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他是诗人，也是一个别具一格的篆刻人

志和

近代史上被人称作文学中的“斗士”的人，一言鲁迅，二来便是诗人闻一多。大多数人熟悉的闻一多，可能是从一首《七子之歌·澳门》开始。那是1925年，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目睹着祖国疆土崩塌，如丧考妣般写下这七首诗，希望能激励国人。
然而除了新民主战士、新月派诗人、学者这些广为人知的身份外，闻一多更是一个受过专业西方美术教育的画家。

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门前
早在1922年，他就在美国就读于芝加哥美术学院，成为了清华历史上第一个攻读美术专业的学生。他在回国后，也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生北平国立艺专担任油画系主任和教务长。
除了西方美术，闻一多对于中国传统书画也相当精通。他自幼就对古诗、书画具有浓厚的兴趣，天赋也极高。他的书法四体皆精，尤善楷书、篆书，楷书深受北魏碑帖影响，篆书则取甲骨和钟鼎文字，功力是为相当深厚，也与他常年研究诗经、楚辞和甲骨文、《训诂学》相关。

闻一多 篆书临矢彝中堂
然而比起书法，闻一多的绘画更为著名。据说早在清华读书时他的画就已经小有名气，时常参加各种比赛，还被送往国外参加美术展览。
比他晚一届的好友梁实秋也曾回忆闻一多在清华时“长于图画，而且国文根底也很坚实”，临别时他还特地送了他两幅画《荷花池畔》和《梦笔生花图》作为纪念。说起来二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极其深厚，1923年梁实秋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闻一多特意从芝加哥搬了过来与梁实秋同住，经常一起外出作画写诗。

闻一多与植物学家李继侗教授一起在户外写生

1923年 闻一多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中国同学会合影
（后排右二为闻一多，前排右二为梁实秋）
闻一多对篆刻的喜爱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那是在1927年，闻一多发表的《文化的国家主义》一文受到外界强烈抨击，百无聊赖的他开始了对篆刻的迷恋，不过这也不算奇怪，常年搞古文字研究的他，刻印也算是得天独厚。

闻一多自用印
印文：闻一多印
边款：时在西南、联大家骅、甲申秋自刻
（闻一多纪念馆藏）
那段时间闻一多和所有初学篆刻的人一样，每天不知疲惫的摆弄着印石，不断地给周围的好友刻印，像是梁实秋、潘光旦、刘英士等都收到过他的“礼物”。他甚至还在给朋友饶子离的信中写到：
“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兴，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的精神，如花的美貌，亮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这样的比喻除了闻一多之外也是再无他人了，可见他对篆刻的狂热到了何等程度。

闻一多在篆刻
其实闻一多篆刻和边款，都是属于“无师自通”的路线，除了得益于他书法的不俗功力，同时也有借鉴秦汉印玺与明清流派的风格。一开始他并没有什么刀法可言，而后却是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既有西方构图美学的特点，又因为其对篆书笔意的深入研究从而能够大胆的变形，随心所欲却不越规矩。



他的高明之处或许就是在“法无定法”之中，白文印的刀法苍劲，线条干脆利落，充满了阳刚坚毅之气；而朱文印的线条更为凝聚团练，刀锋都隐藏于线条中间，能够灵活变通。



抗战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物价飞涨，教授的工资也缩减了不少，并且还有一家老小要照顾，闻一多不得不开始了他正式挂牌治印的生涯，以贴补家用。

1945年在昆明 闻一多与众教授
（从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虽为无奈之举，不过反响却相当的好。闻一多的《润例》是由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众教授好友用骈文撰写的，题为《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其是“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还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沈从文等十二人署名。

由联大教授浦江清用骈体文撰写的
《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据说《润例》一出，整个昆明城都轰动了起来，来求印者络绎不绝，到了1945年，其润例已经涨到了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2000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坦言道：“……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除了姓名印之外，当时一些由他组织的社会团体的印章也全都由其亲自操刀刻制，像是当时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时，作为创始人之一的闻一多在评就刻了一方“时代评论社章”的隶书印章。

闻一多 陈毅



闻一多 时代评论社章
闻一多的刻印的边款也是别有一番特色。他的边款多以楷书为主，取法于魏碑，俊秀刚健，排布相对紧凑，灵动而厚重。当然文人印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他的刀法，而是其中人格的体现。1922年，闻一多给华罗庚所刻的姓名印的边款中这样镌刻：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简单的四十个字充分展现了闻一多的才华，也寄托了他一片赤诚之心。后来华罗庚在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了此事：“……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 华罗庚印
闻一多还曾经给自己篆刻了一方“叛徒”印章，粗狂的边框配以浑厚古朴的字体，他说他就是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永不妥协。他在给历史学家孙毓棠刻了一方姓名印附上边款，与其许下了“抗日未成功不出国门一步”的誓言，看似随意，可单刀直入地酣畅淋漓，可想其当时的心境，是誓死也要与国家共存亡。

闻一多 叛徒


闻一多 孙毓棠印
白天里闻一多要上课、讲学、作研究，后来还参加民主运动到处演说、访谈，刻印的工作只能在深夜加班完成，甚至是通宵。而他的儿子却不理解的说他是在“发国难财”，闻一多听到却并没有生气，只是更严肃的说道：“你这句话我将一辈子记住。”可他还没有记住这句话多久，就被暗杀离世了。

