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她墨迹斑驳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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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在她墨迹斑驳的“黄金时代”            
2014年09月24日08:40

   萧红用孩童般的灵动想象，描述自己熟识、相伴一生的苦难。《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将于北京时间7日凌晨闭幕，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作为闭幕影片，在全球首映。鲁迅、丁玲、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影片聚焦的这一个个星光熠熠的名字，铺就了中国文学的一纸“黄金时代”。

        有人说，这是一群令人仰止的文坛勇士，却也是一组“与萧红有关的人物”群像。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风暴的中心，亦或是边缘，孑然独立的女作家萧红，拖着她身后31年墨迹斑驳的影子，透过银幕向观众投以凝视。

        命运仿佛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反复开着同一个玩笑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这是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疗养期间写给萧军的句子。信中所说的“黄金时代”，究竟指的是那个破旧立新、激扬文字的大时代，还是她难得衣食无忧、品味片刻安稳的心境自况，外人无从得知。然而，只身飘零海外的萧红，当时正面临着爱情的危机、身体的伤病、舆论的微词，以及恩师鲁迅逝世的重重打击，她与她所想望的一切均隔着万水千山。这信笺上的瞬间明媚，有如火柴上的一星光芒，映照出萧红在风雨一生中的天真、纤弱与倔强。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6月1日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生母在她8岁时去世，继母冷漠，父亲亦终日不苟言笑，只有祖父对她疼爱。19岁时，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萧红跟随自己爱慕的表哥，私奔去北平。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萧红的出走：“那个时代很奇怪，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突然睁开眼睛，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就产生了一种'厌乡症'。”萧红的厌乡症，大抵一半是出于对家庭封建约束、对故乡愚昧落后的愤怒，另一半，则是对自由新世界的浪漫憧憬。然而，无论如何，这里是萧红居住了大半生的地方。在生命的尾声，萧红远居香港，创作《呼兰河传》，写那座被北风冻得“满地裂着口”的小县城，写庸庸碌碌茫然过活的百姓，也写她童年生活的小花园。在她细腻的笔触中，对人群的自私麻木仍有埋怨，但更多弥漫的是思乡之愁。她回忆起慈爱的祖父教自己念诗，念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七个字，仿佛成为她一生最大的未竟之愿。

        萧红的首次出走，因表哥向家中妥协而告终。再次出走，一人流落在哈尔滨，饥寒交迫，她向自己包办婚约的对象汪恩申求助。半年后，汪恩申欠下旅馆大笔食宿费，留下已有身孕的萧红，再也没有回来。大腹便便的她被旅店当做人质扣押，在绝望中向报纸写信求救。一群文学青年来探望萧红，其中一位刘鸿霖，也就是后来的“萧军”，他被萧红写的诗句打动：“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随后的一场大洪水，让萧军得以救出萧红。两人相扶相携，但生活依然艰难。在散文集《商市街》中，萧红不止一次描写这期间饿了便睡、醒了更饿的困窘：“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一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由于两人合著的抗日进步散文集《跋涉》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萧红与萧军于1934年南下青岛，躲避迫害，并且很快与鲁迅取得书信联系，年底辗转至上海。萧红在青岛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上海出版。鲁迅专为《生死场》作序，称赞其中“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已然“力透纸背”。萧红、萧军这两个“小小红军”，也以“东北作家群”旗手的身份，为文坛瞩目。东北作家群中另有舒群、骆宾基等从东北流亡至关内的文学青年，其中也包括了端木蕻良。

        1938年，萧红与萧军结束6年的恋情，与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其时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与6年前的情境何其相似。命运仿佛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反复开着同一个玩笑。大部分朋友对此感到困惑，乃至愤怒。然而，从受尽萧军暴力、出轨等折磨的萧红角度出发，她想要的仅仅是一个安全的依靠。只不过端木蕻良从小娇生惯养，面对战火的纷乱、生活的困苦、妻子虚弱的身体，更加无所适从。在武汉、重庆等地辗转以后，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旅居香港，在两年内写下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但之前落下的肺病却急遽恶化。1942年1月22日，年仅31岁的萧红作别了这个世界。

