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乱世佳人苏青：结婚10年，谈离婚 2017-11-24 10:09

紫蝶

张爱玲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张爱玲是何等人，能让她甘心与之相提并论的人，自然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虽然相对于“张爱玲热”，苏青显得颇为冷清，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她与张爱玲并称“苏张”“双璧”，其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非常畅销，甚至一度超过张爱玲。
她是那个年代成功出走的“娜拉”，在离婚后，以自己的一杆秃笔与柔弱的肩膀，担负起生活的重担，造就了自己的传奇。

苏青生于1914年，原名冯允庄，温文尔雅、端庄大方大概是家人对她的期待。可苏青六岁前和外婆一起在山村生活，整日无拘无束，成了野孩子、小鹦哥，调皮伶俐、爱说话。
苏青的祖父是晚清举人，父亲也曾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学成归来后在银行任职，家中颇有资财。
然而苏青的父亲是个花花公子，长期花天酒地，搞坏了身体，加之银行倒闭，遭受巨大打击，在苏青11岁那年去世。此后苏青与寡母的生活颇为清苦。
读书时，曾有好友邀请苏青做伴娘，但她因“自惭无新衣服”推却了。事后才知道新娘家是存心借此机会送衣服，“这才后悔不迭，哭了好几夜”。
扬名上海滩后，苏青曾不无遗憾地说：“如今自己儿女成行，永远没有这种做傧相的机会了，虽有新衣服，又到哪里去出风头呢？”
其实经济上的拮据并未使她产生严重自卑的心理，而是让她更加乐观、自信、好强。在学校她一直是风云人物，成绩优异、擅长写作、会说话，还常常参加话剧表演等各种活动，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

然而，她这样一个时代新女性，竟在二十岁就结婚了。丈夫李钦后是个富家少爷，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在东吴大学法律系读书。
婚后次年夏天，苏青因怀孕辍学。他们的婚姻虽是父母包办，但也有一定的感情基础。高中时，两人是同学，经常通信，还曾合演话剧。
抛掉风光无限的学校生活回到小家庭，苏青心中虽有遗憾，但也是愿意的。她想做个好妻子、好儿媳，想经营好这段婚姻。
她说“夫妇间应得互相迁就，互相谅解，难道不你一枪，我一刀的，就没有独立人格了吗？”她还每天请安奉茶，帮婆婆写信，帮公公算账，出去教书挣的零花钱也常常给公婆、小姑买礼物。
张爱玲说，“苏青是乱世里的盛世的人。本心是忠厚的，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个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然而在结婚十年后，苏青还是离婚了。
李家重男轻女，一心盼望苏青生个儿子，可苏青却接连生了四个女儿。虽然在二十九岁那年终于生出了儿子，但之前公婆的冷眼与失望，让她的心灰了，冷了。
在《生男与育女》中，苏青无奈而愤怒地说：“生产的是女人，被生的是女人，轻视产女的也是女人。”时局动荡，李钦后养家困难，而他公子哥的自尊心又限制了苏青职业上的发展，两人常常争吵甚至动手，最后只得离婚。

民国时期新思想涌入，“娜拉出走”成为潮流。可在当时的社会，人们对女性工作仍带有偏见，可供女人选择的职业也非常少，出走后怎样谋生，是个很大的问题。鲁迅就曾说，娜拉出走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苏青的出走，非常成功。这也难怪，身为女子，她快人快语，谈男人女人，谈结婚生子，谈离婚职业，观点新颖大胆，却句句在理。
在《论红颜薄命》中，她说红颜薄命的原因有二：“第一，红颜若不薄命，则其红颜与否往往不为人所知，故亦无谈起之者；第二，薄命者若非红颜，则其薄命事实也被认为平常，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在《女性的将来》中，苏青说，在这个退潮的时期，什么都行不通，女人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卖淫。
“因为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少数男人之手，女人没有别的特殊东西可以与之争衡，只剩下一个女性的肉体……试现目前所谓职业妇女的真相如何？几个赫赫有名的女事业家，还不是幕后全仗别人的照应？至于真正靠自己能力而生活的女人也不是没有，只是苦得可怜，或许仅够养活一身，远不及交际花之类，倒往往是孝女兼做慈母的，她们负担极重，因此不得不阔绰地卖淫。”
看似危言耸听、大逆不道，实则讲出男权社会里，职业女性的悲哀。
婚姻出现裂痕，1943年，苏青写了篇《论离婚》，她说：“闹离婚的夫妇一定是很知己或同脾气的，相知则不肯相下，相同则不能相容，这样便造成离婚的惨局。”
其《论离婚》一文得到了上海伪市长陈公博的赏识。此后两人结识，苏青也受到他很多提携与帮助。创办杂志《天地》时，陈公博还给了苏青五万元启动资金。
苏青同时担任社长、主编、发行人，整日忙于策划、约稿、编辑，还要写稿，其辛苦可想而知，可她忙得兴兴头头，聚集起张爱玲、周作人、秦瘦鸥、胡兰成等著名作家、名流写稿，常常举办征稿活动，搞预售、预告，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发行后，常常两三天就销售一空。

