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重修镇南关，广西省请毛主席题写关名，伟人：问过胡志明吗

惜晖

建国初重修镇南关，广西省请毛主席题写关名，伟人：问过胡志明吗                                                                   2025-01-30 15:30                                        

发布于：天津市
   
        农村穷小子背井离乡，从此杳无音讯，家人们以为他在兵荒马乱中死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二十年后他率领千军万马归来，成为家乡的父母官。
这像极了爽文小说的剧情，然而在现实中，却是开国中将莫文骅的人生写照。

莫文骅，1910年出生于广西南宁邕江边上的亭子村，家里从祖父那一辈开始经商，小时候家境尚可，故而能从小读书，直到考上广西省立第一中学。
莫文骅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是在13岁那年。
1923年10月，发生了著名的曹锟“贿选总统”事件，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社会各界舆论纷纷抨击这一舞弊行为。连带着接受曹锟贿赂的国会议员也被骂为软骨头。
当时去参加国会的广西籍议员有3人，广西父老们不耻这仨人的人品，称呼他们为“猪仔议员”。
他们三人做贼心虚，担心被人围堵，故而改头换面，悄悄返回南宁，下榻在一间不起眼的小旅馆里。
但是消息还是被传出去了。由于他们下榻的旅馆离省立第一中学很近，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们扛着旗帜，组成队列，沿街鼓噪声讨这三名“猪仔议员”，13岁的莫文骅就在浩浩荡荡的队伍当中。
最后学生们将这三人拉出来，暴揍一顿，让他们向在场的民众谢罪，然后才收队返校。

当时南宁的新思潮非常活跃，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都是共产党员，莫文骅生性好学，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阅览各种进步书刊，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三年之后，他在革命烈士、时任省立第一中学团支部书记梁砥的推荐下加入共青团。
截止到1927年，省立第一中学的共青团员共有70多人，这其中有十几人参加了后来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南宁也陷入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作为进步思潮最为活跃的省立第一中学，自然也成了重点清洗的对象。
政变次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了省立第一中学，按照名单开始挨个抓人，当时才17岁的莫文骅也被关进了监狱。
由于当时莫文骅年龄还小，外表看就是一个瘦弱的半大孩子，再加上狱中的同志没有供出他，在被关押大半年后，他被无罪释放出来。

在莫文骅居家养病期间，广西的形势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策动桂军前线指挥官李明瑞阵前倒戈，挥师进入广西，赶走了李宗仁和白崇禧。
蒋介石随后任命李明瑞的表哥——新桂系大佬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一个主政一个掌兵，广西进入了俞、张时代。
由于俞作柏和李明瑞得位不正，又不愿成为蒋介石的鹰犬，故而只能在本土和外来势力之间寻求第三方势力合作。他们找到我党合作，要求党组织派遣精干的共产党员帮助其训练军队，治理民生。
经历过四一二政变中束手被屠教训的党组织此时对武装力量极为看重。当时身为广西党代表的邓小平认为党组织目前虽然和俞、李二人处在蜜月期，但是他们本质上仍然属于军阀，具有一定的善变性和软弱性，今天还在和蒋介石打生打死，明天就有可能倒戈归降。
于是他指示广西的党组织，在帮助俞、李二人训练部队的同时，也要在部队里挑选进步分子，发展入党组织。
在此期间，莫文骅作为经历过考验的共青团员，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事实证明，邓小平确实有高瞻远瞩的先见之明。
1929年9月，汪精卫祖撺掇俞作柏和李明瑞，让他们同广东的张发奎一起起兵反蒋，俞、李二人没有找邓小平商议，便头脑一热答应下来。
得知这个消息后，邓小平立即召开党组会，他断定俞、李二人入主广西只有三个多月时间，没有深厚根基，此次反蒋必然失败，到时候他们在广西的统治也必定会垮台。
最后他决定，把党组织所能够掌握的部队看好，随时准备撤出南宁，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去开辟根据地。
结果不出邓小平所料，俞、李二人的部队在几天时间内被蒋介石击败，只能狼狈逃回南宁，随后蒋军朝南宁包围过来。
这时邓小平当机立断，安排我党掌握的三支部队撤离南宁。

