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女人体模特的传奇追踪 当代雕塑 2016-12-18 18:31

思雨

上海美专的人体写生课，在当时算是惊世骇俗的举动!
这是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们神情轻松，衣着入时，可站在照片第三排的一位女子，却全身赤裸。这位青年女子和她身旁的这些人，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照片的拍摄地点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照片中的这些人，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的师生和模特儿。时间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照片所传达出的内容，仍然给人带来巨大的冲击力。

上海美专当时的“模特儿风波”
上海美专早已不存在了，如果能够找到这所学校早年遗留下来的档案，或许就能发现一些有用的东西。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刘大鸿教授对这张照片当中的人和事发生了兴趣，他想搞清楚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闻讯，也加入了这个探寻的行列……
刘大鸿首先来到了上海市档案馆。在翻阅美专的案卷时，他意外地看到美专第17届毕业班有专门的纪念刊，翻到这本纪念刊第45页的时候，这张照片赫然出现在眼前。

早期上海美专的校门

美专雕塑实习

上海美专学生坐火车前往杭州写生

美专学生在人体写生
这张照片的旁边一页，是美专的教职员工和第17届毕业同学的合影。这张才是正规的毕业照。刘大鸿认出，照片中间戴眼镜跷脚而坐的人，是校长刘海粟。纪念刊的后半部分，是17届同学个人的照片、赠言以及各自的代表作品，很像今天的同学录。
这张美专第17届西画系毕业班的“课中留影”，让人们想起在当时引起整个社会轰动，同时又影响深远的“模特儿风波”。
当年刘海粟痛感“绘画里最要紧的就是人体”，因此，他坚持在课堂教学上使用人体模特儿。
就在教学刚刚步上正轨，社会上就掀起了反对声浪，而且，这股声浪愈来愈大。但刘海粟没有被强大的压力吓倒，他和美专的老师和学生们，依然我行我素，人体模特儿照画不误。
到1926年5月初，这场因模特儿而起的风波达到了顶点。5月13日，《申报》登载了上海县知事危道丰严令禁止美专人体写生的报道。号称“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写信给刘海粟，婉言相劝他停止使用模特儿。然而刘海粟并不买帐。
6月10日，刘海粟在《申报》上再次发表公开信，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孙传芳的要求。孙传芳恼羞成怒，下令上海县公署，查禁美专人体模特儿。
那么刘海粟是不是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停止使用人体模特儿了呢？
没有。第一个根据，查当时美专的教案，上面明白地写着：第三学年用油画画人体写生。第二个根据，有人曾问刘海粟这事的结局，他说：我什么时候停？那个报纸上登了这个声明，我当时不同意，我发火，但是要顾全整个的形势和大局，其实一天也没有停过。
游学法国的刘大鸿，见多识广，但看到那张老照片时，仍有一种春天西湖的感受。
照片何时拍摄
第17届西画系毕业班的这张合影，是迄今保存下来的一张美专最著名的照片。照片的最初来源无人知晓，可这张照片又是什么时候拍摄的呢？
一位叫凌琳如的女同学，在她题名为《偶而》的诗的下面，留下了一个日期：1935年12月6日。另一位叫叶飘生的男同学留下的一段毕业赠言，落款的日期是1935年12月11日。
而其他同学的毕业赠言上，落款的日期也都是1935年冬，或民国24年的11月、12月。而第17届同学的毕业时间，是在他们写下毕业留言后的第二个月。这也就是说，17届同学的毕业时间，是1936年1月。
美专的学生，学制为三年，如果是1936年毕业的，第17届西画系学生的在校时间就应该是1933-1936年。因此这张照片可能是他们在1933-1935年之间的某一个冬天拍下的。拍摄这张照片时，距离那场因使用人体模特儿而起的风波，已快10年了。
