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60年：毛泽东亲为第一支航空队洗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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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60年：毛泽东亲为第一支航空队洗尘



核心提示：仰望着属于自己的机群，毛泽东显得神采飞扬。远在广州的蒋介石则大惑不解。

老航校领导人员 资料图

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谜团：这就是初次亮相、由26架不同机型飞机组成的空中编队。
这几乎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感意外。前来观礼的外国记者们纷纷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这条重大新闻。
仰望着属于自己的机群，毛泽东显得神采飞扬。远在广州的蒋介石则大惑不解。当天夜里，他扔掉手中的报纸，询问身旁的蒋经国：“苏俄人说，除了在莫斯科，从没有见过这样宏大的阅兵式，是真的吗？他们的空军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实际上，有关人民空军正式成立的报告，此刻还没有批上毛泽东的签名。人民空军充满传奇色彩的组建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的热土新疆。
上世纪30年代，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拉住了当时苏联的领导者斯大林来做靠山，请来大量的苏联顾问到新疆办军事、兴教育。与此同时，盛世才还同中共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并邀请一批中共干部到新疆各部门任职。陈云成为中共驻新疆的代表。
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乔良介绍，我党也很明白，这是一种策略的联系，正好盛世才想扩充他的航空队，当时，中共驻新疆的代表陈云借这个机会提出，能不能为共产党、为我们也培养一些飞行员。盛世才实际上当时并不愿意，但是他觉得这是个机会，是向苏联人要更多的航空器材、更多的飞机的机会。陈云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毛泽东对他说：“我看这事得由你具体负责，人员可以从迪化新兵营、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物色。”
在经过了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后，陈云将预选的人员叫到自己的窑洞逐一面试。最后选定了由严振刚率领的19人，乘坐卡车秘密离开延安。到达兰州后，他们便换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小帽，扮成流亡学生或者盛世才的远房亲戚，继续向新疆行进。经过50多天的辗转跋涉，他们在开学的一个星期后，才终于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也就是后来的乌鲁木齐。
此时已由邓发接替了陈云在新疆的工作，他让大家换上盛世才部队的军装，给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并要求大家对身份严格保密。
在与新疆新兵营的同志悄悄举行的联欢会上，严振刚传达了陈云的指示：“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我们能凭着两条腿长征到陕北，也一定能驾着飞机上天！”
这便是有史以来第一支由中共领导的航空队。
这批学员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学习极为刻苦，且成绩优良。然而，三年之后，一向标榜自己是“马列信徒”的新疆“地头蛇”盛世才却突然翻脸了。
这是因为盛世才对国际形势有一个判断：开始德军是占上风的，他们的闪电战迅速就打到了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这让盛世才有了一种误判，认为苏联不行了，这个靠山靠不住了，苏联靠不住，他当然也不能跟中国共产党联手。在这种情况下，当蒋介石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他迅速地就把他抓住。蒋介石就委任了他一大堆头衔，给了他很大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要投桃报李，抓杀共产党。
在整个抗战后期，中共中央一直要求国民党方面释放政治犯，却始终没有结果。
直到1946年，毛泽东主席亲赴重庆谈判，也将这一要求写入《双十协定》。周恩来也专程为此以朋友身份登门拜访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要求释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员。
迫于多方压力的蒋介石，最终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妥协。
尽管如此，获得释放的航空队在路过西安时仍然被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扣压10天。几经斡旋，直到1946年7月11日，航空队在经过了历时一个月、行程3000多公里的艰难跋涉后，才终于抵达了延安城外的七里铺。
在夹道欢迎中，朱德总司令亲自把这支历尽磨难的队伍迎进城中，毛泽东主席更是为他们设宴洗尘。
朱德兴奋地说：“我这个总司令现在有飞机，有机场，就是缺你们这样的驾驶员！”
1930年3月16日，国民党空军一架“柯塞”式侦察机在从开封飞往汉口的途中遭遇大雾。迷航的飞机最终迫降在鄂北大悟县境内……
接到消息的红军将领大喜过望，徐向前亲自邀请飞行员龙文光参加了红军，飞机被命名为“列宁号”。龙文光也就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位飞行员。
