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较少的饮食禁忌，使中国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

如云

为什么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                                                                                         2017-05-20 09:00
  饮食禁忌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欧洲人、印度人、非洲人不吃鸡爪，中国人啃着泡椒凤爪投去一个同情的眼神；狗的食用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美国人表示无法理解；荷兰人觉得吃牛眼睛没什么，瑞典人觉得吃臭鲑鱼没什么，印度人觉得吃马肉和骆驼肉没什么，中国吃货同样表示没吃过，什么味啊，给我点我尝尝。

龚鹏程在《生活的儒学》一书中说：“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禁食范围最窄，几乎什么都吃。”这和宗教色彩浓重的文化体系中的饮食禁忌形成鲜明对比。在《圣经旧约•利未记》中，上帝列出了长长的禁食清单；伊斯兰教除了禁食猪肉外，据清初回族学者刘智《天方典礼》记载，还禁食鹰、鹞、虎、狼、狗、狮、豹、熊、象、狐狸、猫、驴、骡、龟、蛇、蟹、鳖、青蛙等，此外还禁食血液、自死物和未诵真主之名所宰之物。这类禁忌，在中国文化中是少见的。我们只在少数特定时刻禁食某些东西，却绝非毫不可吃。

杂碎面

对此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人口稠密、又天灾不断，容不得挑食。林语堂就说：“我们的人口太紧密，而饥荒太普遍，致令我们不得不吃手指能夹持的任何东西。”这当然是一大原因，另一大原因恐怕是在没有强有力的宗教干预的前提下，我国古代的社会治理实际上无法有效地禁止任何人吃任何东西。
就拿酒来说。沉迷于酒，经常成为对昏君的道德质控，也是对财富的巨大浪费。早在殷周革命之际，周公就在《尚书•酒诰》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他反感商纣王时期“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的颓废风气，规定民间无故不得“群饮”，违者则“尽执拘”。

这条禁酒令的精神得到不断重申。西汉汉文帝时便是如此，汉文帝的禁酒不全是出于维持社会风气的考虑，而主要来自对经济凋敝、粮食不足的恐惧，在重农主义者的设想中，如果有一个男丁没有投入粮食生产，就会有人挨饿，如果有一个女人没有投入纺织，就会有人没有衣服穿。在西汉初年如履薄冰的经济复苏中，将粮食拿来酿酒显然是一件过分奢侈的事。但这次禁酒维持了多久呢？最长不超过五十年，到汉武帝时期酒禁即告废弛，不了了之。
东汉末年战事频仍，民众乏食，曹操也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颁布禁酒令，当然打起的纛旗也是夏周因酒而亡，政事多败于酒那一套。不料孔融写了两封《与曹公禁酒书》来反驳，说“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点明了曹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积攒军粮。打人不打脸，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曹操的禁酒持续了多久呢？酒禁之后没多久他就在铜雀台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了。

蜀吴两国也都禁过酒。蜀国因天旱而禁酒，禁酒令非常严苛，竟规定家中藏有酿具与酿酒同罪，因而有了那段著名的简雍的故事，如果把简雍这段故事也算上，那蜀国的禁酒令刚颁布就被人破坏了。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由于灾荒频繁，酒禁之令史不绝书，并且大多是因为“岁饥”、“年谷不登”或“谷贵”。
唐德宗时，因为天下兵马稍定，粮食阙如，极少有人酿酒，以至于有人在街头喝醉，竟被围观者视为“祥瑞”。但这些禁酒令又多维持了多久呢？就拿唐德宗时的禁酒令来说，禁酒之后发现少了一大块税源，怎么办？广德二年，朝廷下令定天下酤户，从这些酿酒的商家手里收取重税，从禁酒到开了这条收税的口子，前后不过一年。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有一句辛辣的点评：“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

个人离不开酒，《南史·陈庆之传》中有句话：“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这样的酒徒中国历史上可是要多少有多少。国家也离不开酒，据《新唐书•食货志》的数据，唐文宗太和八年，当时的酒税是“斗钱百五十”，天下共榷酒一百五十六万余緡，相当于约十六亿文铜钱，这么一笔财富，真禁酒可就一文都拿不着了，谁会为了道德、缺粮这类理由干这种事，禁酒之事当然只能不了了之。
我们来看，历朝禁酒的理由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饮酒容易伤德，过量饮酒容易伤身，灾年断粮的确也有禁酒的必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有理由禁它，尚且禁不掉，那我们又如何能禁掉螃蟹、皮皮虾、凤爪、狗肉这些在友邦看来吃不得的东西呢？说白了，中国既然没有强有力的宗教，世俗统治秩序有没有强有力到可以将一项政策“不走样”地推行五十年，中国的“百无禁忌”又哪里局限于饮食。

