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 作者：乔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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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忆抗美援朝时一战：令派头很大英国人登门求教





关于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可以分几个时期来说：第一个时期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到志愿军入朝以前，大体上是从1950年6月到10月。第二个时期是入朝以后，特别是停战谈判开始以后（也就是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周总理经常讲：我们在朝鲜打了三年，谈了两年。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正好三年。
当美国人和南朝鲜打到三八线时，这情况对我们来说就比较严重了。我们外交上有一句话叫“不能置之不理”。这句话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它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对外斗争的风格。我们对外常讲：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这也是周总理第一个讲的。美国人打到三八线，周总理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带一个信息给美国，警告美国：如果继续往前，往中国边境打，中国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我记得美军仁川登陆是9月中旬，因此，这句话大概是在9月底或10月间讲的。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延长。我们事先向美国发出警告，打招呼，你胡来要惹祸。潘尼迦如实地把这话传到了美国去。当时美国总统是杜鲁门，美军总司令是麦克阿瑟，国务卿是艾奇逊。但美国利令智昏，觉得自己军事上很得势，对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以为中国刚解放（西藏还没有解放），百废待举，中国有什么力量？有什么本事？能和美国打？所以根本不理。美军过了三八线后就长驱直入。10月初，我们就发动了抗美援朝。这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知道中国是打了招呼的，美国闯了这个乱子。周总理这个外交行动，起了很大的瓦解敌人、争取中间的作用，在全世界树立了这种认识：中国人讲话不是耍外交，说了要算的。这个重要的外交行动所起的作用、影响是很大的，很深远的。以后，在我们的对外斗争中，一直到70年代与美国重新建立关系时，我们中国说话算数这种威信、这种声望还是很大的。不妨看看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和文章，也都承认这一点。中国新外交的这种风格，就是通过周总理树立起来的，在全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一方面给美国打了招呼，另一方面就争取派代表到当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诉美国干涉朝鲜、侵占台湾。这工作也由周总理直接具体领导的，大约在1950年11月。因为朝鲜战争6月25日一打响，27日杜鲁门就发声明，一是派兵到朝鲜，一是宣布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巡逻，实行军事上占领台湾。周总理就决定由伍修权和我以及其他同志到安理会去控诉美国。这个决定在当时影响很大。我们到联合国是11月29日。我记得那天到纽约，麦克阿瑟正在吹牛，根本不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在眼里，在报上说圣诞节可以结束战争。但到了12月初，我们打了入朝以后第一仗，从新义州打过清川江。就我来说，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感到中国人光荣，真是抬起头来了。你没有本事，人家不会尊重你的。所以，我们讲道理控诉美国，与朝鲜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两者一配合，就把中国的威望和影响极大地提高了。举个小例子说：英国人派头是很大的，这次就登门求教了，要求中国朋友可否考虑朝鲜停战？这是缓兵之计，怎么可能？
