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的归宿 新知的来路

甲丁

旧书的归宿 新知的来路            

2025-08-31 07:01                                        

发布于：浙江省
   
满架藏书何处去
无数爱书人想过
他们说
放到有需要的地方
有人看的地方 旧书的归宿
新知的来路 本报记者 宋浩 马黎 刘玉涵 方涛

毛昭晰家的一角

2024年3月30日书籍搬空那天，徐泓和王芝芝与昔日的书房合影

徐泓、王芝芝书房一角

珍藏的《武夷山志》

满架藏书何处去
无数爱书人想过
他们说
放到有需要的地方
有人看的地方
旧书的归宿
新知的来路
本报记者 宋浩 马黎 刘玉涵 方涛
曾经探访过毛老师的家。
当时很奇怪，毛老师没有“书房”，但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书。
毛老师的女儿说，家里除了书，就是书，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只能坐沙发的一小块。“但他就是开心，看到书就很满足。”
毛老师很少花钱，出去就是白开水一杯。女儿说，他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有一年，杭州一家书店关门前，毛老师把书店里所有的书都买到了家里，车库里也塞满。
31年后，他的书，回“家”了。
今年4月初，良渚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来到毛昭晰女儿家里搬书。良渚博物院二期正在建设中，院里计划为毛老师的书设立专门的陈列书架。
这些书早已理好，分门别类装在箱子里，等着搬入毛老师生前记挂的地方。
这是毛老师留下来的。
毛老师留下的东西很多：杭州的小河直街、富义仓、胡雪岩故居等文化史迹；争取到省政府、国家文物局补贴后，进行下去的良渚反山遗址发掘；为浙江文博事业发展奠定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两大基础……当然，还有他的书。
文化传承不是单向的传递，而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接续——书，是其中最普及的一种形式。
也是今年的春天，徐泓夫妇收到了浙江大学正式来函告知，近四万册藏书已从台北运抵杭州，启动编目工作。如今，这些藏书的编目工作已完成，静静安放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图书馆特藏室。待书架、阅览室桌椅采购事宜结束后，这些承载岁月与智慧的典籍便将开放借阅。
这近四万册书来自浙江大学中西书院特聘教授徐泓和王芝芝夫妇。两人相识于大学西洋文化史课堂，读书时天天一起泡图书馆，后来徐泓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读硕士，专攻明清史；王芝芝考入辅仁大学西洋史研究所，研究欧洲中世纪史。
夫妇二人爱书如痴，遇到好书就买。“在台湾，在香港，从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到伦敦、纽约、波士顿，只要见到文史书都买。”
家中藏书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近一甲子的光阴里，他们历经5次搬家，从台大宿舍到南投县，从南投又回到台北……每次搬家都带着庞大的“书家当”。
2002年徐泓退休，办公室的书要带回家里，但家里已经塞不下了，只好买入了一套价格实惠的抵押房，装修后专门用作书房。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徐泓和王芝芝的儿子是医学专家，用不到这些，夫妇俩就想为近四万册文史书寻找一个更妥善、更有价值的托付之所。
他们想过捐给工作过的高校，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2023年9月9日，徐泓无奈之下发了一条很长的微博感叹：“我们年事已高，这辈子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岁，最爱买书……”
有一个人很偶然地看到了这条微博，他就是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刘东。
在获得学校支持后，刘东给相识于多年前的徐泓打去电话：“这是你写的啊？书给我们好啦！”
