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注重调研决策 2017-05-10 17:42 文史精华

华忠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历史伟人毛泽东一生一贯重视调研。在其曲折磅礴的人生历程和中国革命进程中，他不仅始终躬身实践搞调研，而且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调研决策理论。从研究事实与真理、决策之事问工农、反对本本主义（早期调研决策思想），到从经验到理论、倡导实事求是、依具体实际决定工作方针（中后期思想升华），笔者最近对伟人的调研决策思想进行了一次系统学习和研究，并特别择取伟人早期调研决策的典型事例（为其一生调研决策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进行回顾与梳理，以期对我们做好调研工作，有所借鉴和启示。

研究实事和真理
毛泽东生于1893年。16岁前，读了6年私塾，中间停学务农两年。在井里湾上学时，即遍读被塾师称为“闲书”“杂书”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精忠岳飞传》《隋唐演义》等旧小说。他读了这些故事，发现里面的人物都是文臣武将，也有书生，就是没有种田的农民。他分析小说的内容，原来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他觉得这样很不平等。
毛泽东在小说里关注的事情，现实中发生了。1910年，长沙闹荒年，有的全家投塘自尽。饥民到巡抚衙门请愿遭到枪击，当场死亡14人。走投无路的饥民放火烧了巡抚衙门、外国洋行。清政府派兵镇压，暴动者的鲜血染红了浏阳门外的识字岭。消息传到韶山，毛泽东久久不能平静。几十年后他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17岁时毛泽东离开韶山，到50里地外的湘乡县东山小学堂读新学。行前，他改写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东山小学堂，他学习了自然科学、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受到康、梁等维新派思想的影响。翌年，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接触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思想。一年后，他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受到比较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
从1914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对他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在这里，他认识了杨昌济、徐特立等一批进步教师，结识了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一批进步青年，也深受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感染。在这里，他看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1915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侵华“二十一条”，他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同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毛泽东成为热心读者并为之撰稿。
在这里，他开始了社会考察活动。1917年暑期，他约萧子升外出“游学”（湖南俗话，指穷知识分子靠作诗写字送给土财东换钱糊口），一把雨伞、一个挎包，未带分文，行程九百多里，历时一个多月，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许多乡镇，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长、寺庙方丈等各色人等，写了很多笔记。同学说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第二年春天，他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及东岸，经湘阳、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在这里，他指挥了平生第一次军事行动。1917年末，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向北溃退，一师校区为必经之地。时为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经校方同意组织学生自愿军守卫学校。他把几百学生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在几个山头上放鞭炮，联络当地警察鸣枪呐喊，北洋军仓皇失措，被全部缴械。在这里，他组织了湖南第一个新型社团——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学会规定的“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5条纪律，其风格与后来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何其相似。
一师毕业前后，多数会员同意“向外发展”，分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处学习考察。1918年8月，毛泽东赴京联络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走一批后，到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但他没有走出国门，在1920年给周世钊的信中谈了当时的想法。他说，“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吾人似先研究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关于中国“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五四运动爆发后20天，毛泽东组织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7月创办《湘江评论》。他在“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并提出实行社会改造，“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1920年7月，毛泽东又创办“文化书社”，筹组俄罗斯研究会，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等16位进步青年赴俄留学。这一时期，毛泽东尚不反对“无血革命”，但在驱张（敬尧）以及与谭延闿谋求“湖南自治”之后，他认识到“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
决策之事问工农
1920年，毛泽东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湘后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1922年成立中共安源支部（湖南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改组湖南劳工会，成立湖南工团联合会，任总干事。他成功地组织了安源路矿大罢工和与赵恒惕的说理请愿斗争。1923年调中央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1925年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为了应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的《革命》第四期上，引起强烈反响。
根据国民党《整理党务案》，1926年5月，毛泽东不再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任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所长。他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他提倡学生研究各省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调查项目，并亲自调查撰写《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刊在讲习所的《农民问题丛刊》上，作为范例。通过社会调查，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在《农民问题丛刊》第一辑序言中写道，“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的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他呼吁要有大批同志“到那熟悉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1926年11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等省的农民运动如急风暴雨般兴起。国民党右派和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扰乱了北伐后方”，陈独秀也说工农运动“过火”了，“妨碍了统一战线”。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开始，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先在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刊发，而后《向导》等报刊相继转载，并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其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刊登。
1927年8月上旬，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他秘密回湘，首先对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在杨开慧家里，他邀请五位农民、一位篾匠、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在长沙又邀请来省城的五位韶山农民征求意见，由此确定，秋收起义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左派名义），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实行土地革命，组织工农兵苏维埃。这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相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萌芽。
上了井冈山和组建红四军之后，毛泽东大力倡导社会调查，并亲自做了永新、宁冈调查（可惜材料遗失了），使社会调查成为红四军的一个优良传统。1929年9月，陈毅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把“调查工作”列为群众工作的第一项。这年底，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把对调查工作的认识提到“肃清唯心观点、以实现对革命正确指导”的高度。他写道，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离开了实际调查，便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1930年5月，红四军回师赣南，攻下寻乌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利用这个空隙开了十几天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有县里的中层和基层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调查涉及寻乌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旧有土地关系及土地斗争等，重点调查了城镇商业状况和富农问题。他后来说，“我做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和地主的问题”，“不仅要抽多补少，还要抽肥补瘦”，“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他还说，“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
