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有多热爱学习？书不离手，擅长理论结合实践，要求干部学史

高山

刘少奇有多热爱学习？书不离手，擅长理论结合实践，要求干部学史                                                                 2025-06-16 17:10                                        

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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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顺利毕业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赴法国留学。他只好返回故乡湖南长沙。回到长沙后，正值青年时期的他在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的引荐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刘少奇被派遣到上海法租界内的一所外国语学社学习，开始了他在思想和知识上的新阶段。

这家外国语学社刚成立不久，便积极从全国各地的青年团体中招募优秀青年，刘少奇正是在这里，慢慢找到了自己坚定的人生信仰和理想。在学社里，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俄语，同时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础理论。班里同学中，有像罗亦农、柯庆施这样默默无闻的青年，也有日后闻名遐迩的任弼时和萧劲光等人，大家共同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这一年，著名翻译家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重要事件。刘少奇经常在课余时间，为同学们详细讲解这部经典著作的核心思想。除了专心学俄语，他还积极参与外国语学社组织的各种集体活动，但更多时间都花在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上，甚至多次一字一句地深入阅读。
许多同学会在法租界内闲逛游玩，而刘少奇却鲜少加入。他选择把宝贵的时间都投入到书本中，沉浸于思想的探索。萧劲光后来回忆说：“刘少奇同志那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我们一起攻读俄语，下午则参加社会活动。时常刻钢板、印传单，或去工厂联络做宣传，偶尔还做些体力活。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不闲聊，也不随意外出。见到他，通常都是在学习俄文或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沉思中国革命的道路。”

对《共产党宣言》的深入理解，使刘少奇萌生了一个坚定的念头——前往俄国留学，系统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终于，这个梦想得以实现。
1921年5月，刘少奇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派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课程。经过两个多月艰难的长途跋涉，刘少奇与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十几名同志一同抵达莫斯科。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节奏紧凑，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除了课堂学习，还需承担劳动任务，而每日的伙食仅有一块面包和几颗土豆。许多中国学生难以忍受这般艰苦环境，甚至有人提出退学。可刘少奇和大多数同学依然坚定信念，以乐观的精神面对挑战，把艰难当作锻炼自我的机会。
这一年冬天，刘少奇与其他同学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党员。在莫斯科，像罗亦农、彭述之等青年也加入了党组织，他们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的第一批代表。对刘少奇来说，这标志着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直到1960年12月，已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访问苏联时，他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回忆当年说：“当时苏联刚经历革命最艰难的阶段，亲历这些苦难的人不少，部分人对社会主义信心有所动摇，但我们另一部分人的信念却因此更加坚定。”
刘少奇的侄孙女刘维孔曾问他：“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你有没有经历过思想斗争？”刘少奇坦言：“有过一次。”刘维孔追问：“具体是什么时候？”他回答：“那是在我入党之前，我反复读了几十遍《共产党宣言》，当时一直在思考是否要将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我最终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刘少奇结束莫斯科学习，返回中国后，迅速投身工人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尽管工作繁忙，他始终坚持学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理论，秉持“学思结合，思写并进”的理念，认为思考和写作是学习不可或缺的环节。刘少奇主张多写文章，通过写作促进阅读和理解。

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之后，全国工人运动兴盛，但也暴露出工会管理和组织的诸多问题，如权力行使不当、经费使用混乱、组织能力薄弱等。针对这些，刘少奇结合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和国际经验，编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和《工会经济问题》三本指导手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工人运动陷入低谷。刘少奇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等重要文章，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了运动遭受更大损失，为后续恢复发展奠定基础。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盛行。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斗争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因而遭受排挤，甚至被免职。面对不公，他更坚定信念，加紧理论学习，写下许多重要文章。回忆这段经历，他感慨道：“越受打击，越要钻研马克思主义，唯有如此才能出成绩。”

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一期培训班授课时，刘少奇引用列宁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他多次提醒学员：“正确的革命理论来自书本，来自历史。我们要多读书，多学习历史。”
除马克思主义著作外，刘少奇特别喜爱历史古籍，如《资治通鉴纲目》《了凡纲鉴》《苏联共产党简史》等。他在阅读时常在重点处加注圈点，显示出严谨的学习态度。俗话说“学史明鉴，学史明智”，刘少奇视历史学习为辨明是非、理解理论的重要途径。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加强思想建设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要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这深深触动了刘少奇，他产生了写作关于“共产党员思想意识和修养”的文章的念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涌向延安和革命根据地，积极投身抗战。然而，党员迅速增加，党内思想变得复杂。1938年，刘少奇调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常常彻夜苦读，思考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报告精神解决党内难题。

在渑池召开的豫西特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随后在豫西特委第一期党训班首次讲授自己撰写的《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1月28日，他抵达确山中共中央中原局住所，以提纲为基础完成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文章。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返回延安并在马列学院广场宣读此文，激起强烈反响。毛泽东高度评价，连连称赞，并将文章发表在《解放》周刊，还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发行。

1939年9月，按中共中央“发展华中地区”的战略，刘少奇离开延安前往华中执行重要任务。途中，他读完《苏联共产党简史》，常鼓励文化水平不高的同志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刻苦学习。
在部队生活中，他坚持“啃书”态度，经常提醒身边人：“学习要勤奋，态度端正，禁止空谈。”刘少奇博览群书，勤学善思，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成为公认的理论家。
1942年，刘少奇奉命从华中调回延安，途中穿越日军设下的一百零三道封锁线，历经九个月艰险抵达。即便如此，他利用休息时间重新系统学习中国历史和哲学史，充实自己。
1951年秋，因工作压力大，身体欠佳，毛泽东建议刘少奇去杭州、长沙休养。但他休养期间仍勤奋读书，完成几本厚重的《简明中国通史》，并在书上密密麻麻地做笔记。刘少奇深知，要搞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熟悉历史，从五千年文明中汲取经验。
他还强调党员干部必须学习中国和外国历史，后者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对不愿学外国历史者，他直言：“不学外国革命经验，就是不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他耐心解释：“不主动学国外历史，不理解理论产生的背景，就无法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核心，更别说结合中国实际。”

刘少奇还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吸取各国革命经验，才能取得胜利。”基于此，他推动毛主席倡导“大兴读书之风”。

1951年11月9日，毛主席向各级党委成员发出《关于读书的建议》，推荐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本苏联著作，旨在保持清醒头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刘少奇积极响应，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深入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长期工作使他患上肩周炎。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共中央特批他去海南疗养，但他依然闲不住，反复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读完一章便写下批注。
疗养期间，他组织多次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讨论中国经济建设，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在24天疗养时间中，刘少奇有21天用于学习，先研读原著，随后多次召集学习小组，深入逐章逐句研讨。

通过座谈，刘少奇将莫斯科所学与中国革命经验相结合，客观评价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优劣。他结合中国实际，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毛主席得知后高度肯定，认为此种学习方式值得推广。

1960年2月，周恩来和李富春召集国务院部分部长，组建读书小组，赴广东从化集中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促进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刘少奇以身作则，成为全党全军及社会学习的典范。他曾预言：“通过刻苦学习，我们中华民族将成为世界上理论水平最高的民族之一。”
他学识渊博，善于理论思考和创造，勇于具体分析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毛主席虽然读书极多极广，但对刘少奇的学习精神仍自愧不如。他曾感叹：“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无疑是对刘少奇终身学习精神和广博学问的最高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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