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打一辈子工还叫农民工是社会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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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中很大一部分通过打工、经营开始地位上升了，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没有逃出传统的金字塔社会结构，这就是中国的大问题，而且如果农民工打一辈子工还叫农民工，是社会制度出问题了。

文/李启玮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李强4月26日在深圳表示，中国农民中很大一部分通过打工、经营带来社会地位上升，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没有逃出传统的金字塔社会结构，这就是中国的大问题，而且如果农民工打一辈子工还叫农民工，就是社会制度出问题了。

李强是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演讲会上发表《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主题演讲时做出如上表述。

研究我国社会结构必须要首先研究农民问题。李强认为，农民工是各行各业换工作最频繁的群体，如果农民工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晋升的渠道，农民工频繁换工作，这样地位很难提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相信这件事情还是需要时间，社会结构的转变需要几代人，着急没有用处。你一定要意识到中国社会是在变化、是在进步，但是需要时间。”

李强指出，农民人口在第五次人口普查(五普)时占全国人口比重是63.2%，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时减少了16.71%，可见中国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农村，中国如果想转向现代化农民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进不了现代化。

农民去哪里了?农民打工去了。李强认为，我国小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社会分层结构有明显差异，小城市的底层比例更大，中上层的比例更小，超大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现代性明显优于小城市。“我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分化导致资源分布高度不均衡，并导致社会不稳定。”

城乡差异方面，李强提出，城乡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城乡差异不断扩大，令乡村人口往城市人口转移的步伐加快，李强提出，“乡村精英”的流出是个很大的问题，相当数量的、有能力、有知识技术的农业户籍人口，离开农村而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如果没有农村只算中国城市，(那么)中国确实是中产社会，”李强表示，中国只有600多个城市，中国还有1500个县没被说成是城市，中等城市和农村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社会，中国后面很大的任务都是在农村这一块。

在当前的改革大背景下，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李强认为，现在中国总得来说产业过于低端，这一次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转型确实对中国的意义非常大，另外是调整城乡结构，继续推进城镇化。

作为经济特区以及外来人口较多的深圳，去年开始迎来全国最大幅度的房价暴涨，李强认为，暴涨完全是一个虚拟资本的问题，甚至是资本泡沫的问题，肯定有资本泡沫，“但是哪个国家资本都有泡沫，泡沫只要不破裂一点问题都没有，泡沫很好看的，泡沫主要是怕它破裂。”

李强认为，今年年初刚松了一下贷款想去库存，结果资本一下子跑到北上广深来了，一下子房价又跑高了。“资本从来往利润低的地方流向利润高的地方，劳动力永远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往价格高的地方，谁也挡不住。”他认为，国家未来在发展政策上确实需要一些大的调整，否则没有办法使国家能够实现全面小康以及平衡地发展。

对此，李强建议，“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现在还有1000多个县没有升为市，但是他资产的聚集规模和资产发展的规模还是不错的。

“城镇化这件事没人能够挡得住，但是城镇化绝对不是人们上楼，现在全国各地推进城镇化完成指标，最后就把村民赶上楼，”李强认为，村民上楼以后会造成更可怕的后果，因为核心问题是农民靠什么生活，这个仍然是个问题。

城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李强觉得，我们现在有点急，急于想让农民完成这个城镇化，但不是这样完成的。他认为，城镇化核心的问题还是农民就业。“第一，要有产业积聚力让农民实现就业;第二，培训农民，让农民进入到这个产业当中来。这两个事情没有解决，现在空提城镇化没有太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