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90后”的抗战记忆

大志

一群“90后”的抗战记忆                                   

2025-09-06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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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岁月峥嵘，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并未走远。80多年前，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深重苦难，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不屈不挠，在中华大地书写下不屈壮歌，伟大抗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不忘国耻，铭记历史。如何更好地铭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来自千千万万个普通生命的个体记忆，生动鲜活且弥足珍贵。
重庆，曾是中国抗战大后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这座英雄之城，在烽火岁月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近日，记者拜访了5位曾亲历抗战的重庆文艺界老人。他们的年龄都在90岁左右，80多年前国难之中，他们分别生活在重庆、南京、上海、西安、天津，目睹过抗战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真实生活；80多年后，定居重庆的他们，向记者讲述了各自记忆中的抗战时光。
5位老人，5座城市，5段记忆，为抗战记忆画卷填补了来自普通个体的5块拼图。
我们相信，通过记录这些“90后”的个人记忆，既能对一手史料进行抢救性留存，它们终将汇入历史长河，凝结成我们共同的家国春秋，也能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更加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获得前行的不竭动力。
王静：
打打打！我是勇敢的小娃娃
人物名片
王静，1937年5月出生于重庆，红岩英烈王朴胞妹、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1950年进入重庆市歌舞团（时为重庆市委文工团），曾任重庆市舞蹈家协会主席、四川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1937年5月，我生于重庆。两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我只有8岁。虽然当时年纪小，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了，但今天回想起抗战，我的脑海里至少还有两个很深的印象。
首先是跑警报。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家里本来住在重庆以前的市中区，今天的解放碑一带。1938年2月起，日本鬼子开始对重庆实施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没有办法，我们家搬去了南山的乡下。
我5岁那年的一天，下午的时候，防空警报响了，鬼子要来炸南山了。不得了了！怎么办？
刚好我们家花园里有两棵大树，树之间有个缝隙，被茂密的树叶挡住。我妈妈和我姨妈，一个抱着我，一个抱着我弟弟，跑到树缝里躲了起来。妈妈还安慰我们，不要怕，不要怕。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听见有人喊，不得了，不得了，昨天鬼子丢了一颗炸弹！只见门前大概100多米外的地方有一颗黑色的炸弹，深深地陷在泥土里。有人正在一边清理一边喊，你们大家不要过来啊，不晓得这颗炸弹还爆不爆炸！
还好那颗炸弹最终没有爆炸。哎呀，大人们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我恨死日本鬼子了，他们好坏啊。
第二个印象来自我的哥哥王朴烈士。王朴是我三哥，他比我大很多，一直非常疼爱我。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三哥积极为党工作。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他不但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回乡，还劝说我们的妈妈金永华捐资买下一间祠堂，开办起莲华小学。在办校建点的过程中，三哥得到了组织的培养和考验，抗战胜利第二年冬天，他就光荣入党。