我们虽然还不清楚这张“课中留影”是他们早已有的安排，还是临时兴之所至的产物。但透过这张照片，我们似乎可以感到，美专的老师和学生好像是在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那场风波虽然已少有人提起，社会的环境也有了一些变化，但他们仍然在向世俗和传统挑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看作他们是在宣告自己的胜利。
他们在哪里
然而让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照片中那些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个全身赤裸的女子。
上个世纪50年代，上海美专和另外两所艺术学校合并，迁往南京，成立了南京艺术学院。后来刘大鸿得到消息，当年美专的许多学生和教务长谢海燕还都生活在那里。
到了南京，刘大鸿才得知，谢海燕已经去世了，但他的夫人张嘉言还在。而张嘉言本人就是美专第16届的毕业生。16届和17届的学生应该有两年的同校时间。
张嘉言首先在照片上认出来的，是三位老师。照片第一排的一位叫张弦，曾经留学巴黎，油画教授。照片第二排中间的一位男子叫王远勃，也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西洋画系主任。照片第三排坐在裸体模特儿身边的，是美专最年轻的教授，他叫刘抗。刘抗十几岁时就到巴黎学画，26岁就在美专做教授了。
照片上的女同学中，有好几个张嘉言也都认识。第一排紧挨着张弦的女同学，叫史人宇，江苏吴县人，毕业的时候是23岁。第三排左起第二位的女同学，叫陈菊芬，别名馨远，浙江上虞人，毕业的时候是20岁。照片第三排左起第四位的女同学，叫潘再黎，浙江宁波人，毕业的时候是21岁。
这张照片，勾起了张嘉言的许多回忆，她说谢海燕曾对这张照片进行过辨认，提供了两个有用的信息：第一，他亲笔写出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935年；第二，认出里面既有西画系同学，也有艺术教育系同学。这就更加证实了这张照片的确只是一次很偶然很随意的“课中留影”。
张嘉言却想起来照片中有一位叫凌琳如的女同学，就是她同事凌环如的姐姐。
于是刘大鸿立即坐车到汤山去找他们。见面后得知，凌琳如已经在湖南去世了。
刚刚出现的希望，转瞬间化为乌有。
刘大鸿脑子里依旧是一团乱麻。凌琳如虽然不在了，但她的丈夫和女儿都还在，现在他们一家人就居住在长沙。于是，他们又来到了凌琳如女儿张小莉的家。凌琳如的丈夫张继正，由于年老多病，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
张小莉的家里，也保留着一本上海美专第17届毕业班的纪念刊和凌琳如美专的毕业证书。
然而刘大鸿与摄制组的追踪依然没有结果，照片中的其他人，尤其是那个女模特儿的下落还没有找到。
正在这个时候，张嘉言打来电话，告诉刘大鸿，曾担任过中国美协党组书记的王琦，也是美专毕业的，他知道很多情况。
看到照片的王琦很是兴奋，上面的许多人他都认识：照片里有他三个老师，一个是张弦，1936年回家的时候淹死了。另外一个是刘抗，还有一个王远勃，是教务主任……刘抗现在还在新加坡，92岁了。1994年在北京开过画展。张弦跟刘抗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因为这两个老师比较开放，当时的美专是比较开放的。
据王琦介绍，张弦的素描功底相当深厚。在当时的巴黎，他的素描是仅次于毕加索、马蒂斯等大师的水平。王远勃1949年以后去了天津，周恩来总理曾一度亲自安排过他的工作，后来也去世了。
三位老师中，就刘抗还在。照片上的同学，王琦也认识不少。蹲坐在张弦右边，一脸活泼的同学，叫张接华，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张接华性格活跃，是美专篮球队的成员。这张照片最后一排左起第二位的同学，叫徐子诚。上海本地人，毕业的时候，是20岁。
徐子诚左边的这位女同学，叫朱秀峰，别名松岩，山东临沂人，毕业的时候，是23岁。照片第二排右起第二位的那位同学，叫宋绍武，别名昔非，广西融县人，毕业的时候25岁。王琦也认出了宁波来的女同学潘再黎。王琦说，1949年以后，他在香港碰到过潘再黎。那时的潘再黎，已经是一个阔太太了。