        萧红用孩童般的灵动想象，描述自己熟识、相伴一生的苦难。《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在《黄金时代》的4张定档倒计时海报中，3张都以红花为主题：红花从坚硬的土层里冒出，红花在砖墙前灯芯般闪亮，红花在黑暗中片片凋零。萧红也像她笔下的一朵红花，想要往自由的方向闯，但是家庭、爱人、战争为她竖起了一道道高墙；她心底里又是需要一扇墙来攀援依附的，为了这爱的肩膀她倾尽全力、绚烂绽放。

        萧红身边的“灿灿群星”

        鲁迅

        如果没有鲁迅，文坛上很可能就不会有萧红这个名字。鲁迅之于萧红，是伯乐，是恩师，是慈父，亦是知己。

        1934年11月，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北青年第一次见到了鲁迅。此前，双方只通过几封信。萧红在信中的一次天真抗议，不让鲁迅叫她“女士”，才真正缩短了文坛巨匠与“二萧”的距离。鲁迅非常赏识萧红的文学天分，很快就将她与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等作家，并且促成了《生死场》的出版，亲自为之作序。这份肯定对于缺乏自信的萧红来说，尤为珍贵。1936年7月，在萧红为萧军出轨而气苦，整天用烟酒麻痹自己之时，是鲁迅建议她去日本疗养。3个月后，鲁迅就去世了。从萧红后来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中，可以看出萧红是鲁迅家中常客，鲁迅对待她十分慈爱，甚至为她的穿衣搭配出主意。隐在上海老弄堂里面的鲁迅寓所，无异于萧红精神的避风港湾。

        只是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透露出对萧红“不懂事”的埋怨：“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耽搁在我们的寓所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里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丁玲

        1938年初春，萧红与萧军等人一同去临汾民族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员，在那里遇到了丁玲。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曾这样描述她与萧红的初会：“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

        那时，33岁的丁玲已经历了爱人胡也频遇害、自己遭软禁等种种坎坷，早甩脱了往年的精致和时髦，是一个身披军大衣、风风火火的女战士。像“大姐大”一般，丁玲跟萧红谈心、唱歌、举杯痛饮。萧红还追随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临汾奔赴西安。几年后，萧红对骆宾基说：“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柔和。”

        西安一别以后，两个才女再也无缘重见。得知萧红去世的消息后，丁玲很是悔恨自己当初未曾更细心地照料萧红：“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

        萧军

        萧军曾用第一人称写过一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讲到一个知识青年憧憬着去参军抗日，却恰巧“不幸”遇到一个有文学才华的女子，他必须拯救她。渴望参与革命的他内心非常矛盾、痛苦，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爱情，留下来等她身体恢复。这部小说很能说明萧军对萧红的感情--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却也是忍痛牺牲，拖住了他奔向理想的脚步。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传》中说，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在以自己和萧军在哈尔滨的生活为原型的散文集《商事街》中，萧红写到有一次好不容易买回个大面包，男主人公“回来第一件事，他在面包上掘了一个洞，连帽子也没脱，就嘴里嚼着。又去找白盐，他从外面带进来的冷空气发着腥味，他吃面包鼻子时时滴下清水滴，然后他说：'来吃啊！''就来！'我拿了刷牙缸跑下楼去倒开水，回来时面包差不多只剩硬壳在那里。”萧军的性格跃然纸上。当萧红得知萧军不忠的事实以后，两人之间的罅隙终于彻底裂开。1938年2月底，萧军重拾自己“为爱搁浅”的理想，参加抗日部队，告诉萧红“各自走各自的路”。当时，萧红已怀有萧军的孩子。

