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参谋长：辅佐过六位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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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参谋长：辅佐过六位元帅　导读：李达是宁都起义的唯一老上将，曾在刘、邓麾下13年，先后辅佐过贺龙、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彭德怀、叶剑英六位元帅达30年之久。        　　抗日烽火身先士卒

        

        　　1945年1月下旬，为开辟道清铁路(河南滑县道口至博爱县城)两侧的豫北地区，加强太行军区与豫西新区的联系，李达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在豫北发起道清战役。
        　　道清战役第一阶段，由地方武装和民兵袭扰日伪军控制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李达指挥太行军区第七、第八军分区部队于1月21日夜间突然从九里山(修武北)远程奔袭道清铁路以南的小东镇、宁郭镇，而后又会同平原分局党校警卫团及地方武装，连克平汉铁路以西日伪军据点16处，并在焦作以南樊庄附近全歼日军第一一七师团1个中队，巩固了路南新开辟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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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周昆认为那些话并不能改变他的观点，我们离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改善，还一直谈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使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这是不现实的。可是今天他已经把这样的思想暴露出来了，上级会不会以为他的思想蜕变了?想想以往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感到前途渺茫了，也许为几句话，会将他半世的功劳冲淡。与其……不如一走了之。

       

        　　于是，他便在半路上，将刚刚领到的军费，取出3万元包好并写了几句话，将给警卫员，让他尽快交回师部，而自称自己还有事，等办完就会归队，就这样他带着3万元现钞，永远地离开了八路军，离开了革命队伍。
        　　那么离开队伍之后，他究竟去了那里?史书已经无有任何记载。笔者分析：移民异地，隐姓埋名，忧郁而终。这就是他日后再无任何消息的原因所在。如果他投敌、做生意发了家、与资本家小姐出国、出国做慈善事业、文革受冲击等等，他都会再度扬名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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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分析周昆出走的原因是这样的。就在出事前不久，周昆曾到武汉参加全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会议的间隙，他看到国民党友军的参谋长们饮酒作乐，嫖妓宿娼，挥金如土，生活极其糜烂。当时，周昆的心里并不是也想去追求那种生活，他曾经为了革命出生**，一心想为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奋斗，可在这样明显的对比下，他感到心理上极不平衡，同在国民政府军队中为官，做人的差距怎就这么大呀?你们就能那样去挥霍，而作为八路军的参谋长，却每月只能领到3元钱的生活津贴。共产党、八路军，整天叫着要抗日，要为广大民众过上好的生活。可是现在看来，我们所说的这些话有点自欺欺人。想想看，离自己的生活状况都无法改变，难道还能改变广大民众的生活境况吗?我们一直在革命，难道革命说是只为自己吃苦吗?

       

        　　散会后，他返回山西的抗日根据地，去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汇报会议情况。在总部他直言不讳地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当时，朱、彭、左等首长，立即指出他这种想法很危险，我们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但我们还是红军的思想，红军的精神，我们之所以艰苦，是为了抗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如果要与国民党军队的干部去攀比，那我们就会失去民众对我们的支持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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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周和一个资本家小姐挟款逃到了境外，结果在花光了公款后，被小姐抛弃，后回国，被人打死。

       