中国的世俗统治是否试图禁止过某些饮食习惯？当然有，牛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同样是禁食牛肉，在印度，公元五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就有法令，杀死一头母牛的罪责等同于杀害一位婆罗门祭司，到如今印度教徒也不食牛肉。但中国呢？宋朝禁止任意屠牛贩卖牛肉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四《宰牛》项明确记载，名判官胡石壁说：“数日已来，闻诸道途之言，自界首以至近境，店肆之间，公然鬻卖，遂密切遣人缉捉。及至捕获，原来不但在交关之外，而城市之中亦复滔滔皆是。”公然贩卖牛肉可不是边关的秘密，在城市中“亦复滔滔皆是”，禁令又能管得住谁。

同样是禁止肉食，日本从675年第一次颁布《肉食禁止令》之后，自公元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中后期，历代天皇一再下令禁止肉食，到镰仓时代中期，连鱼肉也开始禁食。这一禁就是一千多年，明治维新时解除肉食禁令，还引发了不少激烈反应，明治五年，御岳的神职人员为了劝谏天皇禁食肉食甚至擅闯御苑。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中国在饮食上的热情没有终极解释，我们无法知道同样遭受食物短缺之苦的印度为什么能长期坚持禁食牛肉，也不知道食物种类更为匮乏的日本不吃肉，也甚少食用内脏，如果真的要找到一个解释，可能是中国烹饪技术的完备，和香料的种类齐全，使中国人烹饪任何食材都至少不会难吃。其结果是中国菜有远比其它菜系更丰富的食材来源，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一书中说，“相对较少的饮食禁忌，使中国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无与伦比地维持社会平衡，长期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为什么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                  原创                                                锻彰趣义                        2017-05-20 09:00
  饮食禁忌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欧洲人、印度人、非洲人不吃鸡爪，中国人啃着泡椒凤爪投去一个同情的眼神；狗的食用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美国人表示无法理解；荷兰人觉得吃牛眼睛没什么，瑞典人觉得吃臭鲑鱼没什么，印度人觉得吃马肉和骆驼肉没什么，中国吃货同样表示没吃过，什么味啊，给我点我尝尝。

龚鹏程在《生活的儒学》一书中说：“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禁食范围最窄，几乎什么都吃。”这和宗教色彩浓重的文化体系中的饮食禁忌形成鲜明对比。在《圣经旧约•利未记》中，上帝列出了长长的禁食清单；伊斯兰教除了禁食猪肉外，据清初回族学者刘智《天方典礼》记载，还禁食鹰、鹞、虎、狼、狗、狮、豹、熊、象、狐狸、猫、驴、骡、龟、蛇、蟹、鳖、青蛙等，此外还禁食血液、自死物和未诵真主之名所宰之物。这类禁忌，在中国文化中是少见的。我们只在少数特定时刻禁食某些东西，却绝非毫不可吃。

杂碎面

对此一种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人口稠密、又天灾不断，容不得挑食。林语堂就说：“我们的人口太紧密，而饥荒太普遍，致令我们不得不吃手指能夹持的任何东西。”这当然是一大原因，另一大原因恐怕是在没有强有力的宗教干预的前提下，我国古代的社会治理实际上无法有效地禁止任何人吃任何东西。
就拿酒来说。沉迷于酒，经常成为对昏君的道德质控，也是对财富的巨大浪费。早在殷周革命之际，周公就在《尚书•酒诰》中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禁酒令，他反感商纣王时期“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的颓废风气，规定民间无故不得“群饮”，违者则“尽执拘”。