这些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当然是党中央、毛主席总的决定的，但具体的执行、实施（对外工作不仅应有大的轮廓，每一个战术步骤都要经过很好的考虑），就是周总理。有人说周总理是抗美援朝的总参谋长，这有道理，是这样。那时，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第一线的是总理。大的事跟中央商量。有人说包括部队在哪里，那个山头如何，那个首长的脾气怎样，周总理了如指掌都清楚。周总理在志愿军中威信高极了！从1950年10月直到1951年7月谈判开始，我们打了五大战役，前线指挥是彭老总，在中央直接负责、具体负责的是周总理。
朝鲜战争第一年，先是北方向南一直冲到釜山这一带，后来美国反攻到鸭绿江，志愿军进去冲了一下，又退到三八线，稳住。这时，已出现了僵持的形势。大家知道，三八线就是美国和苏联在朝鲜向日本受降的分界线。当入朝时以及后来，党中央也估计到这个战争只能打个平手。要把美国完全从南朝鲜赶走，从整个形势讲也不合适。所以到1951年6月，打了一年，苏联出面提出，他们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在一个广播讲话中提出，朝鲜战争双方停火休战，脱离三八线。这个讲话后，美国司令李奇微马上写信给金日成、彭德怀两位司令员，表示同意，由双方举行谈判。我们方面也同意了，这就是停战谈判的开始。
大概是1951年7月初，周总理突然找我和李克农去。我个人没有想到形势发展那样快。他说：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那时毛主席也在。我问主席：准备去多久。他说：三五个星期就够了。主席的领导风格很值得回忆。他说：刚请胡乔木写了篇赞成停战谈判的社论，你改一下。今天你别的不干，就把社论改好，明天一早走。他的领导方法是：我们所谓社论无非是政治主张。你翻书先要掌握这些。主席很客气，请我们吃了饭，喝了酒。晚上我把社论稿写好了，就是《人民日报》7月初社论《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当时估计，这次谈判是容易的，李奇微赞成就地停火。毛主席这话也有根据。周总理对主席是非常尊重的，一般都是支持主席。他交待很细。我的感想是主席总的战略部署，具体的实施执行是总理来抓。比如主席说你把社论写好，把中央政策搞清楚：然后作个大的估计，具体的由总理来谈。
第二天我和李克农带着其他几名同志，到了安东，高岗在安东等着，还有些后勤问题要东北接济。入朝后，走路主要靠晚上，白天不安全。晚上也不能开灯，一有情况车就停下。从安东到平壤，再到开城，就开始谈判。这里有一件和以后发展有关系的事。平壤到开城是大路，敌机经常轰炸，事先我们向对方说好了，我们在从平壤到开城去的几部汽车上覆盖白旗，表示是红十字会，请不要轰炸。同时，对方也通知我们：他们从汉城发的几辆车也挂白旗。开城虽说在三八线，实际上为我们控制，从板门店到开城还有十几里，美军来要经过我们盘查。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谈判开始后，7月初，我们提出很简单的几条：一、停火；二、三八线为界，划非军事区；三、释放战俘。我们以为这样一个意见，对方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意。双方不是已经有谅解了吗？马立克提出撤离三八线，李奇微给中朝方面的通知中也肯定这一点。中国提出这一点还有什么问题？但出乎意料之外，美国马上提出：不行，说：三八线只反映了双方陆军力量的对比，没有反映美方海空的优势。这是我们没想到的，马上报告中央。周总理很快指示：要坚决打掉这个荒谬主张。
谈判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7月、8月，原来双方已经同意开城是停战谈判地点，中立区，不来轰炸的。可是谈判碰到了美国阻挠后，美方就经常到开城进行骚扰。一直发展到9月轰炸中国和朝鲜代表团住地，我们当时很气愤，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很快指示：你们义愤是对的，但要注意，只要美国不决心破坏谈判，我们不采取主动。关于轰炸，你们找对方联络官将是非搞清。在弄清是非后，采取适当措施恢复谈判。其精神是有理有利有节。事情很清楚，我们的飞机只过安东一点，到不了前方。我们不能炸他们，他们能炸我们。美国人赖不了。我们以为搞清了可以结束了。可是，美国又提出在开城谈判不便，因为开城深入我们地区，他们建议在双方交界处划一地点，双方不进入对方地区。周总理很快就看出：美国为什么要轰炸？因为它是大国，尽管在朝鲜受挫折，也不愿让他们的代表到你们这里来，向你们低头。这一点当时周总理就在电话上讲了。后来我回到北京后，总理当面又讲：当时我就有点担心这事，现在它果真翻悔了。所以我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既弄清了是非，又恢复了谈判。从1951年底起，谈判地点从开城移到板门店。