1930年底，毛泽东转战湘赣，沿途做了许多调查。于东塘至吉安途中，就以乡还是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进行调查；在吉安就分青（青苗）和出租问题进行调查。较大规模的一次，是在兴国的永丰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他在总结这次调查时说，“实际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反对本本主义
在寻乌调查途中，毛泽东总结“反复了多次”的斗争实践，写出了名作《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头就提出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指出，“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他强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这篇文章在战争年代丢失，1961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又从福建龙岩地委发现并送给毛泽东。3月，毛泽东即写一说明，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学习参考。
1931年4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下发《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并拟制两种调查表。通知中说，“现在这两种表格，我们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除望红军政治部每到一处注意填写，地方政权机关逐乡去填写，尤望红军中和政府中每个负责人随时随地做此种调查和统计”。这个通知是毛泽东起草的，他在通知结尾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1932年初，按照中共临时中央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要求，红军发动赣州战役，历时33天，攻城未下，伤亡3000多人。一个月后，毛泽东组织攻打凉州，两天结束，消灭敌四十九师大部，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飞机两架。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毛泽东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凉州？聂荣臻回忆说，“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凉州是敌人的薄弱点”，“选择敌人的弱点打，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凉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
进入凉州后，也要打土豪，建政权。红军战士看见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就把他当土豪。杨成武团抓了100多人，只有五六个是土豪。毛泽东召集连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说“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你们抓的土豪，“有的属华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越是听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凉州有一大收获，就是在龙溪中学图书馆搜集到一大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除了自己读，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彭德怀回忆说，1933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来的《两种策略》，上面用铅笔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后不久又寄一本《“左”派幼稚病》，他在书上面写道，你看了前一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了这本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1933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瑞金主持“查田运动”。那时的中共临时中央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毛泽东为了具体指导这项工作，先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试点，而后推广到三个区，最后推广到全县。王观澜回忆说，“起初只从表面生活来看，从政治势力来看，随着斗争的深入，才开始从剥削关系、剥削数量来分析”。当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印发了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其中明晰地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原则和标准。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又一次印发，作为当时土地改革的指导文件。
1933年11月，毛泽东就乡级苏维埃建设对兴国县的长冈乡和上杭县的才溪乡进行调查。为什么进行这两个调查，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的说明中这样写道：“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镇）苏（苏维埃），这是人人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该怎么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毛泽东总结的这两个乡的经验，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指导，以“才溪乡调查”为例，报告纲目如下：
行政区划
代表会议：代表数，代表团，代表与居民的关系，代表的政治表现，代表的调动与补选，女代表；
此次选举：共写9条，5条选举规则，1条会前准备工作，1条会中活动，1条到会情况，1条选举结果；
乡苏下的委员会：介绍了8种工作委员会；
扩大红军：8、9、10三个月各村动员当红军情况及其主要经验；
经济生活：劳动力问题，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犁牛合作社，日常生活，物价，经济公债；
文化体育：日学，夜学，识字班，读报团，识字牌，俱乐部，墙报。
…………
1934年7月，中央红军主力准备转移，中革军委委托毛泽东写一本《游击战争》的小册子。他用一个月时间，写了3万字，分为3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战斗动作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后方、对付敌人“围剿”和追击以及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政治工作的目的、内部的政治工作、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等。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说，“书里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围剿’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我们听说过的。”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掌握了先进理论，把握了中国实际，并通过调查研究的中介把二者具体地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方针与政策，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一条核心经验。
据近年披露的一则史料记述，陈毅和薄一波在延安的一次交谈中，曾推心置腹地谈到红四军的一段历史。井冈山会师后，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很多同志不习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司令部对外”，不愿做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于是，在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掉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上了陈毅。陈毅说，“我挂了几天帅，感觉自己不行，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察觉出问题来了。”恰好这时中央通知陈毅到上海开军事会议，他向当时主管军事的周恩来汇报说，红四军离开毛泽东的领导不行。周恩来与有关同志沟通后，让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的信，即“九月来信”，主要内容就是请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陈毅回井冈山后传达了这一指示，毛泽东表示先弄清是非，再考虑复职。他们一起找人座谈，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于12月份召开古田会议，作出了毛泽东重新担任前委书记的重大历史决定。
在艰苦险恶的早期革命岁月里，我们的队伍是用脑袋来作“抵押”、来投票选择既能带领红军队伍应对危局，又能立足实际、高瞻远瞩，指出中国革命未来走向的组织“灵魂”和权威领袖，毛泽东最终成为了这样的“灵魂”和领袖。这与他终生重视调查研究，积累实践真知，最终升华为领导和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前进的雄韬伟略，无疑是息息相关的。

刘云

指点江山安社稷，
风发意气显方遒。

华忠

                 洲头壮志

一登千古橘子洲，粪土当年万户侯。
壮志盈怀评国事，芒鞋浪迹解民忧。
九州烟雨风云乱，四海翻腾猛士愁。
指点江山安社稷，风发意气显方遒。

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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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山旭日

尧天舜地好金瓯，遍野哀鸿处处愁。
末路王朝宗庙破，瓜分社稷鬼夷仇。
钟灵五岳韶峰聚，毓秀三江湘水收。
大任天垂昭伟世，喷薄红日映神州。

华忠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工作的出发点，而调查研究是毛主席工作落脚点。所以毛主席是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永远怀念您!!您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