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自述:六中全会后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让位" 2017-01-03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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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自述:六中全会后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让位"                                         
快乐老人报                        
2017-01-03 16:22                                       
                                               

职责变动

完全解决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问题，是通过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上，张闻天坚定地同毛泽东站在一起。

王稼祥带回共产国际指示

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援助。任弼时于3月底抵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38年6月通过了两个文件，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争。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时谈话。关于中共中央的领导问题，季米特洛夫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1950年，张闻天和家人在中南海。资料图

王稼祥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完全否定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当下去。所以，张闻天也就没有将这个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中去讨论。有同志向张闻天提出以毛泽东为总书记的提议，张闻天按照毛泽东本人的主张，也没有提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事实上，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是尊重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王明回国后与党中央闹独立性，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现在有了共产国际如此明确的指示，他认为奉毛泽东为全党的领袖理所当然。不过，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仍任总书记，张闻天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
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破产
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讨论，对六届六中全会（扩大）的议程作出决定。最重要的变动是，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只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并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同时决定，由张闻天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作组织报告；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礼堂开幕。张闻天的组织报告，并不限于狭义的“组织工作”，而是带有广泛的路线、方针、政策意义，不少内容显然是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与违犯组织纪律的批评。
经过六中全会之前的政治局会议，经过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张闻天的组织报告，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已经破产。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曾说过，“王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同志从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六中全会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各中央局的调整，决定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的领导及其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毛泽东赞叹“洛甫不争权”
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没有个人的野心和权欲。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张闻天主持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五人组成。这时，有一篇访问记仍称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特别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自遵义会议以来，在党中央内部，张闻天奉毛泽东为红军与全党领袖，毛泽东尊重张闻天党中央总书记的地位，他们互相合作，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之前这三年半多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电报，都由“洛毛”或“毛洛”联名发出。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张闻天实际上仍然是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在六中全会后，张闻天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按照六中全会关于以毛泽东为首准备召开中共七大的决议精神，就主动地将总书记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
张闻天将总书记工作全部交出
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后来（1943年）做过这样的叙述：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所谓“神仙会议”），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自“神仙会议”后……我一方面提出要把我的名义上的书记职务完全解放，（在任弼时、周恩来二同志未回国前提过，在他们回来之后，我更正式提过，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1940年5月间也搬了过去，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了出来了。）另方面，我尽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如出版发行部、文委、西北工委等），只管宣传部及马列学院一部分工作。
由此可见，一、自1939年初起，张闻天实际上不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但在形式上，中央的会议还是由张闻天主持，中央秘书处也还一直跟着他；二、1939年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的工作。他曾几次提出不再担任总书记的名义，没有被采纳；三、1940年5月，张闻天与中央秘书处都搬到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这时，张闻天将总书记的工作全部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