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总理出国，毛泽东点名一人当“代总理”，大家都心服口服

华忠

1950年周总理出国，毛泽东点名一人当“代总理”，大家都心服口服                                                                                 2024-07-09 14:18                                        发布于：天津市
   
前言
1950年1月2日清晨，周恩来刚从家来到办公室，便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内容不长，周总理一眼便看完，看完后神情却严肃起来，拿着电报陷入沉思。
这封紧急电报是毛主席发来的，此时他正在苏联进行访问，电报的内容如下：
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总理来莫斯科，共同签订“新的条约”，中共中央务必在5天内准备完毕，周总理尽快赶至莫斯科。
单单从电报的内容来看，这是件好事，那么周总理为什么严肃起来，他在烦忧什么事情呢？又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不到3个月，毛泽东就去了苏联访问呢？电报中的“新的条约”又是什么呢？

毛泽东访问苏联
1949年12月，毛泽东从北京坐专列出发，前往苏联首都莫斯科，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人一同前往。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一年要过70大寿，正好在12月21日，毛泽东一行人要赶在这之前抵达莫斯科。
火车晃晃悠悠行驶了十几天，毛泽东一行人才抵达莫斯科，毛主席还给斯大林拉了两车厢的中国特产，全当是生日贺礼了。
当然，毛主席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并非是参加斯大林的寿宴，主要目的是了解国际形势，推动中苏关系进入新的阶段。1945年，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有很多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毛泽东此行就是想解决此事，重新和苏联签订平等友好的条约。

毛主席因此，才在新中国成立不足三个月，政府事务千头万绪的重要时间，选择出访苏联。早在1949年7月，刘少奇就曾出访苏联，当时斯大林表示：1945年中苏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以后不能如此，一切等毛泽东来莫斯科的时候，再重新商定解决。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料到，要解决这个“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竟然是这般的困难和坎坷。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有两条内容非常糟糕：
中国和苏联对长春铁路实行“共管”方式，为期30年。
将中国的旅顺设置为中苏海军共享基地，为期30年。
这两条内容，大大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毛主席深知“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的道理，解决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迫在眉睫。

毛泽东如此匆忙地赶往，苏联解决此事，还有另一个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后，苏联加强了对长春铁路的管理权限，并增加了在旅顺的驻兵。这件事情如果解决不好，对新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大大的阻碍。
周总理除了总理的职位，还兼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职位，新政府成立，外交人才短缺，周总理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只要身兼数职，多辛劳一些。
作为外交部长，这次访问苏联，周总理本应该和毛主席一同出访。但考虑到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3个月，两个最高领导如果都出了国，国内很多重要事务就被耽搁了，所以周总理才留在了国内。

到了苏联后，毛泽东和苏大林谈到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才发现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中苏要签订新的条约，就必须要两国的外交负责人协商和签字，这种事情必须严谨，看来还是需要周总理来一趟。
所以周总理才会收到毛泽东的紧急电报。这样一来，周总理就陷入沉思，一方面为“新条约”的内容和签署担心，一方面为国内事务交由谁来处理忧心。
还好毛泽东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很快又发出了第二封电报。毛泽东的办法就是暂时任命一位“代总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在的时期，暂时负责主持和处理国家大事。

这个“代总理”的人选必须慎重，因为这个人不仅要有出众的能力，还必须德高望重，在党内有较高的声望。这样才能很好地处理和应对各种事务和问题。毛泽东心中已经有了人选，而且中央收到消息之后，众人也一致对这个人选心服口服。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周恩来就经常会出国访问，只不过国内正处于战争时期，周恩来出访访问，更多是取得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和支持。大多时候，周恩来都是来去匆匆，走之前对自己的工作都会提前做好安排，回来又加班加点处理滞留下的工作，非常辛苦。
这次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已经预料到，新的条约签订必然不会那么顺利，一旦出国，时间必然不会短，所以才需要一位“代总理”出来主持政府事务。

