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一千多年前的美丽织锦（组图）

甲丁

中国新疆的吐鲁番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各种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的各类古文化遗存、珍宝数量众多。单就出土的古代中国丝织品，也是种类繁多，花色精美，内涵丰富。其中，以中国古代元宵节挂灯彩、立灯树为主题的图案，以道教仙人、圣山、圣树及自然界树木花草为题材的纹样，不但显现华美的装饰效果，还寓意着特定的文化意义和特有的纺织品装饰风格。

一. 吉祥动物拱卫的元宵灯树

▲图1

图1中的这件织锦1972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186号墓，经考证是衣服的残片。在叶绿色地面上，用大红、菊黄及白色分别织出横向排列的对羊、灯树、对鸟和小灯树。织锦上的图案以一排大型灯树为主。树有台座，树冠呈底宽顶窄的塔形，分三层依次递减，每层放置数量不等的灯彩：第一层有三个，第二层减为两个，第三层一个。塔树的边缘，密集地排列着圆点纹和珠串纹，以此表示灯彩绽放出的光焰。以灯树为中轴，下方两侧有两个相对而半跪半立的大角羊，羊的脖颈上系着飘扬的绶带；上方两侧是两只体态肥硕、面树而立的鸟禽。大型灯树的上方有一排小灯树，树上挂着五个小灯彩，树两旁立着两只体形高大的鸟禽，鸟禽相对而立，嘴里衔着系挂装饰物的带子。这种以灯树为主、动物侧立两旁的构图形式，使织锦画面显得错落有致，美观大方。

考古学者经研究认为，这件织锦是中国北朝时期(公元420—580年)的产品。这一时期，正是佛教文化在西域兴起，并逐渐传人中国中原地区的时期。据汉文文献记载，早在中国东汉时，皇帝为提倡佛法，下令在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无论士族庶民，一律悬挂灯彩，以示敬佛。从此，这种活动绵绵相传至今，成为每年正月十五日燃灯、观灯的风俗。在中国文献记载中，明确提到灯树的是中国隋代皇帝描写正月十五闹花灯的一首诗，其中写道： “法轮天卜．转，梵语天上来，灯树干光照，花焰七枝开⋯⋯”。吐鲁番出土这件织有灯树的织锦，制作年代要比隋代早，可见早在隋代以前，灯树就已经非常盛行，织丝艺人才会把它描绘制织在丝绸图案中。

二. 土黄色花树对龙纹绮

▲图2

图2中的这块绮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221号墓，年代要比前一件丝织品晚，是唐代的制品。花树图案织在圆珠纹中央，虽然在造型上趋于装饰化，但极富象征寓意：花树底部似乎是一个盛开花蕾的花瓶，树干从瓶口中间升出，树干中间有圆形、菱形图案纵向排列．到中部化为一朵花形，继而向上继续排列菱形和圆形图案，到了顶部开出繁茂的花朵形。花树两侧有两条扭躯舞爪的对龙。这件织绮色彩虽然单一，但构图灵动飘逸而富于象征意义。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司水的神灵，水又是世界万物生长不可缺少的生命源泉。花树的盛开象征着世间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而对龙飞舞更增添了盛世吉祥的喜庆。

三. 联珠方圆图及花树纹锦

▲图3

吐鲁番出土了大量的联珠纹锦，联珠纹环圈与环圈之间的空隙处往往被工匠们填入不同主题的图案，花树纹是其中之一。例如，在一个大联珠纹锦覆面上，我们看到大联珠与大联珠相对接的区域，有两两相对应的大小正方形相套纹样，两侧是瓶栽的花树纹样。花，虽然仅仅露出花叶，但模式化的花瓶插花树的图样，与前所述花树对龙纹十分类似。在另一个联珠方圆花树纹织品上，花树用彩线刺绣出来，没有花瓶，比较真实地表现出树干和树枝。这样的花树纹在吐鲁番出土联珠纹织锦中还能举出多例，风格类同的花树纹制品在同一地域发现，说明这种纹样在当地很受欢迎，花树纹具有典型的艺术象征意义(图3)。