        　　其四，文革中他曾受罪，被红卫兵天天揪斗，死在红卫兵的手里了。其实这四种说法都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第一，他如果回到平江老家，象他这样有名望的人，当地不会没有人认识他，那么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也会找到他，并利用此大肆宣传，再说他能活到解放后，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许多的政治运动，一定会被当地人挖出来批斗的，不会成为一个谜。第二，作为一个军人，拿了军响去做慈善家，也不很合理，再说如果有人知道他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曾经化名回到大陆，积极为人民做贡献，难道件事还能隐瞒了记者吗?第三，说他带资本家小姐挟款逃到境外，花光公款后被小姐抛弃，后回国被人打死。这也会被爆光，一定不会没有任何痕迹留给媒体。其四之说就理会谎谬了。。。。。。那么他究竟去了那里?真的无人知晓了。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人生路上这一步错棋呢?第一种是见财起意;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见财起意，6万元钱都在他的手上，他完全可以全部带走，没有必要让警卫员送回去一半，自己只拐一半，有人说取3万留3万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一个师一个月的军费全部没有了的话，八路军能不四处追杀吗?所以留3万是保全之策，这是周的聪明之处。但凡要携款逃之，定是要冒风险的，他不会确信留下那3万元，八路军就不去查找他的下落。第二种是贪生怕死;周昆在红军时期作战非常勇敢，特别是在强渡湘江中其21师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他都挺过来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条件要比红军时期好的多，何况此时官至八路军的师参谋长，一般情况是不上最前线的，战死的可能已经很小了。他怎么会有贪生怕死的念头?
        　　第三种是对革命失去信心;但仔细分析，也有许多疑点，因为他既没有投靠了国民党部队，又没有投靠日本方面。以往一些人多是去别的队伍是寻找靠山，而他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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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说法究竟那一种更合理呢?笔者分析应该是其一。其理由是，第一，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费是每月50万元，这是周恩来与顾祝同在西安谈判是定的，但由于延安的中央机关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都不在此列，八路军总部要将这50万元军费，分一部分来供养延安，所以一一五师不可能分的太多，因为一一五师出师的人数最多，而且是作战的主力，但此时新设立了晋察冀军区，且344旅此时与一二九师在一起，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一个月给一一五师6万元的军费应该是合理的。第二，当时师部没有参谋处长，王秉璋任师作战科长，周昆让警卫员将此款转给王也是合理的。第三，为何否定孔祥熙给的支票一说?此前周确定在武汉参加过全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孔祥熙不可能给他3万元的支票，因为中央即使额外奖赏给一一五师3万元(假设)，也会通过八路军总部转达，而肯定不会直接给了一一五师的，这是一个制度。

       

        　　那么周昆离开部队到那里去了?亦有四种说法
        　　其一，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找了一个村子住下来做买卖，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
        　　其二，传说周昆离开八路军之后去了瑞士，并成为杰出的慈善家。中国改革开放后，大慈善家周昆将军出于对国家的忠诚，曾经化名回到大陆，当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没人认得他，他也不认得别人。周昆又积极的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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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一五师初过黄河的几仗中，周参谋长曾任也是战功卓着。太原沦陷后，一一五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可就在这时，谁知这位师参谋长周昆竟然会携款而逃呢?可是对于他的出走之因，史书上很难找到答案，那么他是怎么出走的?离开部队又到了那里?是什么原因使他选择人生路上这一步错棋呢?        　　对于周昆出走，目前有三种说法

       

        　　其一，1938年2月间，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115师的最后(最后二字不妥，国民党政府拨给八路军的军费应该领至1940年底)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师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王秉璋，他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从这一点出发判断，他当年潜逃的动机是非政治性的。(来处于王秉璋的回忆录)
        　　其二，此说传来比较简单，周昆在参加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时，孔祥熙开给他一张3万元支票，他是带着这3万元支票跑掉的。
        　　其三，115师周昆参谋长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领取了10万元军费，周昆自己取了3万元，将剩余的7万元让警卫员带回师部，这一说与上基本相同，只是数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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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出走：为三万不辞而别        　　1938年2月间，八路军中发生了一件特大事件，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返回途中，不辞而别。这样高级别的干部离队，在中共和八路军中，尚属首次。当时师司令部工作人员把此消息报告师长林彪，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林师长，更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虽未向徐海东听说张绍东出逃而为之吐血，但这件事对他来说毕竟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常常一个人独自去散步，思考这个周昆为什么会出逃呢?直到半个月后被阎锡山手下一个名叫王潞生的哨兵，看到身穿日军大衣(平型关战斗缴获的战利品)骑高头大马的将军，以为是日本鬼子，便举枪射击，这家伙的枪法还真准，枪声一响，林师长应声落马，从此，这位着名的战将，只好离开前线去苏联治病。
        　　可是这个周昆又为何要出走呢?

