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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玩都玩不好,可能把工作干好吗？默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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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6 11:53:56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本帖最后由 zxcvb 于 2015-8-6 11:55 编辑

王世襄:连玩都玩不好,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他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他又是著名文物鉴赏家、收藏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他还是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他就是人称“京城第一大玩家”的95岁的著名学者王世襄。11月28日，这位终其一生“玩物”、“研物”的一代大家尽兴而去了。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种痴迷、执著、豁达、洒脱、充满文化趣味的人生态度。

　 从小就是“玩主”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出生于书香门第。祖上是福州望族，自清代起，王家高祖、祖父均入朝为官。其父王继曾1902年赴法国深造，1909年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后任职外交部条约司，曾出任驻外使馆公使和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出身大家闺秀，留英5年，善画鱼藻，有《金鱼百影图卷》等佳作传世。优裕的生活条件、中西兼备的文化背景和家庭环境，从小对王世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小学至高中，王世襄就读于北京干面胡同美国教会学校，能讲一口流利英语。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作为一个世家子弟，王世襄在父母营造的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活得无忧无虑，快活自在。京城的各类杂七杂八的传统玩意儿，他都玩得有板有眼。只是由于父命难违，他才不得已开始了并不喜欢的医预科学习。

　　刚进大学时，王世襄尚未收心，仍然沉醉于种葫芦、养鹰、养狗、养鸽子，邀请各类玩家雅聚。他常有惊人之举，比如臂上架着大鹰上学、怀中揣着蝈蝈在课堂鸣叫。他的“玩家”派头被同学视为荒诞不经，教授们称之精力旺盛，是“不务正业”的“未知数”。

　　王世襄晚年在《北京鸽哨》一书自序中曾经自嘲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擘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王世襄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39年春，一直疼他、爱他的慈母去世了，这对王世襄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后来回忆说：“母亲的去世，使我醒悟，觉得自己愧对父母的关爱和期望，于是，我开始认真念书。”王世襄选择了自幼受母亲熏陶而颇感兴趣的中国古代绘画这一研究领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确定了一个十分难写的题目《中国画论研究》，前后历时五载，于1943年夏天，才最终完成这部洋洋洒洒共约70万言的立志成才之作，并获得硕士学位。

　　《中国画论研究》完成后，王世襄的父亲对他说：“你已经到了自谋生活的年龄。北平沦陷，自然不能再呆下去。”他深思熟虑后，决定到西南大后方去，从那里开始自己的事业。

　　战乱中追寻国宝

　　1943年，王世襄穿过日军封锁线，绕道河南、陕西、四川，辗转来到重庆，这期间，他与马衡、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朱启钤、罗哲文等社会名流相识共事。在宜宾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王世襄开始从实地调查和文献考证两方面来研究古代建筑。后来王世襄对明式家具和中国漆器长达半个世纪的搜集与研究，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1945年8月，日军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的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王世襄不忍坐视国宝流落海外，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明察暗访。最后通过其父友人，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之后，王世襄又在天津接收了末代皇帝溥仪存在保险柜中的一批珍贵文物，共20匣，价值连城。

　　1946年底，王世襄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东渡日本追索被掠国宝。一到东京，王世襄了解到，中央图书馆被掠到日本的这批善本书，大多是抗战初期江浙、两广一带藏书世家的旧藏珍籍，在准备运至香港再寄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途中被日本海军掠去。

　　追偿工作并不顺利。根据联合国关于赔偿文物的条款与规定，要求必须确实能“证明”是抗战期间被日寇掠夺和盗窃的文物方能偿还；对掠夺的文物要开列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掠夺；如被日军掠夺，则要说出番号……在当时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如此苛刻的条款，事实上是为追查偿还中国文物设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王世襄十分气愤，他一方面大声疾呼，一方面竭尽所能向日本政府提出追寻中国文物的要求。但是，无数次努力均告失败。一再碰壁后，王世襄决定亲自到美国设在日本的管理调查文物的机构去了解中国文物的线索，从调查文物的下落入手，再提出偿还的要求。

　　1947年2月，王世襄经过多方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由郑振铎派员到码头交接，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　逆境中钻研“偏门”

　　然而，解放初期的“三反”运动中，王世襄却因其追寻国宝的“特殊经历”而招来祸殃，被列为运动中要打的“大老虎”拘留审查。虽然后来被证明清白，但仍被开除公职。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已经55岁的王世襄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劳动，他在那里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栽水稻……什么活都干过。这时的王世襄，除了鼻梁上那幅眼镜还透着一丝文化人的痕迹，从神态装束上看，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村野老夫。

