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得知贺子珍回国方寸大乱：会不会把我挤走？ 熊坤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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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得知贺子珍回国方寸大乱：会不会把我挤走？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
2012年06月04日09:19

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寸大乱，便急忙习惯性地来到康生办公室求教。康生虽然也觉得此事比较棘手，但还是劝慰道：“你怕什么，木已成舟了，贺子珍还能把你挤走吗？”“这我也知道，”江青这才稍冷静了一些，但仍不无忧虑，“可是，她将来要是也到北京，我心里就别扭。”“这好办，咱们可尽一切力量，不让她同毛主席在一个城市里。”于是，康生如此这般一番面授机宜，终于使江青喜上眉梢。                    
　　

延安时的毛泽东和江青（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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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６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的一则讣告称，一个被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的中央某要员因病去世。但时隔仅仅四年，党中央就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做出开除其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将其骨灰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取出并向全党公布其罪行的决定。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确认，其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被历史无情嘲弄了的人就是混迹于中共党内长达半个世纪的阴谋家、投机家和政治恶棍——康生。

　　康生以其工于趋炎附势、善于见风使舵、惯造冤假错案、擅长乱中获利的“精湛”技艺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令人闻之色变、见之惊悸的政治幽灵。尽管他平生兴风作浪，祸国殃民，但却始终官运亨通，直至盘踞党的高层，并在一片“哀荣”之中寿终正寝。作为寄生在我党肌体上的一颗大毒瘤，他留给当今人们的是绵绵无尽的反思和深刻沉痛的教训。

　　投靠李立三，一跃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康生那变色龙的本领与生俱来，这从他的不断改名便可略见一斑。１８９８年冬，康生出生时，其父张发祥取张家人丁兴旺之意，为他起名张旺。１９１４年，他因在本乡打架斗殴而被其父禁闭在家，后由把兄弟陈舜庭保出，在两人同去青岛礼贤中学读书之际，他第一次改名张宗可。１９１７年，他第二次更名张裕先，并入读山东诸城教师讲习所。次年，他在诸城高等小学校执教期间，第三次换名张叔平。１９２４年夏，他离家抵达上海，就读于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第四次易名张耘，并于次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漫长的投机政客生涯。

　　康生先后参加了上海“二月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崭露头角，相继担任了中共上海大学独立支部书记，中共上海沪西、沪东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等职，期间，他又化名赵容。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化之际，熟知中国历史并醉心于封建社会权术之道的他，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暗自寻找着下“注”的机遇。

　　在１９２８年６月至７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平庸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的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手中。瞄准这棵“大树”后，康生便开始苦下功夫。在１９３０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当李立三被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何孟雄指责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康生却针锋相对、掷地有声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威胁道：“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就在这一刹那间，李立三牢牢地记住了康生其人。不久，康生便被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成为中央官员，实现了康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跨越。时年３２岁。

　　然而，当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１９３０年９月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严肃批评时，康生立即反戈一击：“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惟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只此一举，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来还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职工部部长等职。攀附王明，二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与李立三划清界线后，康生就仿佛一根寄生的藤蔓，很快又紧紧地缠上了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被他所看好的未来中央的实力派人物——王明。果不其然，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全力扶持下，王明在１９３１年１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很快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

　　在李立三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善于“保驾”的康生，曾两次重创王明，使王明先后受到警告和留党察看６个月的处分。如今时过境迁，康生不得不夹起尾巴，主动上门负荆请罪。

　　一天深夜，他敲开了王明的家门，屁股还未坐稳，便拘谨而又诚恳地说：“我今天是向你道歉来了！”见王明始而惊讶，既而无动于衷，他又歉疚地叹了一口气，声音低沉地继续说道：“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

　　既然康生已把软话说到了这个份上，王明也就不能不摆出一幅宽宏大量的高姿态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

　　“哪里，哪里，”康生诚惶诚恐地说，“不是合作，是领导。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就多指示吧，我一定尽力去办。”就在这种越来越投机的谈话中，两人往日的旧怨如冰雪般消融，王明脸色也由冷淡而转热情。此后不出一年，他便被王明提携为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成为宣传鼓吹、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得力干将。他口若悬河、下笔千言，仅在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３年６月的一年半时间内，就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发表了２０余篇吹捧王明路线的文章。