我对抗战还有点记忆，就跟莲华小学有关。记得有一天，老师教大家用竹篾条和彩纸做旗子，红红绿绿的彩旗做好了，我们才知道是要组织一支队伍，在赶场那天上街宣传抗战。我们一年级的同学，当时搞了一个小节目，名字好像叫作《勇敢的小娃娃》。节目的歌词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是第一个出场表演的。
“小娃娃，大家牵起手来，变套小戏法。谁是勇敢的小娃娃？”同学们手牵手围成圈这样唱着，唱到这里，我就站到圆圈中央，接着唱：“是我啦，是我啦。”其他小朋友继续围成圈接着唱：“让我来问你几句话。”我回答：“你问吧，你问吧。”“走夜路，你怕不怕？”“我不怕。我不怕。我是勇敢的小娃娃。跌倒了我会自己爬。”又问：“强盗来了你打不打？”这就是主题了。“打打打！打打打！我是勇敢的小娃娃，我要打，我要打，我是勇敢的小娃娃！”围观的老乡纷纷鼓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我已经转到市中区上小学了。那天街上非常热闹，我们小孩子也很高兴，唱啊跳啊。胜利的日子，终于来到！
阎彬：
妈妈带着我们，经历了南京大屠杀
人物名片
阎彬，1934年出生在北京，1937年迁居南京，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自南京出发入川。曾任重庆市话剧团（现重庆市话剧院）副团长。
我1934年9月出生在北京，今年91岁。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我跟着母亲到了南京，与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的父亲团聚。
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几个月后，英国驻华大使馆撤离到大后方重庆，带走了几个主要的中方雇员，其中就有我父亲。但南京的馆舍也留了两个人照看，一个是姓王的使馆行政管事；另一个是我母亲，她作为家属留守。于是，我们4个兄弟姐妹跟着母亲在使馆住了下来。
不久，南京失守，日本鬼子进城，南京大屠杀来了。
使馆位于南京老市区和新市区交界的位置。城破之前，几天几夜，枪炮声不断。慢慢地，枪炮声稀少了。
我们使馆附近的枪声也渐渐少了。随之而来，敲门声却越来越多。
起初很多是些已经脱掉军装的中国军人，他们想找个庇护的地方。能收吗？不能啊。英国使馆撤走之前就交代过：万一南京守不住了，你们也不能收留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军人，不然，大使馆就完了。
后来又有人敲门。我妈妈一开门，差点吓晕：是日本鬼子来了！他们还在使馆门前屠杀中国人，门口横七竖八堆着的都是尸体。
日本人来骚扰的次数很频繁。管事王叔只好在大门上钻了个洞，开门前先看看。有一次他又听到敲门声，从洞里一看，是老百姓！妇女啊儿童啊哭得很惨。他赶紧开门，一下子涌进来11个人。
难民们哭着说，“我们不求吃饭，只要有个地方躲着就行。”他们知道，出去就是死。王叔赶紧想办法跟英国人商量：“你说中国军人不能收留，但妇女儿童是无辜的。”于是这些难民们得以留下。
使馆占地不小，正好院子里有个冬天放菜的地窖。11个难民躲了进去。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妈妈发现，长此以往不行啊，因为使馆撤走时只给我们预留了一个月的粮食。于是改成熬稀饭，而且还不敢一日三餐，只能每天两顿稀饭。
再后来，连煮稀饭都没米了。就在弹尽粮绝之际，妈妈和王叔在使馆的厨房里发现了发霉的黄油、奶酪和面包。发霉了也总比没东西吃好啊。他们统统抱出来，每人每天靠着几片发霉的面包，硬撑了几天。
让人感慨的是，这群难民也很自觉。住了一段时间，外面的枪声更少了，他们主动说，我们该走了，于是就离开了使馆。
就这样守了一两个月。在此期间，妈妈带着我们兄弟姐妹，跟王叔一起，经历了南京大屠杀。
远在重庆的英国使馆显然比我们更了解南京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南京沦陷后，他们派人来了解情况后对妈妈说，你们一家可以离开使馆了。
妈妈没什么文化，但是很勇敢。当时她带着我们4个小孩，没有能力辗转千里去大后方重庆，万般无奈，我们一家搬到了南京市区的山西路住下来。当时我也差不多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在山西路一所小学开始读书。
我们从小就知道，日本鬼子杀中国人，不是好东西！
翟秋芳：
在西安，我和大人一起收殓同胞尸块
人物名片
翟秋芳，1931年出生于西安，重庆市歌剧院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1949年来渝，参加革命文艺工作。曾主演《刘胡兰》《白毛女》等数十部歌剧，享誉大西南。
我是1931年9月26日出生的，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我14岁；今年我94岁，抗战胜利也80周年了，我是真的高兴啊！
我出生在西安市中心莲湖公园旁边的北校场门。大概四五岁的时候，第一次看见日本人的飞机到西安，我还以为是撒传单。我端着饭碗站在院子里，远远地就看见炸弹扔了下来，在外面某个地方炸了，震得我一屁股坐地上。