1951年底到1952年，整个谈判处于僵持状态。一句话：美国人不服气不死心时，战争不会停止。运动战结束了，在僵持局面下志愿军不断给敌人打击，使他们的死伤积累起来越来越严重。这很重要。很多人以为战线没移动，没有什么文章。其实，真正使美国低头的，是停战谈判以后，志愿军和人民军毫不停息地给以杀伤。
接着，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战俘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志愿军战俘中很大一部分给蒋介石拐去台湾了。这构成了双方争吵中很大的问题。但这些还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美国还不甘心。如果它没有办法了，甘心了，顷刻之间问题就会解决。1952年冬，美国内部也争论不决。这时美国要竞选了。美国方面提出停止停战谈判。中央的方针相当坚决：我们主张谈，你们停，我们奉陪。这时朝鲜战场上还很紧张。美国有一派主张敌后登陆，在元山、西海岸登陆，对我们还是很大的问题。谈判也停了。我们作最坏的打算，但还争取谈判解决。周总理讲过多次，要打，跟你打到底；要谈，公平合理，不能比我们高一等，强加于我，那不行。
1952年底，艾森豪威尔当权，杜鲁门下台，他们采取了一个方针：当时美国人在朝鲜伤亡很大，准备停战了。这时，周总理跟我们谈：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只要美国不甘心失败，它不会同意你的。1953年2月，美国军方有个传阅：停战谈判可以先谈伤病俘交换问题。周总理问我们意见。我们觉得谈判显然是美国主动停的，也应当由他们主动恢复，我们一动不如一静，看它如何做？到了3月底，整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斯大林去世，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也主张朝鲜问题快一点和平解决好。所以出现了两个因素：美国新总统上台，得采取新的方针；斯大林去世，名义上马林科夫是第一书记，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他的意见是作为苏共中央的意见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主张赶快停下来，我们党中央也同意这个意见。到2月下旬，美国方面正式提出：双方先交换病伤俘，同时恢复停战谈判。出现这种转折，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战场上给了美国以打击。话虽这么说，但到打垮了李承晚的首都师，打垮了他几个精锐师，整个局势才急转直下。
为了谈判的指导工作，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个电话直通谈判代表团。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打就不打，紧张时要临时请示就打。这是条专用线，苏联帮助搞的。它就在总理床头上，整个停战谈判中随时可以通话。还有电报，每天一份，包括：谈判情况、美军动向、美方记者的反映、我们的意见等。每天由代表团向中央报告一次（毛、金、彭）。电报先到周总理那里，日常工作由总理直接处理，重大问题拿到中央请示主席或常委。因为说个提纲，几句话就完了；具体办事，不胜其麻烦。战争停下来，事情之多，多得不得了。我们管停战的就有几个委员会：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军事停战委员会等。特别是谈判快结束时，除了书面报告外，每天周总理早上睡觉前，一定要给他打电话。文字上写不清楚，就电话上报告，大小事都得请示总理。他需要时再问主席。有的他办了，事后送主席看。那时，从战争一下转向和平，事情多，头绪也多，周总理处理这些事，非常尊重金日成。我们部分同志，彭总不在内，签字时有的犯了大国主义。周总理非常注意，对我们教育。凡是不尊重金日成，不尊重朝鲜同志，独断专行的，他批评非常严厉。1953年7月27日签字。原来打算25、26日签字，因为一签字后就不能动，双方军队都要停战前取得最大成果。原来和总理讲好了：7月26日签字，前方都按这个准备了。忽然有一天，对方提出要推迟一天，我们也有工作没有准备好，双方都有打算。这时天快亮了，总理已经睡了。要拍板。这事授权有限。彭总已经到开城，在这里也不能作主。电话是我打的，杨尚昆接的。我说很重要，不请示总理没有办法。一般我也是不得已才找总理。他一天常只睡几小时，刚睡下又叫起，但这涉及中朝双方几十万军队的事。只能叫起他，请示他。周总理被叫醒了，马上发出一系列指示。
确实战场上也好，谈判斗争中也好，跟周总理的心血操劳是分不开的。这些工作，事情做成了，人们看外表看不出来。我在停战后在朝鲜又呆了一年，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