女模特儿的归宿
令刘大鸿惊喜的是，王琦竟然认出了照片中的女模特儿：“这个模特儿也是我画过的……我们叫她‘小模特儿'，当时有3个模特儿，她最受欢迎……这个模特儿张弦也喜欢。张弦对人体教学的要求很高，而美专这位‘小模特儿'能得到张弦的赞许，说明她本身的素质是不错的。”
王琦介绍说：“由于大家相处得不错，‘小模特儿'才愿意拍这么一张照片，可还是不愿让人们看到她的脸。‘小模特儿'是个正派的女孩，记得当时讲上海话，据一个同学讲，后来她就考学校去了，当时的年龄大概有十七八岁。”
“小模特儿”到底是读什么学校去了？又是学的什么专业呢？
据王琦讲，他只知道“小模特儿”是去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念书去了，再就没有消息了。
从上海、南京、长沙再到北京，摄制组终于从王琦这里，得到了这个模特儿的一点线索。
在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名单里，仍然找不到“小模特儿”。那么到哪里才能找到她呢？应该去找找刘抗，他虽然已经92岁，又远在新加坡，但他是目前为止那张照片上唯一还活着的人！刘大鸿抱着极大的希望，拨通了刘抗新加坡家中的电话。
据刘抗回忆，当时人体课下课的时候，他觉得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很有意义，又很好玩，就把大家聚在了一起。当时拍照的地点就在刘抗的教室里，刘抗又约了张弦他们一起过来。在课堂上，刘抗对“小模特儿”说，大家终有一天要离开，照一个相作纪念吧。“小模特儿”当时很害羞很腼腆，可还是答应了，只是稍微遮掩了一下。
至于“小模特儿”的名字，刘抗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小模特儿”是上海的乡下人，20岁上下，在自己的教室做模特儿一年左右。
至此，有关这个模特儿的线索就全部中断了。
就在摄制组近乎绝望的时候，突然从成都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去年9月15日，《成都商报》打来电话说，照片中的一名成都籍男同学已被他们找到。那张照片最后一排中间一位披着大衣的学生，就是那位成都籍的同学，他的名字叫钟德福。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钟德福22岁。钟德福现在应该已是88岁的高龄老人。
记者问老人：你知不知道模特儿叫什么名字？姓什么？老人：迟。记者又问：迟到的迟，叫迟什么？老人：迟瑶。老人的女儿问：迟瑶是吧？是不是迟瑶？老人：对。
小模特儿的名字叫迟瑶，怎么此前谁都不知道呢？钟德福显然已经丧失了说话能力，这是他说的真正意思吗？1987年，钟德福突然中风昏倒，从此全身瘫痪，并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在纪念刊编辑人员名单的最后，有钟德福的名字。在编辑人员的照片里，穿大衣戴礼帽的人就是钟德福。因为他现在发的这个音，听着像迟瑶，但也有可能是另外的意思。
后来经记者问了多次，才听清楚钟德福说的不是“迟瑶”，更像是“死了”。记者请老人指一下死了还是没死？老人在“死了”两字处画勾。老人的儿子问：什么时候死了？老人指向“不知道”3字。记者问：你怎么知道她死了？老人辨认纸条，指了指咽喉。老人的女儿说：看来他说不出来了。
从钟德福画下这道勾，我们就可以肯定，小模特儿是死了。
钟德福怎么会知道小模特儿是死了呢？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钟德福极有可能知道这个模特儿后来的事情，包括她的下落和命运。但钟德福讲不出来，就谁也无法知道了。
一位学者在了解到这次调查的结果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如果我们碰巧了解了这张照片的背景，我们就会想起发生在1926年那场关于裸体模特儿的大辩论。毫无疑问，这张照片的拍摄，已经证明了谁是这场辩论的胜利者。我们庆幸，以封建礼教为代表的旧文化，终于没能阻止那种更开放、更文明也更宽容的新文明进入中国的步伐。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17届西画系的老师、学生和那个至今我们仍然不知其姓名的女模特儿，用他们坦然的微笑，共同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跨越和文化的超越……