那次或许是鬼子在试探。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轰炸才正式开始，躲避轰炸成了我小时候的家常便饭。我那时就恨死日本人了，心想要是我以后当兵，一定想尽办法狠狠地打鬼子，如果我能抓住鬼子，非得咬他几口不可。
有一次，听说鬼子飞机本来去炸重庆，结果重庆大雾，炸不了，飞机就来炸西安。我跑出城外一直不敢回家，饿了一天。那个炸弹扔得哟，把西安附近塬上的动物都炸出来了！我吓得爬到树上待了一晚上，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在地里拔胡萝卜吃。
炸弹扔下来的声音，比什么都可怕，“吱——”地尖叫着，我不知道它要到哪儿去啊，它扔到我头顶上怎么办呢？
我们家背后有条土车巷，那里有杨虎城将军的马号，所以我家附近成了轰炸目标。
学经常没法上，一轰炸就得停课。小学第三册我读了三次，每次都是报名了，开课了，拉警报了，轰炸了，停课了。
以前我胆子小，跑警报把我的胆子锻炼出来了。轰炸最厉害的一次，我妈好像还在收拾什么，我等不及了撒腿就跑。一个人跑出去还是有些害怕的，但我不哭，因为我知道哭没用。
那次轰炸，杨虎城将军马号里的防空洞被炸了。那防空洞是向下挖的，炸死好多人。我大概八九岁，看到好多尸块，有一些都炸到我们家后院了。
我记得当时天气还有点热，得赶紧处理。我和大人一起，拿着筷子、簸箕去捡尸块，最小的尸块是手指头……捡完后挖个坑掩埋，那时也忘了害怕。
还有一次莲湖公园有人被炸死，脑浆都被炸到了公园的纪念碑上，人完全不成样子了。
为了方便跑警报，我家专门租了房子住到北门外。家里还有个两三岁的妹妹，警报一拉我就得带上她一起跑。
有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发现有飞机升空迎敌了，妹妹吓得直哭，我把她的嘴捂着，心里却很高兴：咱们有飞机了，可以开始反抗了。
学校会组织我们上街宣传抗日。那时唱的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我们上街唱这首歌为前线战士募捐，很多人积极响应。
直到我14岁那年，日本人终于投降了。
日本投降之前还闹过一件事儿呢！有人说日本人要打到西安来。我妈急了，让我跟着院子里的王婶往她老家天水躲。我们在去天水的闷罐车上待了一晚，车还没出发呢，第二天就听说日本投降了。
如今，抗战胜利80周年了，战争似乎越来越远，我们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富强。但我想说，铭记历史，不忘国耻，我们永远要居安思危，历史才不会重演！
钱造雄：
团结起来！日本兵被吓得躲进岗亭
人物名片
钱造雄，1931年生于上海，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入川来渝，曾任重庆市文化局（现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创评室主任等职。
我今年94岁。1931年9月12日，我出生于当时还属于上海乡下的浦东，正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一周。
当时的上海市区有很多外国租界，我的爷爷、婆婆和爸爸都在租界。我出生不到一个月，妈妈就带我坐船过黄浦江去找爸爸他们，其实就是去避难。
结果到了租界一看，坏了，随着局势紧张，来的难民太多，租界严控，大门已经被铁丝网拦起来了。怎么办呢？爸爸想了个办法，从租界里面房子的窗户放下一个篮子，妈妈把我放到篮子里，爸爸再把我吊上去。
我是进去了，但妈妈没办法，只能先回浦东乡下，等到局势有所缓和，才得以进来一家团圆。
后来我就一直住在租界，在那里度过童年、少年时代。暑假时，我也会回浦东乡下消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了。我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进入租界一所中国人开办的学校。那时，租界仍相对平静，但上海的抗日气氛已经很浓烈了，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在宣传抗日思想。
七七事变后不久，淞沪会战打响了。打到10月底的时候，谢晋元临危受命，率400多名官兵，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当时我们住的地方在苏州河南岸，跟四行仓库就隔了一条河。保卫战打响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很激动，还有高年级的同学把大家组织起来，想为对岸的官兵送点什么。最后，有个很勇敢的女中学生，把一面旗子带在身上，跳进了苏州河，泅渡过去，旗子很快就在四行仓库高高飘扬。
1941年，我10岁那年，太平洋战争打响。英国人、美国人等很快从租界搬走，一天之内，日军就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孤岛”彻底沦陷。
上海被日本人接管后，学校要求我们上日语课，强迫我们学日语。我们当时很反感。