撤离当天，莫文骅刚从家里吃完饭正准备返回学校，看到码头上一片忙碌，部队正在依次登船。他连忙找到站在码头上的熟人陈叔度询问情况。
陈叔度和莫文骅有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没有隐瞒，告诉他部队即将转移到左右江地区，问他愿不愿意一起。
莫文骅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答应要跟着党组织一起走。
由于时间仓促，他没能回去跟家里人道个别，甚至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收拾。
19岁的莫文骅就此告别家乡，踏上征程，他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下一次再回到家乡将会是在二十年后，那时候早已物是人非。

莫文骅事后才知道，他跟随党组织参加的是著名的百色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七军，他担任军部参谋。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撤出广西，一路历经艰险转移到中央苏区，然后又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到达陕北后，莫文骅长期担任陕北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又被派往东北工作，积功累升至东北野战军四纵政委，四野四十一军政委，三大战役一个不落的都参加了。
到了1949年年底，他已经成为第十三兵团政委，率部解放大西南。
1949年12月，南宁解放。
此时率部驻扎在桂林的莫文骅百感交集，他已经收到中央的指令，任命他为广西省委副书记，以及建国后南宁的第一任市长。
本来就近乡情怯，现在又即将成为故乡的父母官，他更是心里七上八下，在思考着怎么把家乡建设好。

接到任命的次日，莫文骅不顾阑尾炎突发，经柳州赶往南宁。
二十年后回到故乡，家里的房子一点没变，然而许多家人却已经再也看不到了。在这二十年间，莫文骅的父亲于1943年在逃难途中活活饿死，母亲也先于父亲病逝，大哥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杀害，五哥造化弄人，成了国民党军，被裹挟去了台湾。
家乡父老听说莫文骅回来了，纷纷上门前来探望，主要是问自己父兄子弟的下落。
当年红七军从广西出发时一共有7000多人，后来转战五省、跋涉7000余里到达中央苏区时只剩下1300余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时只有400多人，被缩编为一个团，再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如今还健在的是少之又少。
莫文骅也无法给出他们具体的回答，只能握着他们的手，热泪长流。

1949年12月底，莫文骅正式上任南宁市长，摆在他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让城市恢复运转。
他按照“接管公产，监督人员”的原则，从部队里抽调一批素质过硬表现突出的干部作为军代表，依次接收国民党在南宁的军事、政务、警察、司法、财政、文教等系统。
他还开办学习班，对国民党旧机构人员进行培训，多次亲自召开教育大会，向这些旧机构人员阐述新中国对他们的政策，按照“留用大部分，裁汰少部分，打击极少数”的原则，对表现中规中矩的继续留用，对恶习突出的发给路费遣散，对手里沾满鲜血的则召开公审大会审判。
莫文骅作为土生土长的南宁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极为熟悉，上任后他三顾茅庐，将老同盟会员、著名教育家李任仁请出山。

李任仁是新桂系军阀白崇禧的小学老师，早在前清时期就加入了同盟会，两次出身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桃李满天下，在广西极具名望。
李任仁生活简朴，居住在一间老式木质楼房里，莫文骅去拜访他时，见到房梁上和墙角间时不时有白蚁爬过，立即在自己的住所附近找了间房子，请李任仁暂居于此。
李任仁刚搬出来不久，他原先所居住的木质房屋边在白蚁的蛀蚀下坍塌。李任仁大为感动，直呼莫文骅是救命恩人，欣然同意出山，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南宁当地的教育和工商界人士一改往日“不反对，不合作”的疏离姿态，积极投入到新政府的建设当中。
在莫文骅的努力下，仅仅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南宁的治安就从散兵游勇横行街市转变为路不拾遗的局面。