　　后来，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也于１９３３年６月溜到苏联，追随王明做了副手，并从此改用康生其名。期间，他与王明形影不离、瀣沆一气：一是通过频频给中国留苏学生和国际上的一些兄弟党做报告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手段，为突出美化王明和欺骗共产国际大造舆论；二是于１９３５年夏串联留苏学生给共产国际上书，联名要求批准任命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三是为了捍卫王明宗派、清除异己分子，积极策划在由留苏学生组成的中共旅莫支部中的“镇反肃托”运动，使许多被他和王明看不顺眼的党员干部被冠以“汉奸”和“托派”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审讯、监禁、劳改乃至含冤而死。康生甚至对已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在苏联反省检查的李立三也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除了百般刁难之外，还向苏联肃反机关诬告李立三是托派，想借刀杀人，只是由于周恩来的多次交涉，蹲了两年牢的李立三才被救回国内。由此，康生也得以借王明的极力推荐而再上新高，于１９３４年１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康生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康生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在党中央驻地延安这个高层领导人云集的地方，康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因人制宜的为人准则：对待手握大权的铁腕人物，要学会号脉，要摸准他的脉，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热情友好；对待下级，要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在积极支持王明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张的同时，眼见得王明渐渐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康生便又开始琢磨着更换门庭的问题，转而将目光盯上了毛泽东。

　　在１９３８年９月至１１月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先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撤销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因形势所迫，康生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有关王明的内幕情况，摇身一变而成为揭发、批判王明的急先锋，甚至于在任何公开场合下都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积极分子。因此，他又骗取了信任，被委任为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保护”江青过关，三跃升任党中央副主席

　　下定了踹开王明的决心后，康生就千方百计地积极向毛泽东靠拢，一方面采取不断地向毛泽东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动向以及卖力地反击王明和表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鲜明态度等手段，来争取毛泽东的青睐；另一方面，他又采取迂回技术，极力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以此做长线投资。

　　原来，一回到延安，康生就与同乡江青相遇相交了。一来二往中，江青对康生这位身居要职的老乡十分尊敬，而老谋深算的康生也很快从漂亮、伶俐的江青身上发现了她那特殊的价值。因为他已捕捉到了江青有追求毛泽东之意，而毛泽东对江青也颇有好感。故而，有一天晚上，当时兼任延安鲁迅艺术学校学生辅导员的江青等正在彩排京剧《打渔杀家》时，喜欢京剧的康生也来观看了。演完后，他走到江青跟前，竖起大姆指夸奖道：“你今天演得真好，毕竟是科班出身，你都把萧桂英演活了。等你们正式演出时，我一定请主席来看。”

　　《打渔杀家》公演那天，康生陪同毛泽东坐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的前排，他不时地用手指点着、介绍着。江青则在台上演得特别卖力，毛泽东也看得津津有味。不久，江青便成为了毛泽东的夫人。

　　１９３８年冬，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的刘晓、王世英等，曾来电报告江青有叛党变节等历史问题，建议认真审查。但这封电报却被康生扣下来秘而不宣。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时，党内干部均要人人过关，江青也不例外。在一次审查会上，当江青谈完了她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后，有人就严肃地提问道：“你被捕过没有？”康生见江青有些心虚，就一把将问题揽了过去：“江青同志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情况，组织上了解过。我清楚这个情况，没有问题。江青在白区工作表现得很好，如果是江青同志思想不进步，能放弃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城市生活，来到延安吃带沙子的小米吗？”审查小组的其他人面面相觑，只得草草收场。江青轻松地度过了“整风”关。

　　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寸大乱，便急忙习惯性地来到康生办公室求教。康生虽然也觉得此事比较棘手，但还是劝慰道：“你怕什么，木已成舟了，贺子珍还能把你挤走吗？”“这我也知道，”江青这才稍冷静了一些，但仍不无忧虑，“可是，她将来要是也到北京，我心里就别扭。”“这好办，咱们可尽一切力量，不让她同毛主席在一个城市里。”于是，康生如此这般一番面授机宜，终于使江青喜上眉梢。

