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度、民国风范与文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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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风度、民国风范与文人气


    　已经持续了几年对民国文人种种逸闻趣事和其气质秉性的关注，至今仍在持续升温。连大学生们也在对老师的评价中使用“名士派儿”、“民国范儿”、“文人气”等词语。但若仔细追问他们是否明白其中意义，他们并说不出所以然，只是有种懵懂感觉而已。那么，名士派儿是个什么派儿，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文人气是个什么气，我倒对此产生了兴趣，想试解其意义和内涵。
    我觉得这几个词虽然不同，但其实指的是同一类人。古雅地说，是士人；通俗地讲，是文人，即文化人。这几个词就是从不同侧面对这类人的特点加以表现。
    首先看所谓名士风度。如果是名士，我想他的作派，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是才。要名播海内，最好当世无匹。如章太炎当年苏报案后被孙中山接至日本，中国留日学生纷纷从其游，人人以能投到章的门下为荣。
    第二是狂。要睥睨世人，以为天下无出其右者。如太炎在东京时，曾在所居壁上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东汉戴良语）
    第三是脏。要不拘小节，不讲卫生。比如对太炎先生衣帽形态的描绘，最传神者是徐一士在《一士类稿一士谈荟》中所引纪实小说《纪念碑》“章疯子大闹总统府”一节，“他老先生这一天突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往赴总统府，要求谒见。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地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一件东西叫作什么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上提着，歪歪斜斜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子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么人都看不到眼里。”虽略夸张，倒也传神。清末名士海日楼主人沈曾植，有文绘其形貌曰：“头上一顶油腻腻的瓜皮小帽，胸前大襟上油垢发亮，两手背在身后，抬着眼睛，从外面慢慢踱了进来。那一番倨傲的神气，世上竟没有一个人在他眼里。”
    四是率性而为。如章太炎弟子黄侃某日赴宴，客人中有一少年久久不至。及其来，又无歉意，且说自己刚从美国学成归来，有诸多要人相召要见，不能在此久坐。众人拘于情面，唯唯而已。黄侃上前问：“你有学问吗？”“我在美国留学四年，我能没学问？”少年反问。黄侃说：“我在中国留学四十多年尚不敢称有学问，你在美国四年你就长了学问？！”抬手给少年一个大嘴巴。   究其根源，以上四者，却门出同一师傅，此即名士之祖，晋之嵇康。
    嵇康之名，无人不知。其受戮前，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嵇康为师以救之，亦可知其学养。而其脏，也出了名，有其自道：“危坐一时，畀不得摇。性复多虱，杷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语出《与山巨源绝交书》。“扪虱而谈”一语即由此出，且为后人津津乐道。连近代某著名政治领导人青年时作诗亦曾有句：“扪虱倾谈惊四座，持鳌下酒话当年。”所以这脏，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脏，而是一种昂然的意气，一种风发的精神，敢作敢为不就绳墨的特立独行。因此，率性而为，在嵇康那里得到了最全面的体现。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将拒绝出来做官的原因归为七条：一，早晨要晚起；二，兴来要游玩；三，不能久端坐；四，懒得看公文；五，不喜吊人之丧；六，不喜尘世俗人；七，厌恶处理公务。又表明自己“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由此可知，以上名士作派，皆拜嵇康所赐，传至今日，可谓薪火不息。
    再说民国范儿。民国范儿包罗了民国这一时期的所有文人。这里边什么范儿应有尽有，所以它不是指某种可以明确归纳的气质秉性或特立独行。上面那些人，生活在民国，当然也是民国范儿。而更多的民国文人，亦具自己的个性，只不过没那么强势。若与名士作派互作补充，我以为还可以添补如下：
    一、疏放飘逸。南宋词人朱敦儒《鹧鸪天》对此写得很形像：“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漫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  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这虽然也是一种名士风度，但与师事嵇康的名士不同，没有那么强烈的刚度和烈度。清逸超迈，别具一格。
    二、胸襟浩然。北宋词人黄庭坚有《水调歌头》抒情寄志：“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朱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词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何为“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是指胸怀广阔志向高远，不为名缰利索所缚，这也正是现今不少人向往民国一代文人风范的原因。  三、正因为清远超迈的气质和广阔高远的胸襟，所以民国文人的生活方式也就吸引了今日大众。他们赏花品茗，吹笛度曲，饮酒赋诗，听歌玩月，登山寄志，游古赏心，这并不仅仅是一种享受与愉悦，里面还有着更深更多的“情”与“志”，是同道、同志、同知、同人莫逆于心的契合。这不是今天花上几根金条几两银子几沓人民币能买到的。我想今人对过去的心向往之，恐怕也源于此。
    再说就是文人气。何谓文人气？除了以上种种，我觉得要说文人气，主要指的是书生气、书生意气、书呆气、书呆子气，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大多数文人不善生产，不善经销，不善钻营，不会随俗媚世，又爱犯颜直谏、直言，不会察言观色，虽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听人劝，纳人言，随众俯仰，明哲保身，自然能“修成正果”的也就少。黄庭坚曾为北宋名相晏殊之子晏几道的《小山词》作序，序中说：“（晏几道）仕途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终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痴也。”
    晏几道贵为宰相之子，官运不通，却不肯去走门路；写文章坚持自己文风，不肯追着时尚跑；耗费不少钱财却无谋生之能，乃至家人寒饥，却并不以此愁闷忧心；屡屡上当受骗而不恨人，对于己所信任之人，一信到底，绝不猜疑。这就是书生气，书呆子气，世人目之为“迂”，称之为“腐”。而过去的文人，大多有类于此，不知这是文人的幸与不幸。
    最后要说，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中的优秀分子，共同的品行和大致的遭遇是，一不向权贵弯腰，二不被钱财利诱，三不取媚于俗，四不苟容于当道。因而大多仕途不畅，财路不通，虽不至穷愁，但也无富贵可言。然而他们能不改初衷，不变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正如孟子所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因为“士”，具有“古仁人之心”。范仲淹《岳阳楼记》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民国时期优秀文人的群体形象，也是真正的风度、典范和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