这条禁酒令的精神得到不断重申。西汉汉文帝时便是如此，汉文帝的禁酒不全是出于维持社会风气的考虑，而主要来自对经济凋敝、粮食不足的恐惧，在重农主义者的设想中，如果有一个男丁没有投入粮食生产，就会有人挨饿，如果有一个女人没有投入纺织，就会有人没有衣服穿。在西汉初年如履薄冰的经济复苏中，将粮食拿来酿酒显然是一件过分奢侈的事。但这次禁酒维持了多久呢？最长不超过五十年，到汉武帝时期酒禁即告废弛，不了了之。
东汉末年战事频仍，民众乏食，曹操也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颁布禁酒令，当然打起的纛旗也是夏周因酒而亡，政事多败于酒那一套。不料孔融写了两封《与曹公禁酒书》来反驳，说“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点明了曹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积攒军粮。打人不打脸，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曹操的禁酒持续了多久呢？酒禁之后没多久他就在铜雀台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了。

蜀吴两国也都禁过酒。蜀国因天旱而禁酒，禁酒令非常严苛，竟规定家中藏有酿具与酿酒同罪，因而有了那段著名的简雍的故事，如果把简雍这段故事也算上，那蜀国的禁酒令刚颁布就被人破坏了。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由于灾荒频繁，酒禁之令史不绝书，并且大多是因为“岁饥”、“年谷不登”或“谷贵”。
唐德宗时，因为天下兵马稍定，粮食阙如，极少有人酿酒，以至于有人在街头喝醉，竟被围观者视为“祥瑞”。但这些禁酒令又多维持了多久呢？就拿唐德宗时的禁酒令来说，禁酒之后发现少了一大块税源，怎么办？广德二年，朝廷下令定天下酤户，从这些酿酒的商家手里收取重税，从禁酒到开了这条收税的口子，前后不过一年。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有一句辛辣的点评：“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

个人离不开酒，《南史·陈庆之传》中有句话：“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这样的酒徒中国历史上可是要多少有多少。国家也离不开酒，据《新唐书•食货志》的数据，唐文宗太和八年，当时的酒税是“斗钱百五十”，天下共榷酒一百五十六万余緡，相当于约十六亿文铜钱，这么一笔财富，真禁酒可就一文都拿不着了，谁会为了道德、缺粮这类理由干这种事，禁酒之事当然只能不了了之。
我们来看，历朝禁酒的理由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饮酒容易伤德，过量饮酒容易伤身，灾年断粮的确也有禁酒的必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有理由禁它，尚且禁不掉，那我们又如何能禁掉螃蟹、皮皮虾、凤爪、狗肉这些在友邦看来吃不得的东西呢？说白了，中国既然没有强有力的宗教，世俗统治秩序有没有强有力到可以将一项政策“不走样”地推行五十年，中国的“百无禁忌”又哪里局限于饮食。

中国的世俗统治是否试图禁止过某些饮食习惯？当然有，牛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同样是禁食牛肉，在印度，公元五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就有法令，杀死一头母牛的罪责等同于杀害一位婆罗门祭司，到如今印度教徒也不食牛肉。但中国呢？宋朝禁止任意屠牛贩卖牛肉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四《宰牛》项明确记载，名判官胡石壁说：“数日已来，闻诸道途之言，自界首以至近境，店肆之间，公然鬻卖，遂密切遣人缉捉。及至捕获，原来不但在交关之外，而城市之中亦复滔滔皆是。”公然贩卖牛肉可不是边关的秘密，在城市中“亦复滔滔皆是”，禁令又能管得住谁。

同样是禁止肉食，日本从675年第一次颁布《肉食禁止令》之后，自公元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中后期，历代天皇一再下令禁止肉食，到镰仓时代中期，连鱼肉也开始禁食。这一禁就是一千多年，明治维新时解除肉食禁令，还引发了不少激烈反应，明治五年，御岳的神职人员为了劝谏天皇禁食肉食甚至擅闯御苑。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中国在饮食上的热情没有终极解释，我们无法知道同样遭受食物短缺之苦的印度为什么能长期坚持禁食牛肉，也不知道食物种类更为匮乏的日本不吃肉，也甚少食用内脏，如果真的要找到一个解释，可能是中国烹饪技术的完备，和香料的种类齐全，使中国人烹饪任何食材都至少不会难吃。其结果是中国菜有远比其它菜系更丰富的食材来源，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一书中说，“相对较少的饮食禁忌，使中国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无与伦比地维持社会平衡，长期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