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话语转型及其美学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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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语转型及其美学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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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语转型及其美学跃进

——缅怀九十年代之一

朱大可

毛式美学的盛行呼应了毛语的领袖地位。这场新美学实验从1950年代开始，在文　革中达到其发展的高潮。八个样板戏、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和现代京剧杜鹃山，这十一种样板剧目聚结成了毛式美学的核心，它们中的一些革命先锋戏剧如“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和“杜鹃山”等，经过毛夫人的精心打磨，散发出浓烈的经典化气息。但在外围的民间社会，毛式美学的形态却是粗陋的，它仅仅要求着民众的精神服从。来自纽约和伦敦的记者对中国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大街上人群的那些单调服饰，它汇聚成了一片深蓝色和灰色的海洋，仿佛是大地的呼吸，缓慢流动在北京的广场和上海的外滩，成为严格的精神管制的外在象征。那时，全体中国人民都居住在僵硬的中山装里。



是的，中山装正是旧国家话语硬化的重要例证。这种据说由民主国家主义者孙中山创制的服饰，实际上来自斯大林的红场，在很长时期里充当“思想制服”，“制服”了全体国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趣味。中山装以纽扣锁住了身躯，从腹部一直到咽喉为止，传递着过度严肃的表情。而在最高一粒扣子的上端，还有一个附加的叫做“风纪扣”的小钩，能够弥合衣领留下的最后一点缝隙。这是对人的言说进行自律和专政的标志。中山装暗示了话语遭到极权主义管制的状态。但它却是“美观”和“风纪”的表征，表述了国家的统一性和庄严性。它加入了正谕话语体系，并且成为其中最沉默和最有魅力的文本。穿在身上的文本明确显示了政治身份，也表达出一种内在的臣服。它似乎在发出这样的呼告：我是忠诚的，我没有叛逆！



这是被政治忠诚和自我专政的伦理所照亮的美学，它引领着国家美学在所有方面的构形，并且使毛时代的中国成为严肃过度的灰色世界。不仅如此，它还要在这样的文本中塑造一种无产阶级的“粗壮美学”，以表达国家主义的健壮形象。毛　夫人江　青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她亲自设计了一款没有腰部线条的连衣裙在全国推广，企图扭转国家美学的单调面容，但奇怪的是，这种努力却遭到了底层人民的拒绝。大多数中国女人宁可继续留在中山装或传统对襟罩衫的世界。她们用美学上的坚贞抵制了极权国家的服饰改革，并要在那里等待国家人文主义春天的到来。

1、国家美学的初次转型

舒婷诗歌的优雅话语

然而，最初的国家人文主义的美学文本，并没有起源于民间服饰的改革，而是出现在郭小川1976年写下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里。这个激情洋溢的毛式诗篇，显示了知识分子对权力变动的高度敏感和对毛死后意识形态变动的极度渴望。而舒婷的情歌和顾城的童话诗，则是国家主义的另一种优美的文学影象。舒婷所建构的母亲影象和顾城营造的童话影象，恰好是同一个母题的两个维度，从不同的方向对新国家主义（母亲或者父亲）发出了天真而痛切的召唤。这些作品开启了新国家主义美学（简称“国家美学”）的时代，它企图用优美的句子去取代“枪杆诗”或“黑板报语体”，也就是用某种优雅话语去替代文　革期间流行的粗壮话语。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这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膀；－－祖国呵！

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簇新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呵！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舒婷的理想主义诗歌是一个正谕话语的范本，具备了新国家美学的各种基本元素：首先把国家（祖国）幻化为“母亲”，然后以排比修辞的手法展开“宏大抒情”，其中充满了“我”（诗人的自我镜象与人民镜象的叠合）的诸多隐喻：“老水车”、“疲惫的歌”、“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以及“花朵”、“胚芽”、“笑窝”等等。所有这些细小而优美的农业时代意象，都是被用来反衬祖国的伟大性的。同时，这其间隐含着一种炽热的期待，那就是来自“母亲”的犒劳和奖励。这是一个“文化儿童”所梦寐以求的身份理想。



舒婷的诗歌是一个优美的先导，其后，在“反思文学”的叙事中，“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开始大量涌现，他们的“死亡”与再生（如电影《生活的颤音》），构筑了语义微妙的寓言，暗示着“新国家”的复兴。文学上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三步曲蜕变进程，正好是一个新国家主义发展的逻辑序列：从个人的创伤记忆和撒娇性自慰，经过充满苦难的“放逐与回归”（知青），最后形而上地升华为对“国家－民族－人民”的三位一体（寻根）的探求，其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昭示出新国家主义的生长印迹，同时也显示了身份重设的清晰意图。

张贤亮小说的精神自虐　

在“伤痕文学”的旗帜下，流氓形象开始悄然跃出纸面，成为新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反衬。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和李克威的电影文学剧本《女贼》里，流氓被归咎于极权国家主义（“四人帮”政治）；流氓诞生的原因在于国家关怀和“母爱”的丧失，而这正是铁幕政治的冷漠特征。但这些数量有限的流氓并不能瓦解正谕话语，恰恰相反，他们是旧时代留下的道德伤疤，并因而成为新国家主义的一种反证，高声颂扬着“新时期”的天鹅绒化的精神生活。而另一方面，它们也隐含着一种含蓄的呼吁，也即请求对流氓实施新国家主义的精神疗法。



