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最后一天，王明突然抛出一份私拟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华忠

会议最后一天，王明突然抛出一份私拟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2024-07-05 17:55                                        

发布于：天津市
   
会议最后一天，王明突然抛出一份私拟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在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副校长米夫初次访问中国，王明则在一旁担任随行翻译；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时，毛主席实际上只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那时的他还没有出过国“深造”，也就没能引起王明的特别注意。
当然，对于此时的毛主席而言，中国革命正在经历着更大磨难，他也没有心情去结交这位看似风光的翻译，十年之后，一切都将变得不一样了。

毛主席与王明
其实，从一开始的经历来看，毛主席与王明之间便有了不同，那些成长中的经历，也都会在潜移默化之间影响二人在革命中的所作所为。
毛主席与王明的家境都算是贫寒，不过毛主席的父亲对他没有太大的期望，只是希望他将来能像自己那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因此，毛主席大约从6岁起就开始做些农活，去读书识字也是为方便记账；到了少年时期，毛主席天天和农民待在一起，父亲经常让他下田劳作，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与农民之间有着很强烈的心理联系。
长沙发生饥荒的1910年，饥肠辘辘的农民去向官府请愿，没想到却换来了残酷镇压，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听闻此事更是十分痛心，几十年后还说过：“那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另一边，王明虽出身贫寒，可他的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对孩子也有着很高的期望，他希望孩子能够到更为广阔的天空中翱翔，不要再当动荡世界中的一棵小草。
于是乎，读书的历程中，王明大可“光明正大”，毛主席还得防着父亲；对比来看，由于王明始终是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的，他对于乡间的事情缺乏基本的了解，也很难做到感同身受，因此，他的很多想法都过于理想。
1929年，年仅25岁的王明回到了上海，直接被分配去做了新闻与宣传工作，2年后就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拿到了实权。
在这背后，对他颇有好感的米夫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有了米夫的支持，王明说话的时候腰杆子都硬了不少，而且他对于马列主义的书本啃的入木三分，讲起话来总是能“引经据典”，需要用到什么理论时，他根本连书都不用翻，就能出口成章。
当时，有不少人对于共产国际以及王明这类“读书人”是很尊重的，也认为他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走就不会出错。
而在另一边，毛主席也在走着自己的路，他发动了秋收起义，不断找寻着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道路。
当时的环境，共产国际的话语权有很大，王明则成为了其中的一个代表，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顺利成为了米夫的帮手；也有一些同期的同学较早发现了问题，他们说王明“拿着高薪当翻译，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可在现实中，他们也都拿王明没有办法。

通过王明在当年写下的各种文章也能看出，王明的语言风格与理论基础基本都是俄化的，他是一个以苏俄模式为样板被打造出来的“未来领导人”。
然而，苏联的模式就一定能适合中国吗？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由于向忠发被捕，王明也得以抓住权力真空期进一步控制了党中央，他也和博古等人照搬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上海的一幢洋房中“遥控指挥”中国的革命斗争。
当无线电联系被开通后，这种“指挥”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起来；毛主席并不是想要争夺指挥权，而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命令脱离了实际情况，于是不得不对指示一次次纠正，这也就使得毛、王二人产生了矛盾。

1931年，王明去了苏联，在那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米夫共同遥控中共临时中央，从莫斯科传来的命令，也通过博古源源不断下达到大家的手上。
博古到来后，他也因服从王明得到了更大的权力，在26岁那年就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1934年8月，上海局的电台遭到破坏，这下王明没法隔空指挥了，为党内自主解决问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遵义会议是个伟大的转折，可在这场会议之后，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指挥是正确的，毛主席却并没有从根本上稳固地位，他依然需要面临着王明处的挑战。

因为，从这个阶段的组织架构来讲，中共依旧是共产国际的分支，只要有重大的人事变动，仍需要共产国际的同意。
毛主席也很清楚，共产国际能够否定他的地位，同时让王明重新上台。
也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在经过了一个小短会后，潘汉年和陈云动身前往上海，随后再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
好在，在这两人的努力下，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会议的成果到此时才算彻底巩固。
虽说共产国际已经同意了，奈何王明还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毛主席的马列主义理论不够，还不足以成为党的最高领袖。
1937年底，王明即将回国。

季米特洛夫事先考虑到了问题，也就找了王明谈话，并对他说：“你回去之后，要同中国的同志搞好关系，你回去之后和他们都不熟悉，就算他们推你上台，你也不要担任；此外，你长期不在中国，不了解那边的实际情况，回去之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其他同志。”
他说得已经很清楚了，就看王明这边能不能听进去。
那会，抗日战争是中国要面临的头等大事，毛主席早就看清了蒋介石的用心，国民党想让红军大批次开往华北沿线，借日寇之手消灭红军精锐；因此，毛主席坚持着“独立分散游击作战”的方案，不在战役战术上被束缚，这样也能同时发挥红军的优势打击日寇。
这些事实都在表明，毛主席对于中国革命的未来以及革命期间的具体方式都有着精准的思考，这些也正是王明不具备的。
奈何，王明终究都没能认清自己。

