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的军事才能如何得上级信服：率一个团败敌一个师

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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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红二军团在枝拓坪休整期间，补给极为困难，贺龙亲自带了一个班，出去筹粮筹款，在好友叶光吉的帮助下，筹集到了300匹骡子，及大批粮食、布匹等物资。接着，他又亲率一个团，打败了川军一个师。从此邓中夏对贺龙的领导军事指挥才能真的信服了。

本文摘自：《贺龙的非常之路》，作者：顾永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30年上半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他们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力量，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危机，过低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案》。
随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规定湘鄂西红军帮助与鄂西南地方武装暴动，实行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中共中央任命邓中夏为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
1930年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苏区。
20日，在周老嘴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邓中夏否定了周逸群和贺龙关于不能置洪湖根据地于不顾，让红二军团劳师远征长沙的意见，坚决执行中央要二军团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并把根据地的绝大部分武装编入主力部队，洪湖苏区仅留三百余人八十多条枪。
既然前委决定红二军团要去打长沙，贺龙只好服从，但他提出，在渡江之前，必须先打下监利县城。
红二军团在贺龙亲自指挥和监利、石首、华容等县游击队、赤卫队和群众数万人配合下，借助大风雨和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出敌不意于9月22日凌晨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杨家瑞里应外合，经过一天一夜战斗，消灭守敌二千余人，缴枪一千余支，迫击炮5门和大量弹药物资。
这是红二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24日，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在监利召开联席会议，确定：将中共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因特委书记邓中夏随军行动，由周逸群任代理书记，专门负责地方工作；因邝继勋调中央工作，由段德昌升任第六军军长。
正当贺龙、邓中夏于28日准备渡江的时候，收到了中央让红二军团原地待命的指示。
10月中旬，中共中央长江局再次指示红二军团南下，配合红一、三军团第三次攻打长沙。
15日，贺龙率领部队从峰口出发，至22日，先后占领了南县、华容，歼敌一千余人。
红二军团打下南县后，邓中夏要贺龙接着打安乡。
贺龙不同意，同邓中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他说：“安乡不能打，从南县去安乡，要渡过五条大河，去澧州还要过两条大河，这样就把部队置于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
这地方我熟悉，那些河不像地图上标的一条细线，宽得很呢!我建议把部队放到北面，向澧州进攻。”
在贺龙指挥下，红二军团先由南县向北打，10月30日占领了公安，然后再南下，11月4日主力出敌不意兵临澧州城下，一部兵力占领了津市。
红二军团突然出现在长江南岸，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大为震惊，一面命湘军陈运夔团坚守澧州，同时又令安乡的新十一师、临澧的第一旅和慈利的湖南警备第一军陈渠珍部前往增援。
红二军团围攻澧州一个星期，未能攻克。
由于增援之敌已陆续赶到，腹背受敌，贺龙便决定放弃围攻澧州，撤出津市，11月13日占领石门，部队进行休整补充，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
11月下旬，敌军来犯，邓中夏、段德昌带一个师留守石门，贺龙率红二军团主力迎击敌人。
红军进入临澧后，贺龙从邮电局拿到国民党的报纸后知道，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国民党大批正规军南调，向各根据地发起进攻；红一、三军团也没有向长沙进攻。
同时，还获悉敌人将向石门大举进攻。
他考虑到情况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红二军团很不利，便果断地决定把部队撤出临澧，到合口与主力会合后，准备返回苏区。
邓中夏一见撤回的部队，对贺龙大发脾气，说：“没有我的命令，你怎么擅自把部队撤回来?”