但这复苏的“人性”却以一种畸形而非健康的方式返回了人间。张贤亮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牧马人》是新国家美学的范本，它们旨在确立有新国家主义道德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绿化树》是《男人一半是的女人》一个被迫害得死去活来的知识分子，却始终保持着对祖国“母亲”的热爱和“政治坚贞”。这正是当时最动人的道德母题：你弄疼了我，可我依然爱你。这种政治受虐的集权国家主义伦理，在八十年代初期仍然被视作衡量“真善美”的重要尺度。随后，著名导演谢晋改编并拍摄了《牧马人》，对这种受虐型道德作了更加彻底的视觉诠释。谢晋是国家主义电影的主要代表，他的作品反映出从刘少奇主义－毛　泽　东主义－邓小平主义的完整的变化序列。谢晋的另一特征是不断自我调整，始终呼应着每一类型的国家主义，使它们看起来像是永不凋谢的蜜月。

春节电视晚会和国家形象代言人　

然而，张贤亮的小说读者是有限的。国家话语痛切地需要一种这样的样板，它能够对民众产生持续而广泛的精神指导。随着电视技术及其购买市场的成熟，电视媒体逐步取代了平面媒体的主流地位。1983年开始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最终从文学那里接过了这一使命之棒。它是国家主义展示其全新造型的窗口和舞台。它以后塑造的主持人赵忠祥和倪萍，以敦厚、温柔和煽情为表征，成为“新时期”最杰出的国家对偶形象代言人，分别代表着“温存的父亲”和“充满爱心的母亲”。他们运用国家主义美学技巧，在各种电视场合展开政治抒情，将日常生活细节上升到国家关怀的宏大层面。这种混合着国家伦理的电视美学，对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民阶层，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李谷一、董文华、殷秀梅和宋祖英等所高唱的国家主义大歌，也成为国家美学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新国家主义建立起了自己的讴歌机制，国家夜莺在电视上此起彼伏地涌现，而人民在欢欣鼓舞地倾听。

2、国家美学的二度转型

1989那年，整个世界都听到了中国的哭泣。3月16日，天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坚硬的火车铁轮无情地碾过那个弱小的身躯，推动了诗人（作家）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他的“革命性亡故”宣喻着终极关怀的终结、以及精英主义和文化浪漫主义的死亡；随后，诗人戈麦在焚毁了诗稿之后自尽于北京永定河；1994年3月的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上海文艺批评家胡河清从阴郁的枕流公寓上奋然跃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些系列死亡事件引致了知识界的震撼，它显示出知识分子对个人生活和国家事务的绝望。



从海子之死到胡河清的自杀，其间相隔了五年之久，犹如同一个“死亡的五年计划”的链条的开端和结束。在胡河清身后，自杀行动突然终止了，仿佛噩梦突然被晨曦打断。随着时光的流逝，原初的愤怒和绝望逐渐消散，知识分子对文化管制语境已经渐趋适应，而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市场化浪潮，似乎为知识分子打开了另外一条生存的光明坦途。向国家主义的妥协和向市场经济的逃亡，成为九十年代知识界的两大主题。“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文化的市场化发出了痛切的质疑。但那些肤浅的提问大都没有击中社会的内在时弊。

王朔主义的转调

值得注意的是，“王朔主义”在九十年代初期达到了其影响力的顶峰，王朔继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所策划编剧的电视剧（《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又开始风靡中国。这以后成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个主要批判主题。知识份子严重误读了“王朔电影”和“王朔电视”，指责他一方面是流氓的玩世不恭的反叛故事，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主义的道德寓言。有人甚至抨击他的流氓主义的叛逆伦理：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



作为“国家主义伦理”电视杰作的《渴望》，1990年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创下收视率的历史记录。该剧最初的叙事“动机”是进行道德反讽，而在普遍的正谕性读解下却被转换为一曲迷人的人性赞歌。逆来顺受的刘慧芳原本是个饱受讽刺的对象，结果竟成了国家主义重构道德理想的光辉样板。“渴望”播出的夜晚，中国的大街小巷空寂无人，几乎全体民众都聚集到电视机前，享用着国家主义的道德大餐。这种罕见情景显示出民众重建国家伦理的强烈愿望。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集体文化误读，卷入这个事件的人数竟然多达八亿，这真是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数字。导致这个事件的原因在于，长期置身于正谕话语规范之中的中国观众，完全不具备对反讽话语进行解码的基本能力。他们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个反面的道德课程。这种文化“正解”所导致的误读，使此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对流氓主义的高调批判丧失了意义。



当然，知识分子的犬儒化，倒是成了所有“渴望”中最值得玩味的一种“渴望”。话语的异议和反抗都销声匿迹。王朔的《我是你爸爸》，是这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寓言。它在展示了儿子与父亲的激烈冲突之后，通过儿子的嘴，无可奈何地发出“你是我爸爸”的哀叹。这是现代犬儒主义真正诞生的时刻。反叛的流氓终于无力地垂下了头颅。“父亲”的统治随着妥协的黄昏，静静地降临在中国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