　　逆境并没有使王世襄消沉和绝望，他选择了“坚守自珍”。他说：“我要做的事，一定是对国家、对文化有价值的，相信总有一天世人会认识真正的我！”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偏门”学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纸、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雕刻集影》等。

　　王世襄认为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事情是日本投降后为人民收回了几千件国宝，这些国宝现在都藏在故宫博物院。第二件事情是编写了文物研究著作《髹饰录解说》。王世襄说：“《髹饰录》是中国现存的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但全书文字简略晦涩，且类比失当，极难解读。过去此书唯一抄本远在日本，后经曾任北洋政府代总理的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刊刻印行。他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志趣，遂将此书交给我诠释解说。”从上世纪50年代起，王世襄历经30多年终于编撰完成，于1983年正式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

　　1978年，王世襄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一样，迎来了历史性转折。历尽沧桑的王世襄十分珍惜时间，每天都夜以继日埋头钻研，不断有力作问世。1985年9月，王世襄推出《明式家具珍赏》，后来又出版《明式家具研究》。其著作不仅量大，而且涵盖领域广泛，诸如《中国古代音乐书目》、《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中国古代漆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北京鸽哨》、《中国画论研究》等等，因此成为业界公认的诗词家、书法家、火绘家、驯鹰家、烹饪家、美食家、美术史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

　　洒脱不羁的大玩家

　　与王世襄有着70年交情的罗哲文说：“王世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提笼架鸟、悠哉游哉的八旗子弟，而是把所玩之物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是王世襄和其他普通玩家的最大区别。”王世襄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玩物且研物，无论是市井大俗的“雕虫小技”，还是深宅殿堂的“古玩珍品”，他都能发现蕴藏其中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回声。

　　谈起诸多玩好，王世襄如数家珍：“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熬鹰猎兔，驯狗捉獾，忝得‘玩家’之名。”

　　好友郁风这样形容王世襄：“他身穿黑布棉袄棉裤，头戴‘老头乐’帽子，腰间还系紧一条粗麻绳——那是为了怀里揣的装小虫儿的葫芦不会掉下来。”可见蝈蝈和蛐蛐是他怎般的珍爱。为了得到爱物，他餐风饮露在所不辞；为了穷究玩物的底里，他与平民百姓交朋友，虚心请教，以求博洽多闻。沉潜既久，他于诸般玩技无不精通。随“玩”而来的《说葫芦》、《蟋蟀谱集成》、《竹刻艺术》等40余部著作，均为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画家黄苗子曾评价王世襄是“玩物成家”，书法家启功则评价他为“研物立志”，王世襄却谦虚地笑称：“这些书是一堆不如一堆。”

　　王世襄一生把养鸽、研鸽当作所有玩好之最，从童年时就喜欢养鸽子，每日每夜惦记的都是它们，非常着迷。当年老师布置下来的英文周记，他一连数周篇篇言鸽。“当时老师很生气，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不改换题目，无论写得好坏，一律P(即poor)!’”回忆起7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王世襄流露出顽童般的笑意。

　　后来住进了公寓楼，无法养鸽子成了王世襄最大的憾事，于是他换了一种爱鸽的方式，那就是研鸽并出书。几年下来，他携带相机踏遍了北京的鸽市，去外地开会时也不忘逛鸽市会鸽友，还翻阅了沉睡在故宮书画库中的宮廷画家绘制的鸽谱。经过多年积累，他编著了《北京鸽哨》、《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鸽书。一次，王世襄赴郑州参加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发现当地正在举办观赏鸽大赛，他便兴致十足地走进了鸽群。一个年轻人指着一对黑中泛紫的鸽子问王世襄：“您认识它们吗?”“铁牛!”王世襄脱口而出。年轻人激动不已，坚持要将这对几近绝迹的名种鸽送给他。

　　至于收藏家具，他也有不少故事。“文革”期间，邻居们时常见王世襄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一次，在北京通州鼓楼北小巷一个老太太家，王世襄看到一对杌凳。那是明朝留下来的，无束腰，直根，四足外圆内方，用材粗硕，十分简练朴质，他看了以后非常喜欢。老太太要价20元，便马上掏钱，老太太见他没还价，马上改口不卖了。两天以后，路过东四的挂货铺时，王世襄看见打小鼓的王四坐在这对杌凳上，觉得这回再不能让这对杌凳“跑”了。可那天他恰恰忘带钱包了，王四要价40，他连定钱也拿不出来。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却已经被红桥的梁家买走了。于是他辗转去到梁家，想把这对杌凳买回来。谁知梁家兄弟就是不卖。王世襄锲而不舍，一次不行，两次，隔三差五到梁家买这对杌凳。为了买到手，他不断地加价，历时一年。他跑了二三十次，最后花了400块钱，终于从梁氏兄弟手里把它买下来，这价钱正好是当初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事后他说：“搜集文化器物总有一个经历。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难忘。”