陈公博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陈公博因汉奸罪被捕，于1946年被枪决。苏青因与他关系密切，且文风大胆，被骂作“文妓”“汉奸文人”。
但苏青并未急着撇清两人的关系，在1947年出版的《续结婚十年》中，她对陈公博的死表示同情。
“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了，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啊。”
这不仅因为他们之间有暧昧的男女关系，更是因为，陈公博对苏青有知遇、帮扶之恩，她不愿因时势变化而忘恩负义。
至于汉奸文人的罪名，苏青也曾辩解过：
“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然而墙倒众人推，根本没人听她讲。

在沦陷区的上海卖文谋生无比艰辛。
1944年，苏青写了篇文章抱怨稿酬遭到剥削。周楞伽看到后，写文章揶揄，说她泼辣精明，出的书，发行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竟然自己掮着《结婚十年》等著作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
这笔墨官司愈打愈凶，转为人身攻击。周楞伽鄙夷地说，苏青的作品是“科学的性史”，还说她开历史的倒车，坍尽女作家的台……
如果经济情况允许，谁不愿做甩手掌柜？苏青之所以这样斤斤计较，是因为负担实在太重。她的家族观念重，不管是不是她的责任，她都尽力担负。
离婚后她抚养子女，丈夫从未贴过半文钱，故乡的母亲、大伯，在内地生肺病的弟弟，这一大家子都指望着她一个人。她心酸地说“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的，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了”。
她这么做，是无奈，也是她的原则：
“我的不慷慨，并没有影响别人，别人又何必来笑我呢？至于讨书款，我的确是一分一厘一毫都不肯放松的，这是我应得之款，不管我是贫穷与富有……即使我将来做了富人或阔太太，也还是要讨的……决不肯因贪图“派头甚大”的虚名而哑巴吃黄莲……这是我做人的态度。”
这就是苏青，坦率、大胆、泼辣，以柔弱之躯扛起生活的重担，不占人便宜，也绝不愿吃亏。但自此，她戴上了“犹太作家”的帽子。

离婚后，在事业上，人们对苏青虽毁誉纷纷，但她确实是成功的。
可在情感上，苏青始终是落寞的。如胡兰成所说，苏青的人生理想是“有一个体贴的，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丈夫，有几个干净的聪明的儿女，再加有公婆妯娌小姑也好，只要能合得来，此外还有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于料理家务之外可以写写文章”。
她的理想很温馨平常，可是破灭了，她只能在动荡的时局里，艰难地“谋生亦谋爱”。
离婚后她曾感慨，“我想想，我家连一枚钉子，也是我用自己的劳力换来的，可又有什么意思呢!”
她不缺少恋爱对象，但因为她是独立的职业女性，男人和她在一起，觉得自己不需要负太大责任，也不欠她，因而从未有人要娶她；而一般的男人，苏青又看不上，因而只能一次次失望。
无论是成功与落寞，快乐与忧愁，三四十年代都是苏青一生中最为精彩的时光了。四九年后，由于她与陈公博等人的关系，以及她大胆的文风，在历次运动中，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文人一样，她进过监狱，也被多次批斗游街，受尽屈辱。
病危的时候，她想再看看自己的《结婚十年》，费尽周折，只得到复印本。在给旧友的最后一封信中，她写道：“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1982年，曾经风风火火、泼辣大胆、坚韧而充满生命力的苏青，在贫病交加中寂寞离世，时年68岁。整个葬礼不过七八分钟，只有四五个亲友前来送行。三年后，骨灰被三女儿李崇美带出国门。

在散文《归宿》中，苏青曾记录过自己与母亲的一段夜谈。苏青母亲说自己在湖汇山买了块坟地，风水好，面积大，娘儿俩一生苦命，将来她死后在那里等着女儿，好永远作伴，痛哭一场。
由此苏青开始思考，以后她的墓碑上该写些什么：
“幻想着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而我却归黄土，是不是果在湖汇山上虽不得而知，但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来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然不好，但我的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的写下去，预备把它当作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将来也许会有人见了它说：‘哦，这里就是苏青的坟吗？’
也许会有人说：‘苏青是谁呢？哦，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
虽然那时候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
苏青母亲的愿望已然落空，四九年后，迫于时局，苏青也很难提笔写作。
但不知道，墓碑上刻的字是否如她所愿，是否在她已享用不到版税时，还会有人去找来她的作品，不时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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