        端木蕻良

        如果说萧军有点“大男子”，那端木蕻良则是个道地的“大男孩”。据旅美学者孔海立所著《端木蕻良传》，萧军走后，端木蕻良向萧红索要一根小木棍，得到后格外得意，拿着小棍神气十足地与友人合影。这一孩子气十足的举动，却大大拉近了跟同样天真的萧红之间的距离。萧军曾折返西安，看到萧红与端木在一起，气恼得整天拎一根粗棍，远远跟在他俩身后。多半为了离开这个“怒汉”，萧红与端木双双南下。1938年5月，两人在武汉举办婚宴，萧红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武汉告危，端木留下身怀六甲的萧红，独自去重庆，这段历史一直为人诟病。尽管事后有人澄清，当时他俩只买到一张船票，萧红执意要端木先走，但端木的“听话”却令萧红失落。他习惯于被人照顾，面对家庭琐事、生活困境却束手无策。直到两人移居香港，1941年萧红病重，端木才真正“成长”起来，在兵荒马乱中带萧红四处求医、为筹集医药费而奔走。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一所简陋的法国医院临时救护站，端木蕻良陪萧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相关链接 王安忆：《黄金时代》是堂堂正正的“八卦”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许鞍华在《黄金时代》中借女主演汤唯之口，说出她所理解的萧红。她曾这样形容在这部新作中倾注的情感：“《黄金时代》里有我全部人生观、艺术观和价值观。”

        今年2月，许鞍华与王安忆、马家辉齐聚上海鲁迅纪念馆，围绕《黄金时代》举行了一场对话。王安忆说：“民国大多数的作品，张开眼，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的不幸福，而爱情是他们的救赎，当然，也成了一个陷阱。”这陷阱无疑困住了萧红，但萧红的爱无比浓烈又毫无保留，“萧红身边的男性们，他们爱的能量都比不过萧红，都不与她匹配。”

        对于萧红的感情经历，许多人都存在着“八卦”的心理。对此，许鞍华表示：“我只想忠于历史，不夸张，不用猎奇的眼光。80%都是她自己写的东西和朋友写的，原材料就是那么颠覆和革命性，就实事求是地拍出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很惊讶的观众来拍电影。”王安忆更是称赞《黄金时代》用平和客观的方式表现作家生活,是一种“堂正的八卦”。

        谈及选角，当时正好爆出汤唯遇到电话欺诈，被骗走21万元的新闻。许鞍华笑说，这件事情的确很可能发生在汤唯身上，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证明汤唯与萧红气质的吻合:“她的外型气质靠近我们的想象，后来接触了后更觉得没错，本人性格是非常冲动的。”

        马家辉更是爆料，自己曾戴圆框眼镜、穿长衫，为《黄金时代》做过群众演员，搭档是毛尖：“我们两个在上海作协的小花园里默默对坐了一个下午，如同干柴烈火。”只可惜由于片长原因，两人戏份最终未被选用。毛尖专门撰文记录当时的情形：“我们就只要坐在咖啡馆里，装着聊天的样子被摄影机扫两个全景。但是为了这一两秒的全景，剧组事先了解了我的长相，确定我的发型，接着是量体裁衣，搞得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三围数据有了认识。……因此，当我终于被化妆师和服装师收拾齐整，人模人样地进入剧组时，我内心升腾出的隆重感，几乎是要演鲁迅的心态了。”如此隆重，让毛尖为许鞍华对电影认真到“吹毛求疵”的态度暗自佩服，并比之为小津安二郎：“他们既不风格用事、也不感情用事，他们都是朴素的电影原教旨主义者：庄重做电影。”

        萧红作品文字节选

        母亲停住了。她的嘴是显著她的特征，——全脸笑著，只是嘴和鸟雀的嘴一般。因为无数青色的柿子惹怒她了！金枝在沉想的深渊中被母亲踢打了：

        “你发傻了吗？啊……你失掉了魂啦？我撕掉你的辫子……”

        金枝没有挣扎，倒了下来。母亲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儿。金枝的鼻子立刻流血。她小声骂她，大怒的时候她的脸色更畅快笑著，慢慢的掀著尖唇，眼角的线条更加多的组织起来。“小老婆，你真能败毁。摘青柿子。昨夜我骂了你，不服气吗？”

        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生死场》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今天好冷啊！地冻裂了。”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客栈掌柜的说：“好厉害的天啊！小刀子一样。”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

        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

        ——《呼兰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