　　最让王世襄得意的要数那张“天下第一紫檀案”，是明末清初宋国仲祠堂里的珍品。当时有人告诉他，宣武门卖旧货的那儿出了一张案子，没有人买。王世襄到那儿一看，这么大的紫檀案子，太难得了！他当即花80块钱买下来，兴奋得直呼：“捡了个大便宜！”

　　在圈内，王世襄还是有名的“烹调圣手”，倍受大美食家汪曾祺的推崇。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他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好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小时候，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我喜欢进厨房去看他们做菜。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一次做几桌菜不以为是难事，还交了不少厨师朋友。”王世襄说。多年过去后，不少厨师都一直还认为王世襄是他们的同行，并不知道这个经常拿勺子笑哈哈的年轻人，真正的工作单位是故宫博物院。

　　王世襄有很多拿手菜，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一次老友聚餐，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伙儿一抢而空。王世襄吃出了见识，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79件明式家具捐上博

　　在京城，王世襄还有一绰号叫“柜人”，那是因为王世襄家里堆的古代家具实在太多，多年收藏的珍贵明式家具塞满了狭小的空间，人反倒没有地方睡了。于是王世襄将两个明代的柜子拼在一起，他和老伴有时晚上就睡在柜子里。

　　这些花费40年搜集的79件明式家具，王世襄仅以国际行市十分之一的象征性价格转让给一位香港朋友，但他提出的条件是：“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捐给上海博物馆，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件拆散自留。”如今，他热爱的那些宝贝都静静地放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馆，许多与王世襄熟悉的人看着那些家具甚至能想起它们曾经的来历。

　　曾有人问王世襄，散尽一生心血，有没有“舍不得”？他回答：“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因为我给家具找到了一个安心的好去处。”王世襄说：“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明式家具作为中国古典家具发展的顶峰，在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文物界掀起了一股“明式家具热”，起因就是王世襄撰写的《明清家具鉴赏》、《明清家具研究》这两本书，后者光是名词解释就有1000多条，后来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有人说：王世襄为中国创造了上千亿元的价值，而且把一种不为人知的东西变成了一门学科，一种产业。

　　夫妻琴瑟相合60载

　　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是他在燕京大学时低几级的校友。袁荃猷喜爱书画古琴，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造诣极高。妻子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自称“琴奴”，如此琴瑟相合60载。

　　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知书达理的袁荃猷始终是他的支持者，是他躲风避雨的最好的港湾。王世襄刚开始收藏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甘苦少为人知。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这样的生活，占尽了王世襄的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的全部积蓄。袁荃猷理解并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她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时还经济拮据，但从未有过半点怨言，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分享从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王世襄后来所有著作中的线图和彩色绘图，如明清家具、鸽哨等，都是袁荃猷这位在古代音乐图像研究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亲手精心绘制而成，其细致、简洁、准确，令专业制图者也为之钦佩。而王世襄所藏“大圣遗音”等唐、宋、元、明代古琴，皆因袁荃猷善抚古琴。他更将自己所有藏品均称为夫妻俩的“俪松居”收藏，足见王世襄对妻子的细腻与深情。

　　2003年秋天，和他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因病故去，王世襄的精神大不如前了。他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思念：“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诗中提到的“大树图”是有所指的。那是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有多才多艺的袁荃猷所刻的一帧“大树图”剪纸，将王世襄一生的15种爱好癖玩之物，像果实般刻于粗壮的树干和圆形的树冠中。这其中有王世襄用得最多的三件明清紫檀家具，有代表王世襄最主要学术成就的漆器，还有王世襄使之死而复生的传统工艺竹刻、葫芦器，还有绘画、鎏金铜佛像、蟋蟀、鸽子、鸽哨、鸟具、家常菜、两头牛、大鹰、獾狗。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看着妻子的照片，王世襄若有所思地回忆道：“我们是相濡以沫的爱人，也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六十年来，我和她的生活、事业早已紧紧连在一起，融为一体。”同年，王世襄获得了世界著名文化奖项之一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根据妻子临终前的叮嘱，王世襄将全部奖金10万欧元悉数捐献给希望工程，并在福建武夷山市建立一所“中荷友好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