　　这天，江青突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捶胸顿足、大哭大闹。不一会儿，她忽然又转为狂笑不止，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精神病人似的。康生恰于此时走了进来，望着江青颇为同情地说：“主席，这件事对江青同志精神上刺激很大，她对主席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又望着毛泽东：“贺子珍同志确实神经上有毛病。苏联把她放在疯人院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不少例子说明，一个疯子，在国家的主宰人身边，这是不祥之兆，国家是不会平安的。”就这样，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都没让进，从此便永远地离开了毛泽东。也因此，江青对康生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兼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为毛泽东的副手，但实际上却是整风运动的全权具体操作者。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他擅自移花接木、篡改宗旨，将其转变为以审干肃特为内容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加之以往他在延安的“肃反”工作中大搞逼供信，影响不好，积怨甚多，因而于１９４４年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并致使在１９４５年４月至６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很多代表都不愿意投他的票。经毛泽东做说服工作后，康生虽然被免去了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部长之职，但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善玩“左”倾之火的康生也偶有被烧的时候。他先是１９４９年秋在与饶漱石竞争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权力角逐中失手，后又于１９５６年９月在党的八大上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是由于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间，他奉命在晋绥、山东渤海等地领导土地改革工作时，大搞“左”的一套，扩大打击面，将一些中农甚至下中农也划成地主、富农，影响恶劣，被毛泽东怒而疏远所致。

　　对此，康生隐忍以待、处心积虑，很快地发现毛泽东在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５５年期间的许多讲话中一再强调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于是他也开始翻看有关农村问题的一些材料，搞起了农村调查，花了很大功夫和精力，给毛泽东写了几封关于在农村扩大集体化的建议信，令毛泽东刮目相看。１９５６年，当看到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在建设上反冒进的意见不满意时，本来对此漠不关心的康生也立即亮出了不同意反冒进的态度，再次博得毛泽东的好感。１９５９年７月至８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当康生收到中央办公厅对“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印发本时，顿时感到这是一个向毛泽东邀功请赏的千载难逢之机。于是，他立马给毛泽东写了个大意如下的条子：彭德怀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这次，他的矛头，就是对准主席来的。这是一种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我斗胆建议，不能姑息……尔后，他又在小组讨论会上恶语攻击彭德怀“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组织反党小集团”。接下来，他故伎重演，又在１９６２年８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带头诬蔑习仲勋是“利用小说（指《刘志丹》）反党……是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指责邓子恢是“同毛主席唱对台戏……鼓动安徽、河南搞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后不久，康生被擢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康生摩拳擦掌，又进一步寻觅着点火放炮的机会。１９６４年５月，当康生从《光明日报》上读到由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等人撰写的理论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时，顿觉如有神助。他立刻组织人员写了一篇与之针锋相对的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随之，他一边冷眼旁观着社会上的反应，一边通过江青“传书”，很快得到了“尚方宝剑”。解除了后顾之忧，他便公然指示《光明日报》专门组稿深入引发对“合二而一”论的争鸣，以便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然后，他又调动写作班子炮制出了题为《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显要位置上。他通过该文攻击批判“合二而一”论是反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的论调，大肆鼓噪斗争哲学，并进一步向全国理论界、文艺界和教育界开刀，不仅打倒了时任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还使上万人受到株连迫害，客观上为“文化大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１９６２年，当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创作的剧本《海瑞罢官》改编而成的同名京剧正在热演时，康生和江青便“英雄”所见略同，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和利用价值，只是适值我国经济困难，康生认为火候未到，于是就压抑、等待了三年。直至１９６５年年初的一天，康生径直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向毛泽东诬称：“《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哩！”事后，康生和江青通过对毛泽东听了“汇报”后的表情的分析，认为已得到毛泽东的默许，俩人便谋划由江青出面到上海去找“笔杆子”写批判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出笼，一下子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引信”。而于１９６６年５月和８月先后被重用提升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则赤膊上阵，与江青遥相呼应，并暗中靠上林彪，大肆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组织围攻朱德和陈毅等老帅，罗织“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伙同林彪、陈伯达炮制“天才论”语录，帮助江青策划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恩来等等，使刘少奇、张闻天、彭真等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蒙冤负屈，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借着排斥、打击异己分子及全国混乱的局面，他又连上新台阶，继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最终在党的十大爬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康生在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之际，依然困兽犹斗，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同时，当他对成不了气候的江青大失所望的时刻，便又反水了，假借别人之手，向党中央检举江青等人的历史问题，为金蝉脱壳、保全自身而找了个垫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