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把“夷族”改为“彝族”？

高山

毛主席为什么把“夷族”改为“彝族”？                      

2025-05-22 16:27                                        

发布于：天津市
   
在中国广袤的民族画卷中，56个民族各具独特的魅力，其中有55个属于少数民族。彝族，作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别具一格，它不仅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还是在医学、历法与宗教信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展现出全面而深厚的文化底蕴。

历史上，彝族曾被称作“夷族”。为了更准确地表达对这一民族的尊重，毛泽东主席亲自将其更名为“彝族”，这不仅体现了对彝族的认同，也显示了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和尊重。

那么，毛主席为何将“夷族”改为“彝族”呢？

在1935年春末夏初，历史洪流中，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规模空前的长征。这场伟大的旅程中，红军的先遣队由刘伯承将军带领，穿越了四川西南部那些险峻的山脉，抵达了彝族的历史故乡——凉山，彝族的聚居地。这片历史悠久、群山环绕的土地上，红军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冕宁县的彝海之畔，进行了一场充满历史意义的血盟仪式。在彝海岸边，两方在庄重而严肃的氛围中交换誓言，这样的盟约不仅为红军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也让彝族与红军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
彝族生活在四川西南部的偏远山区，历来生活条件艰苦，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由于长期受到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及其他反动势力的压迫，彝族人民对外来势力，尤其是汉族军队，抱有强烈的戒心和敌视态度。彝族与汉人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

在红军抵达冕宁之前，国民党政府不断在彝族地区传播反共宣传，意图在红军与彝族之间播下不信任的种子。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红军领导层清楚，要在这一战略地带安全通过，就必须获得彝族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因此，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向外界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详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强调了彭共与国民党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区别。这份布告承诺为彝族人民带来解放，倡导汉彝之间的兄弟关系，呼吁民众团结一致抵抗外来压迫。

然而，经历了长时间的歧视与压迫，彝族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矛盾与压迫使他们对外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疑虑。深山中的彝族心声在浓雾中被遮蔽，缺乏沟通的机会使得他们对任何自外而来的“喊话”都显得冷漠。面对这一棘手的局面，中央和军委对红军穿越彝族区域的行动给予了高度重视。

毛主席在红军出发前曾强调，这次行动的核心目标不是展开战争，而是通过宣传和实质性的行动，推广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彝族民众的信任，并与他们建立真正的友谊。在彝族地区，羊坪子村的果基小叶丹则成为了一个特例。小叶丹既聪明又能说会道，掌握汉语，因而在果基家族中担任了领袖角色。面对外军的压力，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智慧与勇气。在一次因他人惹事引发的危机中，尽管心中有些畏惧，他还是派遣了擅长汉语的沙马尔各与红军接洽，试图探明红军的真正意图。沙马尔各与红军的谈判意外地友好，让小叶丹意识到红军与国民党截然不同，随即带着15名族人下山，主动寻求和平。

在彝海边，小叶丹与红军的指挥官刘伯承相见，场面极其传奇。刘伯承重申了红军不寻求战争，追求和平的宗旨，并深入阐述了“汉彝一家亲”的理念，成功地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在这次会晤中，双方还举行了传统的彝族血酒仪式，尽管因缺乏酒精，清水被用作替代，仪式的高潮在吟唱的彝族咒语中达成。刘伯承与小叶丹庄严交换誓言，彼此宣誓成为兄弟，这一举动象征着两个民族的团结与共同命运。小叶丹与刘伯承建立的友谊不仅对当时的局势至关重要，更在红军后来行军中彰显了其重要性。

在小叶丹的帮助下，红军顺利穿过了被视为“险途”的彝区，并在小叶丹的组织下，动员了更多彝族民众参与保障工作，为红军的安全通过提供了保障。小叶丹的遗物之一——一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成为了这一段历史的永恒见证。即使在他最终被地方军阀杀害后，这面红旗依然由其妻子妥善保存，并最终献给了新生的人民政府，成为不朽的记忆。

那么，为什么“彝族”历史上又被称为“夷族”呢？这一命名背后又有什么深厚的渊源？

彝族，这个多元且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根源可追溯至汉文献中常提及的“西南夷”，这是古代汉人对西南一带多个少数民族的统称。多种历史文献，如《彝族源流》和《西南彝志》，均蕴含着丰富的彝族历史，其中明确记载彝族自称为“尼”，这一名称源自古代汉语中的“夷”，因此在许多汉文文献中，彝族被称为“夷”。

彝族的支系复杂且众多，尤其在云南地区，根据自称与他称分为多达81个不同的分支，包括诺苏、聂苏、纳苏等，其中诺苏为最大的分支，主要分布在四川的凉山。彝族方言极为丰富，各地区之间虽然沟通困难，但仍有30%至50%的相似词汇和语法结构，他们共同庆祝着火把节这一核心的传统节日，展现了彝族作为一个团结的民族的文化特性。

历史上，随着时间的推进，彝族的称谓不断变化。在秦汉时期，彝族祖先曾被称为“昆明”、“叟”及“离”，这些名称背后承载着独特的地理和历史信息。《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历史学者常璩详细描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其中“昆”即指昆明，涵盖了当时云南滇池一带及澜沧江流域的居民。这一群体因强大的势力和庞大的人口数量而被称为“大种”，反映了其在地方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和唐宋时期，名称“昆明”的使用逐渐减少，而“叟”成为多个夷系民族共同的称呼。在许多文献记载中对“叟”的频繁提及，显示了其联系汉族历史的深厚背景。后来，彝族开始自称“诺苏”，“苏”意为“人”，并且与古代“叟”有相近的音。这一名称的更替不仅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也显示了彝族与汉族之间的互动历史。
在唐宋时期，彝族先民曾被称为“爨蛮”和“乌蛮”，这些名称更是标志了彝族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尤其在战略重地南中地区，彝族先民成为了主体民族，统称为“爨人”，这一称谓在时间的迁移中逐渐转变为专指彝族。《云南图经志书》中提到：“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这又引出了“乌蛮”这一常用名称，指代居住在东爨区域的彝族群体。

元明清时期，彝族通称逐渐演变为“罗罗”或“倮倮”。“罗罗”是从唐宋时期延续而来的乌蛮，尽管在汉语中是对彝族的他称，但其本意源于彝语，而“倮倮”则常被带有侮辱之意用于指代彝族。解放初期，彝族仍被称为“夷族”。

终于在1949年，中国进入了历史的新篇章。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筹备期间，张冲作为一名代表，参与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在审阅代表资料时，毛主席发现张冲在登记表上填写的是“夷族”这一带有歧视性的名称。毛主席立即意识到，在新中国所有民族应当平等，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因此，使用“夷”字的称谓显然不妥。毛主席向张冲阐述了这一观点，并提出用“彝”字替代。他详细说明“彝”字的文化内涵，强调其象征着丰衣足食和古老的美好，符合彝族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现状。

张冲对此深表赞同，认为这一新名称尊重了彝族人民的文化传统，也寓意着新时代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和平等。在广泛征求彝族人民的意见后，1964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将“彝族”作为官方民族名称，这一更改不仅是符号的替换，更是新中国对民族权利保护和尊重的生动体现，标志着国家在民族政策上的成熟和进步。毛主席的这一决策，亦被视为对彝族及所有中国少数民族深刻的敬意，同时昭示着中华民族大家庭汇聚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

参考资料：

张立玉著.《中国南方文化典籍译介》[M].2018

高勇著.《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族源及民俗文化符号》[M].2014

丁杰.《彝海结盟传佳话》.《凉山日报》(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