后面的事情，果然和两位领导人预想的一样，这次的苏联之行，成为毛泽东离京时间最久的一次，足足有3个月之久。周总理后面才去，也在苏联待了将近2个月。
董必武被选为“代总理”
“代总理”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中出现，实际上当时副总理一共有4位，分别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这些领导人我们应该都不陌生，都是党内的人才，而且作为副总理，他们熟悉总理的事务，是最好的“代总理”人选。毛主席知道选人也是个大麻烦，因此发电报的时候，在电报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意见：我建议，由董必武出任代总理。
毛泽东为什么建议让董必武出任“代总理”，董老究竟又如何让大家都心服口服呢？

董必武出生于书香世家，可惜早已家道中落，他父亲是个教书先生，从小带着董必武读书。都说“读书知理”，董必武对清政府的腐败十分愤慨，在了解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之后，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
后来董必武结识了孙中山，并在孙中山的影响和推荐下，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可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称帝，董必武清醒地认识到，“三民主义”似乎并不能拯救中国，中国革命若想成功，只有走列宁的道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武汉的共产党人代表出席。他和毛泽东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碰面。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时候，董必武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将近30年过去，共产党的队伍壮大了很多，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共产党党员中，唯有董必武和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因此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资历是非常深的，任命他为“代总理”，大家自然是服气的。
而且董必武要比毛泽东、周恩来都年长不少，众人也常常称他“董老”表示尊重。当场除了资历，董必武本人也很有才干，之前在党内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
别看董老是个儒生，但1927年领导了黄麻起义，拿过枪杆子。共产党建立中央苏区之后，董必武曾任职中央党校校长、苏区最高法院院长，共产党党内很多将领都上过董老的课，听过他的演讲。
后来董必武亲历长征，跟着党中央达到陕北，在陕北继续担任党校校长，此外还任陕甘宁边区代理主席。1937年中共中央驻扎在延安的时候，董必武已经51岁了，是党内年纪最大的一批老人之一，大家都很尊重他。

延安时期，董必武还和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被并称为“延安五老”，战士们经常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要么在党校工作，要么参加各种会议。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党中央安排他到武汉协助周恩来，进行国统区的工作。武汉是董必武的老家，这边他熟人多，办事情比较方便。他一个50多岁的人，依旧精神饱满地四处奔走，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多贡献。
董老具体的工作，可以理解为特务情报工作，为中共中央收集提供大量的秘密情报，从而有利于中共中央作出正确的决策。中共党内很多知名特工都是董老手底下培养出来的，比如深得胡宗南信任的熊向晖，比如在国民党秘书处任职的沈安娜。
当然董老也并非只在武汉活动，长江沿岸一带的大城市，他是四处跑，只不过武汉、重庆、南京这几个城市去得最多，待得最久。八路军能在战场上一次次化险为夷，少不了董老手底下特工提供的各种情报。

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主持“七大”召开的工作，董必武就暂代了他南方局书记的职位，负责党务、统战、情报等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非常耗费精力，董必武却能安排的仅仅有条。
周恩来主持完会议回来，还夸赞董老做事周到妥帖，比自己做得更好。
1945年4月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派代表去参加，10个代表席位中，中国共产党只有1个，就是董必武。据说蒋介石同意董必武获得这个席位，还是认为董必武年纪大了，没有过多精力进行政治活动。
实际上，蒋介石纯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董老极有见识，外交手段纯熟，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得到了外国官员的钦佩，为中国，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很多利益。
同为代表的顾维钧曾赞叹：“董必武同志是中国代表团最年长的，但他态度和蔼，行事机敏，又通晓国际事务，令我很意外。”

抗日战争结束后，特务工作进入紧急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行事猖狂，董必武的工作挑战很大，但成绩卓越。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陈毅当着所有中共领导人的面感叹：“董老的一句话、一封信，抵得上十万大军”
1947年，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被解放的地区、城市越来越多，一些关乎百姓生计、国民经济的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其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货币不统一，地方经济发展杂乱无章，金融市场一片狼藉。
原来国民党只顾着压榨百姓捞钱，丝毫不考虑地方经济的发展，给国内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害。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推动解放区经济的发展，董必武提出：“必须尽快成立统一的银行，发行统一货币。”

