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刘伯承对毛泽东从反对到支持，如何转变的？

华忠

            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刘伯承对毛泽东从反对到支持，如何转变的？                                                                                 2024-10-23 16:30                                        发布于：天津市
   
                          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是我军历史上一次有名的会议。刘伯承作为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围绕毛泽东是否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尽管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坚持将毛泽东留在前方，但苏区的中央局委员们多数人表示反对。最终，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而在这一关键表决中，刘伯承“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赞同解除毛泽东的兵权”。
时间的指针来到了1935年1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当中，刘伯承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
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刘伯承对毛泽东便从反对转为坚定的支持，他是如何实现这一思想上的根本性转变的呢？

对毛泽东从反对到支持，是刘伯承基于对毛泽东领导的反围剿胜利实践的深刻反思。
毛泽东是我军的缔造者。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开始对红军的武装斗争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并且通过后来的三次反“围剿”胜利实践，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红军的作战指导和战法。尽管他的这些正确的思想和理论，遭到了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领导者的否定与打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红军作战实践的深入，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开始越发深入人心。
众所周知，刘伯承是军事理论大家，也是我军少数喝过“洋墨水”的高级将领。他深知战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与毛泽东领导的前几次反“围剿”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刘伯承在这种实践反思中，逐渐加深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开始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也使他在随后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刘伯承很快在军事实践中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自觉地站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思想的一边。
对毛泽东从反对到支持，是刘伯承基于对李德的错误指挥招致红军失败的现实思考。
1933年9月，国产国际将军事顾问李德派到中央苏区。那时的共产国际权威性还是很高的。李德也在共产国际这一大旗下，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很快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

按说，刘伯承也有过留苏的经历，对国外的那些军事理论特别是苏军的作战理论也很了解，作为红军的总参谋长，他和李德本应有更多机会交流、更容易相处。但时间稍一长，刘伯承便对李德那套不切实际的指挥产生不信任感了。特别是李德情况不明决心大，管得又很具体，连迫击炮的放列位置都在地图等高线上标明，强令部队执行。他的这些机械的、教条的做法，使红军遭受到越来越大的损失。
及至后来，刘伯承对李德推行的“堡垒主义和阵地战，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这些看似“高大上”，实际上则完全不切合红军实际的作战主张，开始明确表示反对了。这当然为李德所不容。他甚至当面训斥刘伯承“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最终，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被解除，降职到红5军团当参谋长。
不过，战争年代打胜仗是硬道理。李德的错误指挥开始遭到越来越大的抵制。1934年12月的黎平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不顾李德的反对，重新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
此时，对于毛泽东指导红军作战的正确思想理论，经过与李德的现实失败反复对比思考后，开始越发被刘伯承所认知和推崇。

对毛泽东从反对到支持，是刘伯承基于对毛泽东领导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深深期待。
1935年1月，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是一场以毛泽东为正确一方对以李德为错误一方进行彻底摊牌的会议。在这次关键的会议上，刘伯承不再是两年多前宁都会议上的那个刘伯承，他显然更成熟、更冷静，在发言时对毛泽东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刘伯承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开始越发推崇，并上升为一种高度的政治自觉。1942年刘伯承说过这样的一段真心道白：“自己的一生，如果说有一点点的成就，那是党的毛主席的领导所赐与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继续在党的领导下，做个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最后的力量。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从当初宁都会议批评毛泽东到现在甘愿“做个毛主席的小学生”，不仅标志着刘伯承政治思想上的彻底成熟，也标志着他对毛泽东领袖魅力的深深折服，标志着他对在毛泽东正确领导下，把中国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深深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