从模特儿看“模特儿事件”
——纪念上海美专100周年
1912年1月上海图画美术院创立（后多次迁址改名，1921年始定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学校为新学堂模式，但早期并未有模特儿写生一课，所资参考临摹者，只是各种模型和范本，连野外写生也没有，学制短，仅一年时间。刘海粟自称，“是传习所性质。”
1915年，学制发展到三年（前已述，亦有不到三年的），男女同学，提倡“写生”，有野外写生，也开始引入人体写生课程。按照美专课程设置，西洋画科三年级生一班应该开设人体写生实习，但写生属新生事物，找不到模特儿，没人愿意应聘。
除传统文化影响外，当时普通民众有一种迷信的看法，拍照会被勾了魂去，做模特儿，须整日裸体枯坐或站立，让人摹写，同样也会丧失精气神。因此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不要说女子模特儿不易找，男模特儿也无人应聘，不得已学校想尽办法雇佣了一名15岁的男童，绰号“和尚”，“是为中国有人体模特儿”之始。这名少年模特儿，起初也不安分，刘海粟说是“疑猜不已”，过了一段时间才安定下来。
但学生不能只画小孩，成人男女模特儿才是学校要招聘的主要对象。为吸引成年男女模特儿，学校一再提高报酬，同年八月，招到第一位成年男模特儿。其应聘的过程一波三折，颇像一篇微型小说，结局还算成功。
“同年八月，学生久习童体模特儿，感觉渐生怠倦，且亦未尽艺学动变之旨，乃设法雇年壮者为之。多不敢尝试焉。后有劳工一人，羡多金，奋然投奔。相约条件，可裸半体而不裸全体。愚允之。逆料时渐成熟，可裸半体，全裸当不成问题也。
迨秋季始业，欲令裸全体为模特儿，竟坚拒而去，意为裸全体则迹近侮辱，多金不足啖也。其时学校既因学生学业上之必需，乃悬重金。多方招致，应者络绎。未入画室之先，无不勇气倍增。既入画室，无不咋舌而奔。连续而至者约二十人，无不如是。乃不得不有严密之条件以绳之。条件维何，乃临时罚钱是也。
甫进画室，忽高呼曰：‘情愿罚钱……’；乃诘之曰：‘你为何而愿罚钱？’答曰：‘人众之前要使我赤暴其体，实难如命。’愚乃更问曰：‘你身体有疾病乎？’答曰：‘无。’愚曰：‘尔身体上既无疾病，为何不肯裸体？’答曰：‘大众之前，实在难以为难。’愚曰：‘身体是人之皆有，衣服是保护身体之用，并非因你之身体不可为人见而衣。
好好事不干，还要罚钱，可合情理乎？’其人为余言所动，寻思片刻，乃徐徐即其衣，渐露出紧结之肌肉，表白一种高雅之曲线。惟其怕羞，肌肤乃透出玫瑰之色彩，作不息之流动。益使初者惊奇，此乃壮年模特儿之创始人也……”。
刘海粟回忆，女模特儿的引入，是在 1920年。因为没有中国女子愿意作模特儿，学校设法找到一位白俄女子进入教室，充当女模特儿。当年流落上海街头的白俄妇女颇多，这些人来自欧洲大陆，思想观念比当时的中国人开放得多，假如落魄，或对艺术爱好，作一回模特儿不是什么难事，学校聘请她们相对容易。此后陆续有中国女模特儿进入教室。有了模特儿，特别是女模特儿，才有了历史上的模特儿事件。
聘请女模特儿自然费用不赀。在模特儿事件中，尊孔派、保守派攻击刘海粟的一条重要罪状，即是以金钱诱惑穷困女子来作模特儿，“利诱”成为刘海粟和美专的一顶帽子。
刘海粟和美专也承认用“重金”或“多金”招聘模特儿。前述1915年学校招聘男模特儿时，那名应聘的男子就是“羡多金”而来，后来又因难为情，“多金不足啖也”，拂袖而去。学校再次“悬重金，多方招致”，最后在刘海粟的说服下，一名应聘者才勇敢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么上海美专当时支付给模特儿的费用是多少呢？为何即使支付高昂的报酬，模特儿仍裹足不前呢？1926年，正是模特儿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闸北市议员姜怀素上书要求取缔模特儿，严惩刘海粟。
其中说：“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竟列为专科，利诱少女以人体为诸生范本，无耻妇女迫于生计，贪三四十元之月进，当众裸体，横陈斜倚，曲尽姿态，此情此景，不堪设想”。上海县教育局也专门派人前去调查，说“画时将该女子衣裤鞋袜脱尽，立于讲台上作睡卧坐站种种奇怪状。所画之成绩具优美者陈列于一空室内以备来人参观，查该女之月薪每月三十元。有雇佣贫寒人家者，亦有系教职员荐用者”。