从全世界各地淘来，打包了820箱。徐泓和王芝芝夫妇都淘了些什么书？
82岁的徐泓，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但也有很多事念念不忘。
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交流期间，徐泓常常去纽约曼哈顿著名的Strand书店，“别处看不到的珍品书和签名书，看到我就买回来。”离美后，他还联系书店邮购。
当时他淘到过大陆出版的简体中文书，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那是特别好的书，可惜现在的年轻人读得少了。”
上世纪90年代，徐泓去香港科技大学任教。香港有很多旧书店，徐泓离开香港时，买的书足足装了98个箱子。这次捐给浙大的书中，不少就是在香港淘到的，比如他常用的一本《海瑞集》。
“大多数的书都捐掉啦。”徐泓感慨，还留在自己身边的，是那些书里的乡愁和文化根脉。
福建建阳，武夷山下，崇安的赤石街，是徐泓出生的地方。徐泓1943年出生，后来随家人离开，这里是他父亲未能重返的故乡。
家里有一套《武夷山志》，是徐泓在香港淘到的。这套记载家乡历史的典籍，曾让年迈的父亲老怀大慰。
父亲去世后，徐泓一生珍藏着这套《武夷山志》，既是对故土的记忆，也是对父亲的怀念。
也有淘书淘到痛心的时候。喜欢逛旧书店的徐泓，也常常偶遇不少过世教授的藏书，他一打听，有的甚至曾被当作废纸卖掉。
“真的暴殄天物啊！”他曾在竹风书店淘到近代史学者陈三井的藏书，这是一套19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学报》。
这更让徐泓担心满屋的藏书。自古以来，如何妥善处置毕生藏书是无数爱书人终归要面对的问题。
2023年底，徐泓应邀到浙大讲学，刘东带着他参观准备就绪的书库。毕生的藏书终于找到理想归宿，那天徐泓在微博上写：“真是生平一大幸事！”
资深媒体人徐忠友早在30多年前，就萌生了系统性收集旧书的想法，而且一直在思考和寻找机会，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旧书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徐忠友，1957年出生。童年时的文化匮乏让他对图书始终保持着饥渴般的热爱。因为热爱阅读，十多岁时，徐忠友就尝试给江山县人民广播电台投写新闻稿。当时并没有稿费，顶多就是寄几本资料或稿纸以资奖励，但他仍乐此不疲。
高中毕业后，徐忠友进入江山县化肥厂工作，有了工资的他天天泡在新华书店，开始了藏书生涯。当时，图书仍属于较为奢侈的消费品，一本《辞海》售价22元，而徐忠友一个月收入也才33块，他一咬牙，还是买了下来。
久而久之，单位宿舍里堆满了书，连睡觉的床上都堆着半床书。
徐忠友的女友，后来的爱人，有一次问他，“你有没有存款？”徐忠友回答，当然有！随即指了指床上的藏书，“这就是我的存款。”
1993年10月，徐忠友被破格调至《浙江青年报》，后又前往北京工作，开启了漫长的新闻工作生涯，并结识了邵华泽、穆青、郑梦熊等新闻名家。
在杭州时，徐忠友就去浙江图书馆的周末旧书市场、各大旧书市场淘书，到了北京后，他又往潘家园书摊跑。清代邸报，世纪初的老报纸，名家签名书、题词本、书信手札……都是他搜集的对象。
家里最多时，有上万册书，几乎无处下脚。
“爱书的人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往往不高，我们全家生活都很朴素，多年来几乎不到饭店下馆子，至今每个月生活费也就几百块钱。”
徐忠友除了每月必需的生活费，他的工资、奖金、稿费全花在旧书里，甚至独女毕业后往上海发展，需要买房时，他都没能给到支持。反而是当他想收入一本中国报坛先驱戈公振先生的签名书《中国报学史》时，囊中羞涩，向女儿借了2000元钱才能拿下。
2022年，听说浙江文学馆正在筹备，徐忠友几乎没有犹豫就捐献了大量名家签名书、手稿书信和古籍，其中有花费数万元买下的两封鲁迅的书信。
明年，公益性质的衢州中国新闻史料档案陈列室将落成、江山徐忠友藏书室也在落实中。这是徐忠友对故乡的赠予，也是他初心的实现。
在我们日常生活和社交媒体上，更多的旧书来自普通人，而更让人破防和感同身受的也是——当一位普通爱书人离去后，他的书怎么办。书店作为知识流通的文化空间，是书友们最先容易想到的答案。
“每位老人的去世，都是一座图书馆的崩塌。一位老人带不走的书，能够撑起一家旧书店。”
开在杭州抚宁巷的梦蝶书店主营中古二手书，店主阿瓜已经卖了9年书，这家书店就是依靠两位老人的书作为“经验包”，打下的经营基础。
2021年，阿瓜在拱墅区偶然收得了一位王大爷的书。老人离世后，子女准备卖掉老房子、清空老人的藏书，于是打电话来联系。