1946年 上海举行的追悼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
大会会场门前的情景
生为湖北人，闻一多常常说是长江水养育了他，或许正是因为楚地悠久文化的滋养，也让他拥有了屈原般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就连其刻刀也成为其在斗争中尖锐有力的武器，就像他所歌颂的红烛一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近代史上被人称作文学中的“斗士”的人，一言鲁迅，二来便是诗人闻一多。大多数人熟悉的闻一多，可能是从一首《七子之歌·澳门》开始。那是1925年，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目睹着祖国疆土崩塌，如丧考妣般写下这七首诗，希望能激励国人。
然而除了新民主战士、新月派诗人、学者这些广为人知的身份外，闻一多更是一个受过专业西方美术教育的画家。

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门前
早在1922年，他就在美国就读于芝加哥美术学院，成为了清华历史上第一个攻读美术专业的学生。他在回国后，也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生北平国立艺专担任油画系主任和教务长。
除了西方美术，闻一多对于中国传统书画也相当精通。他自幼就对古诗、书画具有浓厚的兴趣，天赋也极高。他的书法四体皆精，尤善楷书、篆书，楷书深受北魏碑帖影响，篆书则取甲骨和钟鼎文字，功力是为相当深厚，也与他常年研究诗经、楚辞和甲骨文、《训诂学》相关。

闻一多 篆书临矢彝中堂
然而比起书法，闻一多的绘画更为著名。据说早在清华读书时他的画就已经小有名气，时常参加各种比赛，还被送往国外参加美术展览。
比他晚一届的好友梁实秋也曾回忆闻一多在清华时“长于图画，而且国文根底也很坚实”，临别时他还特地送了他两幅画《荷花池畔》和《梦笔生花图》作为纪念。说起来二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极其深厚，1923年梁实秋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攻读英国文学，闻一多特意从芝加哥搬了过来与梁实秋同住，经常一起外出作画写诗。

闻一多与植物学家李继侗教授一起在户外写生

1923年 闻一多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中国同学会合影
（后排右二为闻一多，前排右二为梁实秋）
闻一多对篆刻的喜爱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那是在1927年，闻一多发表的《文化的国家主义》一文受到外界强烈抨击，百无聊赖的他开始了对篆刻的迷恋，不过这也不算奇怪，常年搞古文字研究的他，刻印也算是得天独厚。

闻一多自用印
印文：闻一多印
边款：时在西南、联大家骅、甲申秋自刻
（闻一多纪念馆藏）
那段时间闻一多和所有初学篆刻的人一样，每天不知疲惫的摆弄着印石，不断地给周围的好友刻印，像是梁实秋、潘光旦、刘英士等都收到过他的“礼物”。他甚至还在给朋友饶子离的信中写到：
“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兴，诗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的精神，如花的美貌，亮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
这样的比喻除了闻一多之外也是再无他人了，可见他对篆刻的狂热到了何等程度。

闻一多在篆刻
其实闻一多篆刻和边款，都是属于“无师自通”的路线，除了得益于他书法的不俗功力，同时也有借鉴秦汉印玺与明清流派的风格。一开始他并没有什么刀法可言，而后却是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既有西方构图美学的特点，又因为其对篆书笔意的深入研究从而能够大胆的变形，随心所欲却不越规矩。



他的高明之处或许就是在“法无定法”之中，白文印的刀法苍劲，线条干脆利落，充满了阳刚坚毅之气；而朱文印的线条更为凝聚团练，刀锋都隐藏于线条中间，能够灵活变通。



抗战时期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那时物价飞涨，教授的工资也缩减了不少，并且还有一家老小要照顾，闻一多不得不开始了他正式挂牌治印的生涯，以贴补家用。

1945年在昆明 闻一多与众教授
（从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虽为无奈之举，不过反响却相当的好。闻一多的《润例》是由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众教授好友用骈文撰写的，题为《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其是“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还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沈从文等十二人署名。

由联大教授浦江清用骈体文撰写的
《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
据说《润例》一出，整个昆明城都轰动了起来，来求印者络绎不绝，到了1945年，其润例已经涨到了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2000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坦言道：“……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除了姓名印之外，当时一些由他组织的社会团体的印章也全都由其亲自操刀刻制，像是当时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时，作为创始人之一的闻一多在评就刻了一方“时代评论社章”的隶书印章。

闻一多 陈毅



闻一多 时代评论社章
闻一多的刻印的边款也是别有一番特色。他的边款多以楷书为主，取法于魏碑，俊秀刚健，排布相对紧凑，灵动而厚重。当然文人印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他的刀法，而是其中人格的体现。1922年，闻一多给华罗庚所刻的姓名印的边款中这样镌刻：
“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
简单的四十个字充分展现了闻一多的才华，也寄托了他一片赤诚之心。后来华罗庚在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了此事：“……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 华罗庚印
闻一多还曾经给自己篆刻了一方“叛徒”印章，粗狂的边框配以浑厚古朴的字体，他说他就是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永不妥协。他在给历史学家孙毓棠刻了一方姓名印附上边款，与其许下了“抗日未成功不出国门一步”的誓言，看似随意，可单刀直入地酣畅淋漓，可想其当时的心境，是誓死也要与国家共存亡。

闻一多 叛徒


闻一多 孙毓棠印
白天里闻一多要上课、讲学、作研究，后来还参加民主运动到处演说、访谈，刻印的工作只能在深夜加班完成，甚至是通宵。而他的儿子却不理解的说他是在“发国难财”，闻一多听到却并没有生气，只是更严肃的说道：“你这句话我将一辈子记住。”可他还没有记住这句话多久，就被暗杀离世了。

1946年 上海举行的追悼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
大会会场门前的情景
生为湖北人，闻一多常常说是长江水养育了他，或许正是因为楚地悠久文化的滋养，也让他拥有了屈原般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就连其刻刀也成为其在斗争中尖锐有力的武器，就像他所歌颂的红烛一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华忠

爱国诗人，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