由此可见，女模特儿的身价，每月约在三十元，或稍多一点，平均每天在一元左右。这项工作看似轻松，实则非常辛苦。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研究，当时机关或学校中英文打字员的月薪也在30元以上，上海市小学教师月薪则在41左右，模特儿薪水大体与其相等。平均每天1元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家四五口人的温饱，但还谈不上小康。
刘海粟“利诱”模特儿，实在是基于当时社会环境下模特儿的缺乏。从以上情况看，即使号称“多金”，应聘模特儿者也寥寥无几，假如再不“重金”，何来“勇夫”或“勇妇”。这样的“出场费”只能算中规中矩，毫无出格之处。
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的档案原件《上海美专账册》，为研究模特儿事件提供了一点新的线索。《上海美专账册》始自1913年，对学校的巨细开支记录靡遗，如教师的薪水开支等，自然也包括雇用模特儿的开销。按账册记载，上海美专雇佣模特儿始于1918年，是年“阴历4月21日，付写生小孩洋6角”。
明显男童的出场费比女模特儿要低。1919年仍有“写生小孩洗浴”。另一个问题是，从刘海粟回忆等文献对照看，上海美专最早于1915年开始雇佣“男童”，这与账册的“小孩”吻合；但两者时间相差三年，不知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女模特儿的出现，按账册的记录，也与传统说法不一，1919年即出现写生女人的记录，阴历四月二十日，日流水帐记载“付写生女人4角”，同样在时间上与刘海粟的回忆不符，只不过这次的时间比刘海粟的回忆提前了一年。但这次写生仅支付4角，究竟是裸体写生还是着衣写生不详。1920年账册却找不到雇佣模特儿的开销。
1921年账册阙如。到1922年，再次出现女模特儿的记载，8月10日“付女模特儿廿三天，洋23元”。女模特儿的报酬，与指责者的说法一致。以后女模特儿的数量增加到二三人，说明学校写生课程增多，女模特儿渐成主角。
除了攻击刘海粟“利诱”模特儿之外，尊孔派、保守派还硬把人体画混同于色情画、春宫画，攻击美专不惜利用出售人体画捞钱，简直伤风败俗诲淫诲盗。
笔者以为，在当时情况下，要将人体写生作品投到市场上去不太可能，这些写生画属于艺术品，要价相对高，在民生普遍贫困的情况下，谁会来收藏呢？而作为 “淫画”， 民众唯恐避之不及，白送恐怕也不要。1934年美专第14届毕业生白石，在毕业感言中就反讽说：“弄的又是什么模特儿之类，骚形怪状，有失体统已及，欲求出售，傻子也不会来买你的。”
1915年后，美专师生的人体习作陆续在社会上展出。显然美专有了模特儿后，人体写生作品才多了起来，现在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在1915年或1917年（有两种不同说法）的一次展览中，上海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携夫人女儿前来参观，看到那些赤裸裸的人体画大惊失色，斥责刘海粟“真艺术叛徒也，亦教育界之蟊贼也” ！刘海粟“艺术叛徒”的称号即来源于此。而且由于1920年之前美专尚未使用女模特儿，因此之前展出的人体习作，都断定为男人体。杨白民如此激愤出此言论，也是因为学生的男人体写生作品，让其夫人和女儿难堪不已，杨也因此“为之激怒”。
那么，1920年之前上海美专人体画，究竟是画的男人体抑或女人体？如前所述，1920年之前所聘模特儿，很清楚仅有男体，没有女子，所以即断定人体写生的画作，应该是男体。
问题是学生依赖男模特儿进行人体写生，就可以断定他们展出的画作一定是男人体写生画吗？没有女模特儿，就不能画女人体，就没有女人体画，似乎难以推断成立；上海美专的课程，早期人体写生一直断断续续，临摹仍然不可缺少，或者说两者始终并行，在临摹范本的情况下，出现几张女人体写生作品并不奇怪。
1920年4月，美专就购入《百艳图》一册，注明“函授用”，说明此时美专的人体绘画仍是写生、临摹并行的方式。退一步说，即使学生画的都是男人体，老师那就难说了。著名画家陈抱一、王悦之从国外留学回国，任教美专后，因为请不到女模特儿，“皆以其夫人为模特儿”。