四. 仙山、圣树与仙人骑鹤纹印花绢

▲图4

图4中的花绢也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为唐代制品。在墨绿色的绢地上，用白色显示图案纹样。图案的画面饶有趣味：从左边开始，第一排是一只只腾飞的仙鹤上，骑着一个个戴高尖帽的仙人，仙人们一手叉腰，一手高举盛着果实的果盘；第二排图案为耸立的圣树上果实累累，圣树间灵鸟展翅；第三排为高山峻岭上祥云缭绕(图4)。整幅图案的构图主题，使人不由想到了中国古代道教传说中昆仑山圣树参天，王母娘娘定期举行蟠桃盛会，邀请各路神仙参加的故事，尤其是仙人头上的高尖帽，帽尖向后弯曲，极富西域特色，由此丝绢图案可以想象当年制丝的工匠对西域文化充满了神奇假想并十分熟悉，才能驾轻就熟地把仙人服饰表现得如此形象。类似的丝绸图案纹样在吐鲁番地区还有发现，但又不是相同的重复，而是把树木花草、飞鸟动物等图像，用排布分列的办法依次印染，中间添加狩猎图景，描绘现实世界的宣泄与热闹。

五. 花树、飞鸟、奔兔与狩猎纹印花绢

▲图5

图5中的这件印花绢虽然主要图案是骑手射猎狮子的情景，但画面上的两丛花树非常巧妙地布局在狩猎骑手图案的左面上下方，向右依次环列奔兔、飞鸟等动物，形成骑手行进于原野林间的自然景观，花树的静态与动物飞奔的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感受到印染工匠刻意表达的是现实世界中大自然的美景，而非前一个织锦上的仙山圣树。在中国唐代，由于和西亚萨珊王朝交往频繁，文化联系日益频繁，西亚传统艺术图像中勇士斗雄狮的图像显然影响到中国丝织印染艺术。但如果将这幅图像与典型的西亚勇士斗狮图相比较，就会看出它本土化的迹象：自然界诸物境的展示是那样自然而然，没有西亚都斗狮图中壮烈肃穆的象征意味。

六. 几何图案化了的树纹织锦

▲图6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用于制作亡人的覆面。织锦底色为黄、黑二色条带，条带上织有上、下两排横向相错排列的红色树形图案。树形干细冠阔，中间有菱形小块组成的大菱形装饰，使几何形构图形成的树木图案显得富于生机。类似风格的树纹锦在吐鲁番还有发现，如出土于303号墓树纹锦色彩较前述鲜艳，橘红色地上，用白色、绿色、蓝色间隔横排树形纹样，有意思的是在这两块树纹锦在树干中部，都横向织制着细线贯穿的正方形和三角形图案，于写实的主题描画中又添加了装饰性或者象征性的符号意味(图6)。

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丝绸纺织品数量很多，以灯树、花树和几何图案式树形纹样为主题的丝绸占了一定比例，形成丝绸装饰艺术的独特风采，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树木花草是自然界诸多资源中与人的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植物，大自然中没有了树木花草，就不会有动物飞禽，人类的生存也就没有了最基本的物质资料，所以在古代社会文明中，人们基于这种认识在文化艺术中演化出对生命树的崇拜。正是对生命树的崇拜，激发了古代工匠艺人无限的想象力和艺术创作激情。而在各种宗教文化的氛围中，生命树又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无论是在佛教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灯树、灯楼，还是在道教文化渗透下织出的仙山、圣树，或者富于装饰性的花树、几何形构图的树木图案，都反映出中国古代工匠对各种优秀文化的吸收和创新。这些丝绸品在新疆地区的发现，反映出大唐盛世东西方文化对西域的巨大影响，而用于逝者丧葬仪式，更是表明了这些图案所象征的永生意义对逝者追求新生命轮回的向往和对逝者亲人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