毛主席宽待王明
王明于1937年11月29日到延安，毛主席与周总理、张闻天等亲自去机场迎接。
踏上陕北的这片土地，王明却感觉自己像是“钦差大臣”，可谓处处指点。
不过，那时毛主席对于王明还是很热情的，他不仅请王明吃了饭，还在陕北公学大院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如此规格的欢迎仪式，在延安时期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但是，王明是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回国的，他的出现，自然是对毛主席领导地位的严峻挑战。
那段时间，中央首脑们的合影王明总是在最中间，这显然与党内的地位不符合；也有些领导同志回到了王明的身边，他们认为王明在莫斯科待了这么久，一定能带回先进的经验供大家学习。

毛主席也很快意识到王明的威胁，还曾说道：“现在，我的命令连窑洞门都出不去了。”
这年12月9日到12月14日，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也作了个专题报告，起名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在报告的过程中，他的态度有咄咄逼人的感觉，可在很多问题上，与会的同志都能听出他的志大才疏。
特别是在谈到国民党时，王明认为现在只有“亲日”、“抗日”两种说法，并不认为国民党内部有左、中、右三种势力，还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显然就与大家认知中的不同。
可是，大家也考虑到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大多表示了“赞同”；毛主席在听了王明的报告后，也对其中错误的内容进行了辩白，不过最终还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

会议的最后一天，大家则在讨论组织问题，没想到此时的王明竟然在没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拿出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甚至在排列上动了手脚。
对于这份名单，事前王明也考虑到会被其他同志合理怀疑，于是当场就解释了自己“没别的意思”。
而名单中的内容除了增加了他本人以及和他共同回国的康生、陈云外，就没有多其他人了，所以大家也没有明显表现出不满。
只是席次的调整，则让人感觉到有些不舒服。
张闻天本担任书记职务，可在这份名单中他却被排在了第七，这显然是有问题在的；召开会议的时候，张闻天也并没有说什么，他用沉默代替了一切话语。

毛主席并不想计较这些事，他不开心的原因是王明在拿出这份名单前没有找他商量，也没有询问过他的意见。
后来毛主席写下了《论持久战》，原计划是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可王明不同意。
毛主席对此事很生气，而王明这边也没闲着，他正巧听说有一个苏联人要回莫斯科，于是暗中委托此人向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告密，说《论持久战》中存在一些原则性的错误。
很显然，在他的观念中，共产国际会向着他。
没想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很快就下来了：支持毛主席。

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转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支持毛主席作为中共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不要再争吵了。
从这时起，王明的彻底失去了“靠山”。
毛主席对王明一直是很宽容的，他没有批判王明，只是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等纪律，因此王明后来还有了新的工作，在中国女子大学担任校长。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王明心里十分难过，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已经彻底丧失了。
毛主席希望他能认识到过去的错误，为总结经验，党内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可王明却都称病未能到场；毛主席还多次去探望他，周总理也去与他谈心，可王明也只是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

中共七大上，博古作了自我批评与检讨，可王明仍然顽固不化。
距离最初参加革命已经这么多年了，王明的认知却没有太多进步。
毛主席当时看到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对美方针，认为能够组成对日统一战线；美国这边也同样注意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美军观察组还来过延安访问。
可王明却认为这下走得太远了，是“反对苏联”的，也是无法容忍的，他一直遵循着一成不变的冷战思维。
而毛主席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高瞻远瞩从此时都能体现出来了，这是一种远见卓识，也是王明根本不具备的。
一直到了1948年，中央准备在西柏坡迎接苏联来的特使，王明又去找了毛主席为自己的历史问题辩解。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口婆心，毛主席也真正难以忍受了：“到现在你都还想不通吗？现在都快胜利了，你还没有反省？”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还是给王明安排了合适的工作，毛主席也本着“团结犯错误同志”的思考，多次帮助王明，可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早已彻底明白了王明当年犯下的错误，不愿给他投票，即便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得票也是排在倒数第一位的。
即便生活依旧充实，可王明就像钻了牛角尖那样出不来，后来他称病去了苏联就医，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晚年还说了不少坏话，终究没有办法与自己释怀，那些造谣的文章，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又一处污点。
历史终究是板上钉钉的，即便王明如何说，他都无法为过去的自己翻案，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也终究将他淘汰了。
1974年，王明病逝于莫斯科，也永远葬在了那里。

参考
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三次较量孙金根福建党史月刊
延安时期王明挑战毛泽东领袖地位始末巴志鹏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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