刘海粟在回忆早年模特儿事件的情况时，不论1920年之前还是之后，都说是“人体素描”或“人体写生”，至于人体素描是男是女，在画家眼里并不重要，所以一笔带过，所以也很难断定1920之前就不画女人体，不展出女人体作品。
1915年上海图画美术院在张园举办“成绩展览会”，也就是师生画展，刘海粟的一张“人体习作”就引起参观者的非议。1919年，刘海粟与美专教师在环球学生会展览画作，其中有几张人体画，展期五天，又引来一片骂声。有一海关监督来看后，认为有伤风化，要求工部局禁止。
工部局派人前来调查，见不过几张裸体画而已，就没有了下文。这些画究竟是女人体还是男人体待考，但如果断定都是男人体似乎有些简单化。
“模特儿事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15至1917年间，模特儿写生筚路蓝缕，影响有限，事情尚停留在社会舆论和艺术层面的质疑上，顶多算“伤风败俗”，经刘一番反击后，事情暂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1925至1926年，因学校公开聘用女模特儿，模特儿写生画的社会影响扩大，刘海粟的学生饶桂举在江西南昌举办个人画展，内有几张人体画，引起官府查禁。刘海粟出面为学生辩护，又引起上海官府和军阀孙传芳的强烈干预，双方论战激烈，最终引发轰动一时的模特儿事件。在官府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人体写生课程暂时偃旗息鼓。
1926年7月15日，刘海粟致函孙传芳：“为学术安宁免生枝节起见，遵命将所有敝校西洋画系所置生人模型，于裸体部分，即行停止。”实际上却是“徒有严禁空令，模特儿之用从未间断”。也就是说，在学校所在地的法租界当局的默允下，模特儿课程转入“地下”，并未真正停办。后人所关注和研究的，是第二阶段的模特儿事件。
模特儿事件，以刘海粟和美专的表面失败而告一段落。那么刘海粟败于谁呢？官府、军阀、知事、议员和校长？显然不是，如果说失败的是刘海粟一方，刘海粟不是败给武力与强权，而是败给威力犹存的礼教传统影响。
当时攻击模特儿的大多不是什么老朽的道学先生，如27岁的闸北议员姜怀素，他也是留学海外的法律与政治学专业的高材生。同样，老友丁文江和军阀孙传芳都曾留学海外，不会不知道模特儿为何物，可是前者采取回避的态度，后者则公然采取政治高压手段，至于美术界同人、江苏省教育会等学术团体以及无形的社会势力，均令刘海粟心寒。
即使刘海粟本人在论辩中也从来不敢否认孔教的正统性，不希望人们把他视为完全背叛孔教的“异端”。当时不会有多少人去支持军阀和官府用武力强行取缔模特儿，但当军阀和官府以维护礼教、取缔色情的名义取缔模特儿时，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显然会得到更多的人支持。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独尊地位。模特儿事件处此大背景下，新旧矛盾十分激烈，一方面说明中国社会面临深刻的文化重建和文化转型，以刘海粟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激流勇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也不容低估。
在模特儿事件中，模特儿理应为主角，可是在双方的论战和攻讦时，攻击力强大的保守派倒也没有把矛头指向模特儿，彷佛她们只是激进新派的影子，或者傀儡，不值他们开火。同样，那些雇佣和临摹她们的老师和同学，也没有谁关注过她们姓甚名谁，更不用说追踪留心她们的下落。
那张“著名”合影中的那位小模特儿，虽然有当事人说很讨人喜欢，也始终没有人说得清楚她的哪怕一丝情况。大概是潜规则吧，她们自己也更愿意在事后隐姓埋名，或远走高飞。因此我们不仅在文献中从未看见他们的资料，也不见他们事后的回忆，本应成为主角的模特儿，现在却彷佛被层层薄纱包裹，难露庐山真面目。
这为模特儿事件增添了一点神秘与暧昧。可以说他们是被同情，也是被轻视的对象，在模特儿事件中，她们沦为无足轻重的第三方。其实，模特儿们曾经无比勇敢，甘愿为艺术而献身。她们成为激进新派开拓奋进的铺路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