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妓女的肉体，作家的灵魂 作者： 凤凰网 2016-07-21 07:26:00

兰梅

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一百年间，人类，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的血肉、情感和安定生活的破坏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战争也将人类的古老文明与工业革命后的新生文明紧紧连在一起，科技和文化的冲击，使人类终于主动探究思想和心灵的解放。女性作家的创作不再是《简爱》式的心灵与命运的挣扎之旅，相反地，像玛格丽特·杜拉斯、张爱玲这样的女性作家，开始关照女性的现代化生活，大胆描写女性的心理和欲望，甚至公开描写“讳淫”的灵与肉，将写作引入现代性。有人说杜拉斯的作品描绘的是淫妇荡女的世界，有人说杜拉斯是个女权主义者，但她自己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但她是个作家，而且是个被很多人模仿和推崇的作家，这很说明问题。玛格丽特·杜拉斯因《情人》成名。尽管此前她写过很多东西，毫无疑问，这部小说开头就很抓人，它如此绝望，又以暗涌的情欲切入，让人无法抗拒：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

少女时代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这样的开头，简·奥斯汀不会去写。我们看她在那本《傲慢与偏见》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身家丰厚的单身男人必以娶妻为己任，此乃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便会明白这位被西方文学界称为“反讽女王”的奥斯汀，她的幽默感与生俱来，而她的文章，是把生命咀嚼许多遍后的滋味。
张爱玲想必是继承了奥斯汀血统的，她更不会这样去写。她总是以反讽向读者揭露关于生命最好与最坏、最美妙与最丑陋的内在秘密。就如《创世纪》，毛耀球对匡潆珠有好感，于是与她搭讪，想邀请她去看电影。“潆珠淡漠地摇摇头，笑了一笑。他站在她跟前，就像他这个人是透明的，她笔直地看通了他，一望无际，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她眼睛里有这样的一种荒漠的神气。”——在那么一刹那，一直冷眼旁观的作者似乎已经忍不住跳了出来，说到底，她是聪明人，关于爱情与世俗，她有的只是聪明人的残酷而已。
杜拉斯则不同。她的故事总是从绝望开始，或者说，绝望总是从一开始就存在。却又有西西弗斯不断推倒重来的勇气。而这，倒未必是先天取得的能力。
“妈妈曾经对我说，我一辈子再也看不到像湄公河和它的支流那样美丽壮观而又汹涌澎湃的河流……”
1914 年杜拉斯生于印度支那（越南西贡），有两个哥哥。她的父母受雇于法国政府，在西贡做教师。父亲后来因病被送回法国，1921年去世。杜拉斯的母亲带三个孩子回到越南，在暹罗湾附近买了个农场，企图建起一道堤坝挡住太平洋。童年记忆便成为杜拉斯一次又一次回归的主题。

电影《情人》剧照
可以说，没有一个作者，像杜拉斯一样，以无限的忠诚写着相同的故事，重复叙述，而又不断地拆解、构建动机和主题。古老的西贡，潮湿的湄公河，绝望地抗争命运的母亲，敏感的小哥哥，以及恒河岸边的女乞丐，还有安娜·玛丽·斯特莱特，都在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反复出现。——以同一种气息。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
——《情人》

电影《情人》剧照
这条奔淌在杜拉斯的记忆中的湄公河，裹挟着绝望而又令人歇斯底里的炽热欲望——那些迷狂岁月中在激情的牵引下穿越生命的各个临界状态——疯狂、潮湿、迷恋、决绝，让人们进入对爱情、空间、时间的三重冥想。一切都已逝去，却又在回忆，——这种“回忆的片断，欲望的火焰，痛苦时的迷失、愤怒、号叫、等待和沉默”，则成为杜拉斯作品“不容置疑的源泉和内容”。（阿德莱尔）
无可非议，杜拉斯笔下的男女主人公都在疯狂地攫取以及寻求爱情，却又无法在汹涌之海中把握欲望。无论是那个湄公河边的中国北方的情人，还是《副领事》《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广岛之恋》《如歌般的中板》等作品，爱情是杜拉斯作品永恒的话题。
每一段爱情，就像自杀一样，永远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没完没了的分析和解说，却始终无法达成充分和圆满的理解。
杜拉斯于是将爱情不断地推倒，又不断地重来。她试图从不同角度切入，给这个话题赋予新的解读。从《情人》到之后的《中国北方的情人》，让我们感受最深的是皮埃尔·梅尔唐斯的说法，“这些形象突然再度出现，仿佛来参加告别的仪式，……同时也向我们承认了她写作时体会到的疯狂的快感”。由于小说中与她有关的人都已去世，她的回忆已无所顾忌，笔触也更为大胆，对肉体之爱的描述也更为肆意。毫无疑问，她在写作中把自己重新活了一遍。
——这是她热爱的事情。
“每次我有欲望，我就有爱情。”

杜拉斯和她最后的情人杨·安德里亚
在杜拉斯生命中，欲望与爱情是等值的。如果你没有体验过欲望带来的爱情，这样的爱情只能说是“不够充分”。爱情或许应该先服从于身体的欲望，才能有更深层的爱的活力。
《情人》在她七十岁那年写成，当苍老的时光并没有湮没曾经的情欲，塞纳河畔的明月依然闪烁着记忆的光亮，她的文字，显然浓缩着生命的体验。
这个女孩，茶褐色真丝裙衫、戴着一顶男式呢帽、梳着两条印第安人的长辫子，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
1930 年，她年仅十六岁，纤弱美丽。那个清晨，在湄公河边，她与中国北方的富商之子李云泰邂逅。
他穿着浅色柞绸西装，坐在黑色的利穆新轿车中，下车走了过来。
他说，如果你愿意，我想送你回西贡。
……