根据书里夹带的东西判断，王大爷是杭州某工厂的工人，在20世纪80年代函授汉语言专业，一生最远只去过五台山。但在他30平方米的房子里，堆满了从东欧到苏联，从西欧到美洲，从西非到东南亚，从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到新诗的一千多本书。
品类之丰富、全面，成为了梦蝶书店绝大多数图书的目录。
另一位老人则是戏剧艺术界的名人、盖叫天的弟子陈幼亭，老先生去世后，定居在外地的后人找到阿瓜，想要托付老人家的藏书。
走进老先生家里，阿瓜被巨大的藏书量震撼道：“4000多册藏书把地板都要压塌了。”
通过藏书几乎可以了解老人的研究脉络和兴趣爱好。这套藏书里经史子集全有，除了大量的古籍，还有现代小说、欧洲小说，甚至魏晋南北朝诗选、古体诗等；年代跨度也很广，从上世纪50年代的前苏联文学、中苏友好杂志，一直延伸到90年代甚至2000年初的书目，还有不少绝版书和孤本。
阿瓜找了7个朋友扛了一下午才搬完。4000多册书都被老先生一本本包好书皮，又用毛笔写上书名，还编了一套书籍编号，成色和品相极佳，可见主人对书本的爱护。
阿瓜在开店之余经常到市集摆摊，有的老人看到他卖二手书，就会要一个联系方式。“他们担心离世后自己的书得不到妥善处理，准备提前收拾出来卖给我。”
因而时不时就会有人找上门来，希望将书店作为书籍的归宿。
就在几天前，金女士联系到阿瓜，准备找他处理一批书。
金女士曾是个文艺青年，喜欢张国荣，爱看文学和电影，家中留有不少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旧书、旧杂志。不久后，她将随孩子搬去国外，“书怎么办”成了一个难题。这些记忆的载体、光阴的证明，带不走，也让人舍不下。经朋友推荐，梦蝶书店成为了她的选择。
“我整理房间，想把一批书处理了。”八月初，书友山羊哥拉来一卡车旧书，请阿瓜挑一挑，“质量好的你留下，太破的称斤卖掉，我想把书留给书店，总比当废纸卖掉好一些。”
像这样日常整理书架后，来传递旧书的也是常见情况。“想给有缘人！”送来六大袋旧书的卢先生说。
卢先生大学时就读汉语言专业，爱好文学、艺术，工作后曾管理图书馆，闲暇时爱逛书店，对杭州书店20年来的变迁如数家珍，家中藏书颇丰。退休后，他开始整理自己的藏书。“本来想捐给社区图书馆，但他们只收近10年的新书。”在社区的推荐下，卢先生找到了梦蝶书店，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书，他希望能够流转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收到书的阿瓜大赞图书质量极佳：《艺术世界》《音乐爱好者》《看电影》等都是连号的杂志，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伏娃等的作品，版本都十分难得。
“还有老人看到相关报道，受到感染来捐书的。”阿瓜前阵子收到了一封89岁老先生寄来的手写信，信上写道：“我深深感觉到，书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它重塑了我们的灵魂。”感动于书籍传递中文化与记忆的延续，老先生希望将自己的藏书留在书店，留给有需要的后辈。
像梦蝶书店这样主营二手书的书店很稀缺，更多普通的爱书人首先想到的旧书归处，是那些与社区连接紧密的在地书店。作为读者熟知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这些书店也承担了记忆流通的功能。
在宁波，甬上枫林晚书店是为人熟知的特色书店之一，老板郑永宏时常接到书友们的“受书之托”。10年前，老书友裘孟阳找到他，希望妥善处理自己的藏书。在郑永宏的推荐下，老先生将大半辈子的藏书7640册都捐给了宁波市档案馆，供公众查阅，成为市档案馆开馆以来接收个人捐赠文献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书，内容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宗教等方面，其中清版、20世纪初版的古籍700多册，更有不少罕见书籍。
杭州晓风书屋的店主姜爱军表示，每年都会有大概十几个人来书店，因为各种缘由处理旧书。印象最深刻的是10多年前，老书友王友敏老师去世后，他的家人将一万多册藏书送来了书店。王老师这一屋保存良好、品位极佳、套册齐全的旧书，让晓风得以开出一个旧书坊，从此，旧书在这里流动起来，爱书人的心爱之书得以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