南宁地区气候多变，旱时旱死，涝时涝死，自古以来这里的农民都是靠天吃饭，对于这个情况，莫文骅从小就深有体会。
他担任南宁市长后，决定在南宁郊区良凤江修一条沟渠，并设立大坝，当遇到干旱时就打开大坝，将良凤江的水引到附近的农田灌溉。
但是自古兴修水利，都需要投入大笔的资金，而当时整个新中国都是百废待兴，哪有那么多钱投入呢？
莫文骅利用自己是当地人的优势，走村入户，拜访耆老，向他们宣讲引水灌溉工程的好处，号召受益地区的农户站出来参与施工。
在莫文骅的努力下，良凤江附近两个乡的农户扶老携幼，纷纷扛起锄头拿起铁锹开始挖沟渠，而他也从不宽裕的财政里挤出几千大洋来保障后勤，采用“农户出力，政府管饭”的方式，历时一年，终于将良凤江引水灌溉工程完工。
这是广西历史上第一座引水灌溉工程，从此一万多亩田地再也没有用水之忧。

当时新中国正在支持越南抗击法国入侵，平均每年都会有500辆卡车的物资经由广西运送到越南。
莫文骅抓住这个机会，以私人名义向毛主席建言，他指出每年支援越南的物资达到500辆卡车之多，这些物资从湖南经由广西运到越南，辗转一千多里，途中损耗极大。不如直接在广西修一条铁路，这样既节省了途中损耗，铁路以后还能为广西的发展做贡献，一举两得。
毛主席看了莫文骅的意见，亲笔批示：
“完全同意。”
在莫文骅的争取下，从1950年1月开始，开始修湘桂铁路桂柳段，然后又修建从柳州至凭祥段铁路。
这条铁路贯穿广西南北，早在民国时期，新桂系军阀就在筹划修建，却因为穷兵黩武一直推迟，而新中国仅用了一年时间就修成通车。

凭祥是中越边境的城市，相比较凭祥这个名字，它境内的镇南关则更为出名。中法战争中，冯子材正是在这里取得了镇南关大捷，自古以来镇南关就是中越的关口。
抗战期间，日军由越南入侵广西，首当其冲的镇南关被日军焚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忙于打内战，也一直没有修复，如今铁路修到了凭祥，广西省委领导也顺势将镇南关修缮一新。
当时莫文骅已经接到了中央的调令，准备去东北任职。由于他在抗战时期长期担任陕北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与毛主席比邻而居，故而当地政府请他回京述职时帮忙向毛主席求个墨宝，请毛主席亲自题写关名。
1951年5月，莫文骅回到北京，第一时间去拜访已经整整六年未见的毛主席。

毛主席见到莫文骅也非常高兴，述职完毕后，邀请他留下来吃晚饭。吃饭间，莫文骅就势提出请毛主席亲自为“镇南关”提名的请求。
毛主席想了一下，说道：
“你们问过胡志明的意见吗？”
莫文骅一时不明所以，他长期与毛主席相处，知道毛主席思维跳跃，话语间处处都是机锋，所以没有询问，等待毛主席再次开口。
毛主席顿了顿，紧接着说道：
“镇南关是南方第一关，你们重建它是一件大好事。但是镇南关这个名字我觉得不大妥当，再用这个名字，越南的同志会高兴吗？”
莫文骅顿时恍然大悟，他从小热爱古文，戎马倥惚之际也熟读史书，他知道镇南关是明朝初期所建，听名字就知道是“镇服南疆”的意思。

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新中国一直提倡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待，如果再用这种带有蔑视意味的名称，会让越南方面回想起不美好的历史回忆。
而且新中国与越南如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就更需要注意这些细节问题了。
莫文骅立即表示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意见，回去后就给广西省委发报，转述了毛主席的意见。广西省委经过考虑，决定将镇南关改为睦南关，取和睦南疆之意，后来又改为友谊关。

后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得知此事后，大为感动，表示毛主席无论从场面还是细节都是无时无刻不考虑效果的感受。欣喜之下，挥笔写下“中越友谊深，同志加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