电影《情人》剧照
这样的爱情故事似乎很老套，如果让亦舒去写，这个女孩倒也未必又是一个喜宝，却绝对能在现实生活与浪漫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如果是伍尔夫的手笔，那么说不定又是一篇精彩的《飞蛾之死》：“当天早上洋溢着生之欢愉的巨大、变化多端的可能性，只能以一只飞蛾的角色参与生命，且是一只只有一天寿命的飞蛾，运气似乎太坏了；而他兴致勃勃地要把握每一个寥落的机会去享受生命，令人神伤。”
杜拉斯让《情人》在自传与一般作品之间摇摆不定。年仅十六岁，她在湄公河渡江时与一个中国富家少爷邂逅，引出一幕疯狂而绝望的爱情悲剧，“昏暗的房子里，两个赤裸的身体挣扎在一起。呻吟与痉挛的肉体搅浑了浓烈灰色压抑的空间，周围是喧闹的街市，像不知名的海洋一样……”这场绝望之爱因为无法逾越世俗的种族观念和伦理道德，以及双方家庭的极力反对而失败，最后她回到巴黎定居，李云泰的父母则强迫他遵从千年礼法娶了抚顺一位从未谋面的中国姑娘。

电影《情人》剧照
杜拉斯的创作，明显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想以及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强调用身体思想，并主张从欲望出发，对自我进行真实言说。
“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肉体。”
“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而已。”
“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
法国评论家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称“承认或者隐而不说，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这种“意指的震颤波动”，来源于灵魂的力量，无法被人模仿。
因而，当杜拉斯讲述一份爱情如何持续、衰竭，欲罢不能，又怎样被呈明，被召唤时，读者往往能跟随她游离在她笔下汹涌的欲望之中。谁管它结局如何？爱情何必一定要在婚姻中安身立命？什么都不重要，只要有——“爱的能力”。
这是一种魅惑，简洁，有力。
我们依然清晰地听到了情欲轻轻滑过岁月的声音。
1988 年，杜拉斯接受访谈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她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
如果不写作，那么她是谁呢？
“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
妓女的肉体，作家的灵魂，这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
多年来，她经历了斑斓的生活，身边情人不断。然而，与欲望、男人、写作一样不可或缺的，还有酒精。
好几年整个夏天，她一个人生活在诺夫勒，大量饮酒。

玛格丽特.杜拉斯 1955年于法国
“酒一经喝上，我就成了酒鬼。我就像一个酒鬼那样接连不断地喝。我喝得把所有人都抛在后面了。”
她酗酒成疾，甚至生命垂危，但是她依然无可救药地迷恋上了醉酒的幻象与疯狂。并为自己的醉酒找到了合理的借口：“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易的运行，……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而且，在她看来，“真正酗酒的人，无疑是最单纯的人。”（《物质生活》）
幸运的是，当她年老多病，她身边始终有个伴随她的年轻人，杨·安德里亚，他比杜拉斯年轻近四十岁。这是杜拉斯一生最后的情人，他伴随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十五年零八个月。
《情人》就是由杜拉斯叙述，杨来打字。他是杜拉斯最忠实的写作帮手与生活伴侣。
生活中，她有时甚至一把调羹也拿不住，口液不停地流出来，弄得到处都是，走路也不行，不能走了，杨·安德里亚在她身边，满脸怜惜。
这个年轻人，或许就是爱着她的灵魂，附带了她的肉体。
正如杜拉斯在《信》中评论扬对自己的情感：“没有爱情，留下来不走，是不可能的。”
当然，哪怕她已经老得不成样子，我们都知道，还有个男人，“向她走来，他对她说：‘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容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玛格丽特·杜拉斯
对于女作家来说，有完美婚姻的确实很少。所以奥斯汀，只能独身。伍尔夫总算嫁了个爱她的男人，最后还是沉河自尽。阿娜伊斯·宁只好过着双城生活，在谎言中维系着自己与两个男人的婚姻。乔治·桑的婚姻对她来说是名存实亡，结婚与离婚，都不妨碍她的大量情人的存在。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生当然也是骇世惊俗的。尽管她经历诸多情事，也曾有过失败的婚姻，但是，她依旧认为这段爱情“使我生命中的其他爱情黯然失色，包括那些公开的和夫妻之间的爱。在这种爱情中，甚至有种在肉体上也取之不尽的东西。”
这个让她年轻时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的堤岸男子，如今，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而经历五十多年的莽苍与风雨，当这个鬓发苍老的女子，回头找寻曾经的爱情，依然有种悲剧的力量穿过黑暗。
于是，我们跟着她，把记忆停留在湄公河畔，停留在那些年，那些事。越是与时光疏离，她的情欲越有张力。

湄公河的渡轮，《情人》中的艳遇就发生在这里
杜拉斯的创作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这是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难以归类的作家，一个现实生活中难以模仿的女性。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写作，是为了消灭我自己。
更何况，她的作品呈现的其实从来不是什么故事。而是——溽热、萎靡，激荡着绝望的情欲，贯穿着“许多个世纪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