贺龙把国民党的报纸往他前面一掷，说道：“你看，蒋、冯、阎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大军南调，红一、三军团也没有攻打长沙，情况变了，所以我们不能再打常德、桃源了。”
但邓中夏仍坚持再打津市、澧州。
于是，红二军团在合口召开了前委会议。
在会上，贺龙和邓中夏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前委成员段德昌、许光达等军、师长、政治委员都支持贺龙，主张把部队经公安撤回根据地，准备迎击敌人的围攻。
在此之前，周逸群、万涛也曾多次致信邓中夏，提出红军不宜久离根据地孤军南征，而应该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逐步向外发展，要求红二军团迅速返回根据地。
但邓中夏坚持己见。
当时，在红军中有一条原则：政治委员有否决权和最后决定权。
邓中夏否决了大家的正确意见，一定要打津市、澧州，夺取常德，并决定由红二军打澧州，红六军打津市。
结果都没有打好，部队撤至松滋县的杨林市、街河市地区，结束了南征。
在红二军团退到杨林市的前后，敌人趁红二军团主力南下之机，向洪湖根据地发动进攻，监利、华容、潜江等先后失守，局势越来越恶化。
特委一再要求红二军团迅速返回根据地，都被邓中夏拒绝。
他召开了两次前委会议，提出以松滋刘家场为中心“选择阵地以待敌至”，与其决战。
还准备命红六军向松滋进攻，“创建第二个中央苏区”。
贺龙不同意，非常明确地指出：“第一，我反对打这个仗；第二，反对离开根据地；第三，反对搞第二个中央苏区。
我只知道已经有了一个中央苏区，怎么能再搞一个中央苏区呢?搞苏区可以，但要把‘中央’二字去掉，创建发展苏区我坚决干，却不能再提‘中央’二字与中央苏区对立。”
他提议再占公安，迅速解除军团侧后威胁，保持与洪湖根据地的交通线。
当贺龙指挥红二军攻占公安时，滞留在杨林市地区的红六军因未做好迎敌准备故在敌人进攻时仓促应战，结果部队被打散，军团部也受到严重威胁。
贺龙急调红二军驰援，命卢冬生的手枪大队上去坚决顶住，军团部才突出敌人包围。
12月24日，全军团在刘家场集合向鹤峰转移。
贺龙、邓中夏率红二军团到达鹤峰时，已是寒冬时节，部队供给困难，缺吃少穿，衣衫单薄，大量减员，士气低落。
正在这困难时刻，贺英给贺龙来信说，原川军第三师的甘占元，杨森部的张轩和覃伯卿的游击队等三股武装共三千余人，两千多条枪，因受四川军阀和鄂西军阀的追击，来到鹤峰同她联系，准备投靠贺龙。
红二军团前委决定对他们进行收编，挑选了其中一千余人加入红军，使红二军团在人枪和物资上得到了一定的补充。
邓中夏没有从南征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走马坪召开的前委会上决定：“全军团坚决出山再打硬仗。”
先攻占石门，再依托五峰、鹤峰在武陵山区创建根据地。
1931年1月初，红二军团向石门进攻，与强敌进行“决战”，部队伤亡很大，无力再进行大的战斗，遂转移到五峰、长阳、巴东、建始等地打游击。
由于这些地区贫穷落后，人口稀少，红二军团连续作战，减员多，补充少，部队锐减至万余人，处境艰难。
为此，前委决定在枝拓坪休整1个月。
在此期间，洪湖根据地正处于极其困难的反“围剿”时期，沔阳、江陵、潜江地区几乎全部陷于敌手，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
湘鄂西特委来信严厉批评邓中夏实行逃跑主义，要求二军团立即回援洪湖，粉碎敌人“围剿”。
为此，红二军在3月底和4月初，召开了前委扩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
会上对红二军团的行动方向，是“上山”，还是“下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以贺龙为首的绝大部分与会者主张“下湖”，回洪湖参加反“围剿”斗争，保卫根据地。
邓中夏对能否坚持洪湖根据地产生动摇，摆出了“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亦死”的歪道理，坚决不同意回洪湖，坚持要“上山”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根据地。
枝拓坪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
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孙德清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八、九3个师。
对部队缩编，大家很不满意，说邓中夏犯了错误，我们都要受处分，要求回到洪湖苏区去，先把“立三路线”搞清楚，把邓中夏领导的这一段作出结论。
红二军团在枝拓坪休整期间，补给极为困难，贺龙亲自带了一个班，出去筹粮筹款，在好友叶光吉的帮助下，筹集到了300匹骡子，及大批粮食、布匹等物资。
接着，他又亲率一个团，打败了川军一个师。
从此邓中夏对贺龙的领导军事指挥才能真的信服了。
有一次，邓中夏同贺龙谈到湘鄂西特委严厉批评他是“上山主义”时说：“国际路线、中央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是摇摆路线。”
贺龙不客气地说：“你是机会主义路线!”邓中夏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大声问：“是谁讲的?”
贺龙坦率地说：“是我讲的!”邓中夏瞧瞧贺龙，默默无语。
1931年4月2日，贺龙率红三军北上，在野三关歼敌一个团，并乘胜发动进攻，连克巴东、兴山、秭归、远安、荆州、当阳等6座县城，敌人大为惊恐，急调两个师、一个旅共十几个团的兵力前来围攻，企图将红三军歼灭在远安、南漳地区。
贺龙见形势不利，便率部转移到鄂西北，在房县和武当山地区与敌周旋。
9月上旬，红三军得悉洪湖根据地的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离鄂西北根据地不远。
贺龙在房县附近的青峰镇召集会议，研究南下接红九师问题。
邓中夏不同意，但他只有一票，其他人都一致同意去接红九师，一起回洪湖。
于是决定，红三军南下，留红二十五师在柳克明的领导下，在鄂西北坚持斗争。
9月下旬，贺龙率部队离开鄂西北根据地南下，在保康击溃敌两个团后，经南漳，向荆门前进，在刘猴集与万涛和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会合。
红三军和红九师会师后，在刘猴集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万涛根据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和湘鄂西临时省委的指示，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中夏红三军政委的职务，由万涛接任。
邓中夏在会上检查和承认了自己到湘鄂西根据地后，在工作上所犯的错误。
贺龙说：“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委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