1948年年底，在董必武的筹划下，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正式开始印制并使用。如果大家家里有人收藏了这一套人民币，纸币上“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就是根据董必武的书法印制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被选举为副总理，此外他还兼任中国最高法院院长、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紧接着，董必武又将精力投入到建设新中国法律体系当中，忙着研究各国法律，再结合实际创建适合新中国的法律体系。
董必武担任“代总理”的两个月
董必武工作中突然接到电话，要他到周总理的办公室一趟。周总理经常找他共同探讨一些工作上的事，董必武习以为常，穿好衣服出门。

当周总理告诉董必武要他担任“代总统”的时候，董必武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认为党内有能力的同志多的是，让他来担任这种重要的职位不合适。但周总理劝他，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国家需要他再做做贡献，辛苦一番。
就这样，已经64岁高龄的董必武，接过了“代总理”的担子。董必武心中是有心理准备的，他当副总理的时候，接触这些事务也不少，但当真正接手了这个担子，董必武不免感叹，还是低估了担任总理的辛苦和难度。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出发前往莫斯科，董必武这个“代总理”走马上任。董必武想得很明白，他不需要做出什么成绩来，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安安稳稳地度过毛主席和周总理出访苏联的这段时间。

听起来似乎并不困难，但“做好本职工作”这几个字实际上很有分量。董必武担任“代总理”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粮食问题。
中国刚刚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乱，重回和平发展时代，让所有人吃饱饭就是首要任务。毛主席早就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指示，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国内超过一半的老百姓吃不饱饭，勉强度日。
对这件事，董必武十分上心，他组织成立了“中央救灾委员会”，并提出了非常行之有效的方针策略，加强生产，群众互助，救济为辅。
50年代中国的交通情况不好，粮食运输很不方便，大城市还好，有粮食可以供应的上，缺粮的乡下就很难调度了。针对一些地区的缺粮情况，董必武积极的协调调动，从粮食相对富裕的地区筹集到几十亿公斤的粮食，分送到缺粮的各地。

这次的粮食调动，帮助粮食短缺地区度过了眼前的难关，等到了春天，能吃的东西就多了，最起码不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抛开全国的粮食危机，董必武日常的事务也不少，党内的工作情况，政府的琐碎事务，忙起来基本没有闲暇的时间。短短2个月的时间，董必武就召开了10次大型会议，小型会议数都数不清。
当然，董必武处理事情的效率也很高，处理的国家大事就有50多件，日常的小事更是多得没法详细记录。除此之外，董必武之前负责创建中国法律体系的工作也并没有懈怠，他参与制定了《人民法庭组织原则》、《婚烟法》等法例法则。
董必武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这2个月的时间，董必武每天凌晨睡，早晨7点起床，忙的不可开交，非常辛苦。不过董老从不抱怨，而是以乐观的心态和极大的耐心，去处理各种事务。
很多党内和政府内的工作人员，见董老一个60多岁的老人，工作这样努力和负责，自己也不敢懈怠，一时间大家的工作热情都高涨了不少。

1950年3月9日，毛主席和周总理返回国内，董必武终于松了一口气，结束了自己“代总理”的职责和任务。后来董必武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段时间的感受：
“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不算长，但劳心程度不是常人能想象的，荣耀背后的考验需要是革命同志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董必武仅仅当了两个月的“代总理”，就有如此感受。周恩来从新中国成立之时算起，当了27年总理，长期负担着党和国家日常繁杂的工作，直至在医院去世，其中辛苦恐怕更是难以想象。
第一代共产党人，大多都将一身的心血贡献给革命事业，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无论是毛主席、周总理，还董必武等其他革命前辈，他们的奉献和付出，都应该被铭记。永远感念前辈的不懈奋斗，也时时刻刻珍惜当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