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该不该成为红军失败的替罪羊？亲历者回忆：主要责任在中国人

清梦

李德该不该成为红军失败的替罪羊？亲历者回忆：主要责任在中国人                                                                  2025-06-30 14:33                                        

发布于：天津市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位极为特殊的外国人，他名叫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不辞辛劳，跨越重洋，从遥远的苏联来到中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毅然投身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事业中，成为那个时代难以忽视的身影。

一般来说，像李德这样无私奉献、千里迢迢前来支援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本应受到类似伟大白求恩那样的尊敬与歌颂。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李德在中国并没有赢得广泛的赞誉和高度评价，这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
原因主要在于，李德抵达中央苏区后，作为红军的军事顾问，其指挥导致红军接连遭遇失败，最终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连串挫折使得李德的形象蒙上阴影，也成为他评价不高的根本所在。但若仅仅以这些失败来判定李德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显然是不够全面、不够客观的。

毕竟，在那个特定历史阶段，李德的身份仅是军事顾问，拥有的只是建议权，而非决策权。他不能完全主导红军的战略部署，也无权单方面决定战役的走向。因此，把中央苏区红军的失败全部归咎于李德的指挥，显得有失公允。事实上，许多中国革命的开国元勋们，后来对李德的角色都有过反思和回忆，提供了更为深刻的视角。那么，从这些亲历者的描述中，我们能否判定李德是否应成为中央苏区失败的替罪羊呢？

首先，不妨参考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对李德的回忆。那时伍修权担任李德的翻译，对李德的表现可谓一手见证，回忆内容颇具说服力。伍修权指出，李德在军事上确实存在明显失误，比如作战期间他极为教条地规定机关枪的摆放位置、碉堡的挖掘地点等，但当时红军使用的地图误差极大，这使得李德的指挥更像是纸上谈兵，导致红军每次作战都付出沉重代价。
伍修权甚至直言，李德根本不懂得如何在中国复杂的地形和敌情下作战。不过，伍修权同时也认为，李德能拥有指挥权并非他自己争取得来，而是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相让”，换句话说，李德之所以能“越权”，主要责任还得归咎于中国的领导人。
伍修权所指的中央负责人，实际上是指当时党的核心领导博古。伍修权的观点一针见血，清晰地揭示了李德在中国革命中的真实角色：他始终是顾问身份，无权决定中国革命军事的重大方向。这一点，在李德回国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也有过正式的声明。
当时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认为李德在中国革命中确实有失误，但免予严厉处分，理由是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因而提出了不少错误建议，而这些建议本可以被采纳，也可以被忽视。由此可见，李德始终是顾问角色，他的“越权”行为，是中央领导人博古有意促成的。
博古作为中央苏区的党负责人，军事经验欠缺，因此对李德这个顾问寄予厚望，甚至将其纳入军事指挥的“三人团”，赋予了实质性的指挥权。中国军队历来严守命令，李德的指令自然被前线将士无条件执行，进而导致了一系列失败的战役。
为何博古会把一名外国顾问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这背后有深刻原因。中央苏区当时不乏经验丰富的军事将领，如彭德怀、林彪等早已战功卓著，但他们对博古的领导并不服气。博古年仅二十六岁，却肩负党的最高领导重任，急需借助李德的“外来身份”提升自己的威望。
因此，李德不仅是一个军事顾问，更成了博古政治权威的象征。李德的共产国际背景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历，使博古可以用他来制约和压制那些经验丰富、忠于毛主席的将领。这种刻板的教条主义思维，正是当时中央苏区国际派的典型特征，也导致了革命的重大损失。

综上，红军的失败固然与李德有关，但更多是博古及当时中央领导层决策失误的结果。李德应负的责任是次要的，他绝不该被视作失败的替罪羊。正如伍修权所说，失败的主要责任应由中国人承担。

彭德怀元帅多年后在自述中，也曾坦言对李德指挥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广昌战役中李德采取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导致红军伤亡惨重，彭德怀当面痛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彭德怀在自述中也提到了对李德的肯定。
那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为争夺红军最高领导权，制造分裂。红四方面军的将领李特，盲目追随张国焘，公开指责中央红军“逃跑主义”。彭德怀愤怒与李特争论，毛主席也在现场，局势一度紧张。
出人意料的是，李特拔枪时，李德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双手紧抱李特，阻止他对毛主席施暴。李德用俄语劝说李特冷静下来，避免了事态恶化。尽管最后未能彻底调解，李特只得带人离开，但李德的果断和勇气令人敬佩。

这件事展现了李德个人品质中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感。作为一位远赴异国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这种担当并不令人惊讶。

多年后，李德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坦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写道：“中国同志对本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了解更深，我没有结合中国地理和作战传统进行指挥。”这段话体现了李德对自身不足的清醒反思。
毛主席曾形象地评价李德在中央苏区的作用，称他是红军请来的“先生”，有先生固然有好处，但我们也可以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这是一条真理。毛主席的话精准揭示了当时苏联模式的局限，以及中央苏区国际派的教条主义。

真正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是自主独立的道路，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毛主席成为革命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开始摆脱教条束缚，实现独立自主。历经十四年浴血奋战，革命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
综上，对李德的评价应持客观、辩证的态度。他确实犯有军事错误，但绝不能成为失败的替罪羊。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时刻，冒着巨大风险前来援助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或许李德在实际战役中贡献有限，但他的精神和奉献是值得敬佩的。他无疑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布尔什维克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