战军第9纵队在华北第14纵队等部配合下，堵截追击，将国民党军11万余人歼灭在郑州以北地区，解放郑州。
10月24日，国民党军第4绥靖区部队放弃开封，东撤蚌埠地区，中原野战军主力不费一枪一弹，再度解放开封。
至此，河南省境内的洛阳、郑州、开封三大名城均获解放，平汉、陇海两铁路枢纽为人民解放军掌握。这对进行淮海战役，极为有利。
郑州解放前后，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中原野战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举行徐州、蚌埠线作战，钳制徐州之敌；二是出淮南，迫使徐州之敌南援，从战略上配合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

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希望他们对下一步作战作出全盘考虑，电告中共中央军委。
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开封的当天，即10月24日，陈毅、邓小平就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东进作战的三个方案。
第一案，华野发起战斗后，乘邱清泉兵团东进，而黄维兵团又较远离时，中野主力抓住孙元良而歼击之。
此招好处，歼孙元良一二个师把握较大，亦可能抑留邱兵团一部。
第二案，如孙元良兵团不好打，则以6日行程于9日、10日左右进至徐蚌线，执行中央军委原定任务。

第三案，中野主力进至商丘地区时，如黄维兵团3个师孤军东进，张淦兵团没有尾进，亦属歼击该兵团一二个师之良机。
但其缺点是协同东线困难，只能以华野第3、两广纵队打孙元良。
陈、邓认为，“无论哪个方案，我们都要在徐蚌线以西的开封、商丘之间机动。”
毛泽东收到陈毅、邓小平上述建议后，于次日3时复电指出：
中原野战军主力不要去开封、商丘，应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进入淮南，切断津浦铁路，并摆出渡江的架势，吸引敌人来攻。

毛泽东认为：“此着为敌人所不及料。敌为防我渡江，必从徐州附近分兵南压，亦有可能从白崇禧系统调兵向东。”
“我华野则可能于两个月内，歼灭刘峙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取得大胜。”
毛泽东特别强调，“此案是否可行”，请陈毅、邓小平考虑。如“认为此策不便，则执行徐蚌作战方案。”
10月25日申时，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认为：“以力求歼击孙元良为第一要着，如不好打，则向宿蚌线进攻。”

毛泽东于26日、28日两次复电陈毅、邓小平，指出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汴徐线上打一胜仗。
陈、邓两人的意见可谓是高瞻远瞩，中原野战军位于徐蚌线以西，既可以钳制徐州之敌，从战略上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又可以根据战局发展，逐步向徐州以南推进，同华东野战军联合，遂行歼灭徐蚌地区之敌的任务。
中原野战军如果出淮南，则只能从战略上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10月27日，中原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由郑州地区东进，11月初进至睢县、柘城、亳县及商丘以南之间地区。

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鉴于“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11月1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军，使原来由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格局，逐步演变成两支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新格局。
晚年粟裕曾说：淮海战役这个大题目，要请小平同志来讲。即本于此。
这是南线战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态发展，是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战场总兵力还少于敌军条件下，敢于进行战略决战的重要原因。
因为两军直接联合作战所形成的力量，不是简单的数量之和。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的力量，而是增加好几倍的力量。”

就在毛泽东同中原野战军协商下一步主要作战方向之际，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也在进行着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对徐州是守还是弃。
对此，国民党军统帅部内部意见分歧，争执不休。
多数人认为，徐州乃四战之地，利于攻而不利于守，且后方联络线延长，补给困难。徐州储粮，只能维持3周，一旦联络中断，粮弹即无以为继。
主张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以屏障南京，先挫败南进之共军，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之时间。
10月29日，最后确定了“守江必先守淮”方针，但对如何守淮又产生“两案”。

第一，“淮海决战案”。其基本构想是：徐州“剿总”除留1至2个军坚守徐州外，陇海线各次要城
市一律放弃。主力于徐州至蚌埠间铁路两侧地区行攻势防御，集中全力寻求由平汉铁路东进和津浦路他南下之共军主力决战。
第二，“守淮案”，即退守淮河南岸，凭淮河地障，实施河川防御。
经再三商讨统一认识，决定釆取“淮海决战”案
蒋介石10月31日由北平回南京后，决定于11月4日亲往徐州主持部署，后因东北告急，临时决定由顾祝同代他去徐州传达会战计划。
11月5日上午，顾祝同飞抵徐州，召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司令官及可以离防到徐州的军、师长等传达《徐蚌会战计划》。

蒋介石孤注一掷，誓在徐蚌地区同人民解放军决一雌雄，“期在必胜”。
对于徐蚌会战由谁来指挥，蒋介石颇伤脑筋。
他的本意是想让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大集团，执行会战任务。
可白崇禧到了南京后，发觉气氛有点异常，而且他对会战毫无信心，拒不出任统一指挥官之职。
蒋介石无奈，又要陈诚来指挥。陈诚则以身体有病为由力辞。后来，蒋介石不得不将杜聿明从葫芦岛紧急派往徐州。杜聿明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上任。
而徐州“剿总”则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开始调整部署。

这时，解放军前线指挥员发现徐州刘峙集团有可能南撤的征候，并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立即作出了同蒋介石的这个最大最强的战略集团进行战略决战，将其就地全歼的英明决策。
11月9日16时，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
“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粟陈张应全力向歼灭黄兵团。”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徐州刘峙集团总退却的计划，敌人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

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毛泽东要求中原、华东两军，“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并指出：“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
这样，从9月24日粟裕发电报建议举行淮海战役起，我军作战方针历经40天的调整变化。
淮海战役由原定打淮阴、淮安，打海州、连云港，发展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河之滨，西至豫皖边境，北自陇海铁路两侧，南达淮河的广阔战场上，同蒋军的战略性大决战。
这一变化过程，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能够审时度势，依据“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不失时机地定下正确的决心。

这是淮海决战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
它表明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水平，远远高于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将领。
毛泽东曾赞扬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立了第一功，粟裕却说：首功应归毛主席。
至11月上旬，国共两党在淮海地区的作战方针都已确定。国民党要举行“徐蚌会战”，共产党要举行“淮海战役”。
两党的140万大军云集徐州地区。解放军要以60万人吃掉国民党军的80万人。
60万人与80万人较量，究竟鹿死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