鄂豫皖苏区为此成立了航空局，并且专门为这架飞机修建了机场。龙文光决定投向红军，当时就被徐向前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航空局的局长，其实也是个光杆司令，局长是他，飞机一架，飞行员还是他。日后，“列宁号”在国统区的固始、潢川、光山等地出动侦察，并抛撒传单，把红军的影响造到了天上。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围攻黄安城一月未果。指挥部最终决定，派“列宁号”前往助阵。“列宁号”带着两个迫击炮弹来到黄安县城，并成功地炸毁了敌军的指挥所。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几天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人在东北发现组建人民空军的时机已到。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二中正式宣告成立。这也就是后来人们口中俗称的“东北老航校”。她是人民军队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航空学校，代号为“三一部队”。一个萦绕在共产党人心头多年的梦想，终于在战争的废墟上变成了现实。作为人民空军的摇篮，东北老航校在腥风血雨中走过4个年头，培养出一大批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员王海、副司令员林虎等人，以及新中国的第一批王牌飞行员。老航校的首任校长常乾坤说：没有初、中级教练机是一下子改变不了的现实，能不能越过初、中两级，直接上“九九”高级教练机训练？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形成了决定，打破常规，直飞“九九”。
当然，教员们也并非一味蛮干，而是针对高级教练机机身重、速度快、操纵技术复杂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让学员们尽快掌握飞行基础知识，加强实际操作能力，教员们别出心裁地想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学习航空理论时，日本教员制作了一个竹蜻蜓，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这使大家很快理解了螺旋桨产生拉力的原理。
因为飞机数量不足，所以只有在练习收、加油门、直线滑行和转弯方法等起飞要领时，学员们才会被允许上机操作，放单飞当然更是严格把关。
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原新疆航空队的学员吴元任。
1946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的尾翼拴上了红布条，这是放单飞的标志。
一声令下，吴元任起飞了。机头抬起来了。飞机离开了跑道，飞上了天空。
直接上高级教练机成功了，他们实现了“一步登天”的梦想。
然而就在人们喜气洋洋的时候，新的难题出现在他们面前：那就是航空汽油的告急。汽油是飞机的粮食，没有粮食，飞机根本无法上天。有人提出，是否可以用酒精代替汽油？但是飞机的设计是按油的燃烧来设计的，燃料换成酒精以后，它的热值不够高，到空中温度很低，可能熄火，这一熄火就会使发动机停车。发动机停车对飞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危险故障。
没了退路的老航校人选择了迎难而上，最后成功地用百分之百的酒精代替了汽油。酒精代汽油，飞机吃“粗粮”，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
1946年，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驾驶刚从美国接收来的B-24轰炸机从成都飞抵延安。
此后，从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这段时间，国民党空军先后有54人，驾驶20架飞机，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汉口、南京、上海、杭州、青岛等地飞向解放区，形成了一个驾机起义的高潮。这些起义的人员，后来许多人都成为了创建人民空军的技术力量和骨干，也成为了东北老航校建立初期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在西柏坡听取了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的汇报之后，人民空军的组建进入了倒计时。9天之后，也就是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
这年5月的一个傍晚，正在打点行装、准备率部南下歼敌的刘亚楼突然接到军委通知，让他立刻到毛主席的住处领受新的任务。刘亚楼是位陆军战将，红军时期就当过师长和师政委，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和四野十四兵团司令员，战功赫赫。
见面后，毛泽东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刘亚楼很意外，坦率地说：“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怕做不了。”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做。”这番对话，确定了刘亚楼即将成为人民空军的首任司令员。
飞行部队有了，军委航空局有了，空军司令员的人选也有了，人民空军的组建似乎箭在弦上，弯弓待发。但是，人民空军仍然没有来得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振翅蓝天。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为了庆祝开国大典，尚未正式组建的空军也要提前亮相，接受检阅。
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接到命令后迅速从东北老航校等地，抽调了29架各式各样的飞机集结北京。遗憾的是，中国航空工业当时尚未起步，这些飞机全部由外国生产，而且多数是从战场上缴获的。为了阅兵式的安全，常乾坤又从这些飞机中进一步筛选，最终确定了5种机型、共17架性能相对稳定的飞机，编成了6个空中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副参谋长姚峻，当时被编在了受阅飞行大队的第5分队，曾驾驶C46运输机飞过天安门上空。他对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情景记忆犹新。姚峻介绍：歼击机P51飞得比较快，它通过后大概再绕了这么一圈回来，正好跟着后面这些小飞机再通过一次，所以从地面看是26架。
毛泽东带领军队在地面上打了22年的仗，吃够了天上对手的苦头。一直渴望组建自己的空中力量，这一梦想，在这举国欢腾、举世瞩目的时刻终于实现了，他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朱德总司令的兴奋更是溢于言表，他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在开国大典的41天之后，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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