日本人对我们搞“奴化教育”，强迫我们学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但学生们心里都明白，不学！大家都敷衍了事，日语考试很多人都不及格，不及格就不及格吧，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记得那时我们在放学后做游戏，有个游戏叫“捉强盗”，谁都不愿意做强盗，因为，大家都清楚，强盗就是日本人。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日本兵欺负中国人。那天，我们从上海的家回浦东乡下，从提篮桥渡口过江，那里是交通要道，有日本兵把守。一个中国百姓经过关口的时候，吐了口唾沫在日本兵脚下，日本兵很凶，逼着他舔干净。这就不得了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都吼起来了。那个日本兵害怕了，躲进岗亭里抱着枪不敢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的凶残，也第一次明白，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日本鬼子也会害怕。
抗战胜利后，我初中毕业，进入高中，逐渐接触到进步思想，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1949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此一生，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向前进。
王靖寰：
常宝堃用相声揭露日伪嘴脸
人物名片
王靖寰，1932年11月出生，成长于天津武清（当时属于河北省）。1951年来渝，进入西南人民艺术剧院实验剧团。曾任原重庆市歌剧团（重庆市歌剧院前身）团长、党支部书记。
我的老家在今天的天津市武清区，当时是河北省的一个大县，叫作武清。
但我的出生地其实是河北昌黎。我父亲早年被天津的邮政总局录取，培训合格后分配到昌黎县邮政局工作。1932年我出生后不久，父亲被调往武清县任邮政局局长。于是，我们一家，包括外公、外婆一起搬到了武清县城。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那里度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我还很小，懵懵懂懂，并不清楚外界发生了什么。长大后才慢慢知道，七七事变后鬼子迅速入侵天津、河北，武清很快沦陷。
我们那会儿虽然小，但也知道日本人和汉奸都不是好东西。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相声演员，叫常宝堃，艺名“小蘑菇”。常宝堃在天津非常有名，很受老百姓欢迎。我十来岁的时候，在广播里听过他编演的几个有名的相声，像《牙粉袋儿》《过桥票》《耍猴儿》等等，讽刺日伪丑态。
以《牙粉袋儿》为例，今天我们都用牙膏了，当时刷牙用牙粉，装牙粉的袋儿都很小。这段相声就是在讽刺沦陷区物价飞涨，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
这个相声其实有个背景，就是日伪军在华北实施的一个叫“强化治安”的政策。相声里说，过去啊面粉涨价了，现在随着第五次“强化治安”后，价格变得可便宜了，以前面粉从两块钱一袋涨到八块钱一袋，现在只要四块钱一袋了，看起来价格降了一半，但规格也缩水啦，四块钱只能买到“牙粉袋儿”那么大的一丁点儿。所以说，沦陷区人民生活其实一天不如一天。这就狠狠打了日伪军粉饰太平的丑陋嘴脸。
说实话，像常宝堃这样敢于讽刺日伪的演员，在那个年代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他之所以受观众欢迎，除了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外，还在于他身上的民族气节。
不过，常宝堃也挺可惜的。1951年，他作为演出大队副队长，随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演出，遭遇美机狂轰滥炸疯狂扫射，才29岁就不幸牺牲了。后来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追授了“人民艺术家”称号。
日本鬼子投降前后的情形也让我印象很深。
1945年小学毕业那个夏天，我跟着姐姐从天津去北京考中学。考试要考日语，北京各所中学的名字也被日本人按照数字顺序改成了一中、二中、三中等。我考的是九中，过去叫汇文中学。
等到我开学报到时，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这一投降，北京城整个沸腾了。人们纷纷上街庆祝，喜极而泣。开学后，我们学校也开展了复校运动，把过去的第九中学恢复成了汇文中学，我记得校训是“智、仁、勇”。
我还记得在街上看到有日本人赶着贱卖家当，要凑钱回日本。还有过去受欺负的北京市民，冲破日本人居住区的保护网，冲进去直接抢回那些过去被日本人掠夺的东西。日本人没想到，作威作福惯了，也会有这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