       

        　　周昆，190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1927年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干部，曾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连长、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游击战争。1930年后任红十二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第三十四师师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军长，红一军团第十师、第三师师长，闽赣军区第二十一师师长，红军大学代理校长，红八军团军团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十三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并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师长，抗大第二分校教育长。1937年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部分干部在延安与毛泽东合影，其中有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叁、杨立叁、陈伯钧、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等人。照片上毛泽东题字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红军改编八路军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一五师参谋长。并且是中央军委23个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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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李达同志长期辅佐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是刘邓身边的好参谋长。李达同志在刘邓身边的十六年中，潜心研究***军事思想，特别是研究刘邓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撰写了大量充满军事辩证法、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军事论着，为发展我军的参谋业务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战场上，李达同志是一个满腹韬略的“老参谋长”。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一个讲政治、讲原则、能吃苦、淡名利、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好党员好领导。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处处事事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表现出一个老红军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渝;他不计名，不居功，任劳任怨，勇于吃亏;他理解和关心他人，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他淡泊名利，廉洁奉公，以艰苦为荣，以搞特殊为耻。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他不愧是我们各级干部学习的好榜样。
        　　吴浩介绍，李达性情温和，临大事而不惑，罹大难而不畏，极少动怒。凡遇不遂心事，只轻言三字：“乱弹琴!”刘伯承、陈毅两位元帅称赞李达是“称职的好参谋长”。任弼时多次和***说过：“没有李达，红六军团生存不易。后来能成立红二方面军，李达居功至大。”
        　　1993年7月12日，李达上将在北京病逝。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长留于世的精神风范——悼李达同志》的文章，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曾经涌现过灿若星河的一代名将，李达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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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从2月起，李达即组织部队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4月上旬，李达按照刘伯承的指示组织了一次渡江登陆的实验性战斗。他命令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攻打长江中的一个江心洲，这个江心洲上有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师300余人，凭借地堡工事据守。

       

        　　第三十五师的1个团在炮火掩护下乘船出发，仅用7分钟就登上江心洲，无一伤亡地全歼守军。这个战斗大大增强了部队指战员胜利渡江的信心。4月21日，第二野战军从枞阳至马挡(音)间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两天后，全野战军胜利地渡过长江。过江后，李达协助第二野战军首长指挥各兵团在近200公里宽的正面战场上多路向南追击，至5月27日，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解放安庆、衢州、金华、建瓯、邵武、上饶、南昌等86座城市，以及皖南、浙西、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5月29日，李达在第二野战军机关、直属队大会上，作了渡江战役的总结报告。此后，李达被任命为华东军区参谋长，但因情况变化没有到职。
        　　多智善谋高风亮节
        　　江泽民曾以“多智善谋，功勋卓着”八个字，高度评价了李达的军事生涯。刘华清在1998年8月《怀念李达上将》出版之时，曾这样评价：多智善谋，高风亮节。多年来，人们一谈起李达同志，都说他是“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我想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李达同志的大部分经历都没有离开过“参谋长”这个职务：先后当过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的参谋长，抗日战争期间当过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当过晋冀鲁豫军区的参谋长、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还当过西南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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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金戈铁马        　　“李达是宁都起义的唯一老上将，曾在刘、邓麾下13年，先后辅佐过贺龙、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彭德怀、叶剑英六位元帅达30年之久，是累计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谋长，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吴浩说，“李达戎马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特别是他在中原的风范被传为佳话。”

       

        　　1946年6月下旬，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野战纵队组建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8月上旬，国民党军陇海铁路汴(开封)徐(徐州)间守备兵力有所减弱，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集中兵力于8月10日发起陇海战役。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插入国民党军纵深，破坏、控制铁路150公里。至8月22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1.6万人，策应了中原、华东战场解放军的作战行动。10月，李达参与指挥巨野战役和鄄城战役，两战共歼国民党军1.4万人。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冀鲁豫战场大踏步前进，连续发起滑县战役、巨(野)金(乡)鱼(台)战役、豫皖边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0个旅5万余人，再次粉碎了蒋介石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9月，李达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在淮海战役中，后勤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繁重，直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决定派李达去协助邓子恢，组织部队后勤和地方支前的工作。李达报请总前委批准，组建了各级支前司令部和运输司令部，迅速修复了从郑州到商丘的铁路和公路，开辟了从魏岗到桃园集、临焕集、龙山集的3条运输线，形成了火车、汽车、马车、手推车、各类船只一齐上的局面，完成了运送给养、弹药、伤员、俘虏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