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七千人大会，主席以两首相同题目的诗，激励全国人民战胜困难

高山

62年七千人大会，主席以两首相同题目的诗，激励全国人民战胜困难                                                                  2025-07-02 14:23                                        

发布于：天津市
   
       1961年11月6日清晨，毛主席交代给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个特别的任务：“帮我找一些林逋的诗文，如果能在今天下午拿来给我，那就太好了。”这句话简单却意味深长，透露出毛主席对古代诗词的浓厚兴趣。

林逋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以其高洁的品格和不慕名利的态度著称。他晚年隐居于杭州西湖一带，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咏梅名句，更是被历代文人广泛传颂，成为描写梅花最经典的诗句之一。
毛主席生平热爱古诗词，拥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因此经常指示秘书帮他搜集古代文人的名句。这不仅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也为他创作提供了灵感和借鉴。此次，田家英毫不迟疑，很快便搜集整理出一批林逋的诗句，并在下午及时呈递给毛主席。毛主席翻阅着这些诗篇，脸上露出愉悦的神情，尤其对那些朗朗上口、意味深长的句子，细心地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毛主席对描写梅花的诗词特别钟爱，反复品味古代文学大家们笔下的梅花形象。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完成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词作之一——《卜算子·咏梅》。这首词描绘了梅花在严寒中绽放的顽强生命力和不屈精神：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虽然这首词没有《沁园春·雪》那样的宏大气势和豪放风格，但它深刻体现了毛主席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迎难而上。中国人民要像梅花一样，即使身处“悬崖百丈冰”的严酷环境，也要自由自在地绽放生命的光彩。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终将迎来“山花烂漫”的美好时刻。

彼时的中国，无论是国内外形势都异常严峻，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在艰难中坚持前行，彰显了非凡的韧性与勇气。
1962年1月11日，规模庞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乃至各大厂矿和军队的代表们纷纷进京参会，人数超过七千人，因此这次大会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总结近年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并对未来的生产工作进行调整和部署。会议一开始，所有与会人员都收到了会议文件，其中包含两首题为《卜算子·咏梅》的词作，一首是毛主席的作品，另一首则是南宋诗人陆游的。
陆游的这首词后面附有注释：“作者主张北伐失败，皇帝不信任他，遭到卖国分子打击，身陷孤立，心情悲凉寂寞，故作此词。”这首词写出了陆游一生坎坷的境遇：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正是这位深深爱国诗人的真实写照。陆游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北宋时期内忧外患，奸臣当道，金国虎视眈眈。政局动荡，他随家人辗转流离，童年时期就经历了“儿时万死避胡兵”的苦难。靖康之难后，北宋覆灭，南宋成立，但国力羸弱。

绍兴二十三年，陆游赴临安参加科举，以出色才华获得第一名，这一成绩令同时参加的秦桧后代黯然失色，招致秦桧的忌恨和排挤。陆游随后被两次罢免官职，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主战立场，屡次领兵抗金，满腔热血希望收复失地，但朝廷却趋于保守，使主战派深受打压。
陆游以《卜算子·咏梅》表达了自己在政治孤立中的悲凉情绪，词中“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表现了他坚韧不拔、执着于理想的精神。词作通过“断桥”“黄昏”等意象营造出一种凄清孤寂的氛围，整体基调偏向悲观。

毛主席读到陆游的这首词后，对身边秘书感慨道：“陆游的这首词太悲观了，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态度。”于是，毛主席决定创作一首同名的《卜算子·咏梅》，但其意境完全相反，表达了乐观、积极、无私奉献的精神。

虽然两首词同题不同意，毛主席的作品没有表现梅花的孤独与寂寞，而是赞美它在严寒中依然绽放的坚韧和奉献。词中虽用“风雨”、“飞雪”、“百丈冰”形容环境的恶劣，但用“俏”字强调梅花的灵动和从容，表达出梅花“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无私品格。结尾“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寓意着功成身退的谦逊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古代文人大多塑造了孤芳自赏、悲凉凄楚的梅花形象，而毛主席则赋予梅花乐观向上、无私奉献的崭新意象。郭沫若在《待到山花烂漫时》一文中对此词进行了深刻解读，指出毛主席写这首词，意在激励党员同志成为毫不畏惧严寒、坚定不移的“梅花”，为中国人民树立榜样。
当时，中国正处于“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的严峻形势。建国初期，由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导致了“冒进主义”错误的发生。尽管党内有经济学专家指出问题，但由于前期成就鼓舞了士气，批评者反而被视为“反冒进”，甚至被排挤。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提出“大跃进”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次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建设总路线，并制定了15年赶超英国的宏伟目标。全国掀起“大跃进”热潮，农业和工业生产高歌猛进。
然而，过高指标和虚报浮夸风盛行，尤其在农业领域，各公社疯狂提高种植密度，农民们误以为地越种越密产量必增。事实却是土地养分被迅速耗尽，稻苗大量枯死，粮食产量反而下降。值得一提的是，袁隆平院士数十年研究杂交水稻，2015年亩产最高也只有约2000斤。
工业方面，国家推行“大炼钢铁”，全民参与，无论学生、科研人员、教师还是工人都被动员。1957年中国钢铁产量为535万吨，中央提出目标1958年翻倍至1070万吨。为达目标，各地纷纷建起小高炉，农民砸锅卖铁，结果大量钢铁质量低劣，大部分被称为“钢渣”，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与此同时，1959年至1961年间，中国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根据《中国灾情报告》，河北中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降水，华东和东北也受旱灾影响，800多万公顷农田遭受破坏。吉林省266条河流断流，1384个水库干涸。干旱叠加“大跃进”造成的农业问题，粮食产量大幅下滑，达838万吨，约15%减产，导致约2800万人口面临粮食短缺。

不仅如此，还伴有蝗灾、鼠灾和洪涝，居民生活困苦，疾病流行，死亡率大幅上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约1000万，部分重灾区死亡率甚至达到千分之一百，是往年数倍。在自然灾害与人为错误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为扭转局面，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重新调整经济政策，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经济在短短一年内显现起色。
然而，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对中国态度逐渐强硬。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领土建立中苏共用电台、联合舰队，企图军事控制中国，遭毛主席果断拒绝，导致中苏关系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