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狂与傲，绝不只是那副臭脾气 2017-11-27 22:04

江水

一为风骨，二看学识。

民国，群星璀璨的年代，陈丹青曾评价说：
在立人方面，我相信共和国一直到今天的人，看到民国还是很羞愧。要论做人的堂堂正正，敢作敢当，我们在民国人面前根本没有资格说，全是奴才。我在所有大学看到的都是奴才，当然我本人是资深奴才。
那个时代的知识份子，有如孩童般的天真，亦有惊世骇俗的狂傲作为。值得回味的是，那种狂傲却并不招人厌烦，或许是他们身上那份深厚的学养、坚实的风骨和高尚的为人所致。

壹 | 狂人刘文典

说起恃才傲物的典型，少不了刘文典。
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精通英、德、日等多国文字，27 岁已任教北京大学，随后在国立安徽大学、清华大学等都曾留下足迹。他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所讲授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
他虽学贯中西，但内心却依然保留着士大夫的传统——一份傲骨，所以呈现在世人面前时，难免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却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也痛斥过蒋介石...
对学问的严谨态度，并未改变刘文典骨子里的“狂”，他曾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另外半个，还不晓得！”
陈寅恪深知他的脾气秉性和学识，因此当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时，依然为其著作作了序，这也难怪如此狂傲的刘文典，对陈寅恪向来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但他对新文学风格写作的沈从文却从不留情。他曾评价沈从文晋升教授一事时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 400 块钱，我该拿 40 块钱，朱自清可拿 4 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 4 毛钱...”
他的傲气从不是只对知识分子才有，对于权贵阶层更是如此。他是为数不多敢于叫板蒋介石的人，学者金克木曾回忆往事：
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掌握大权后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文典却拒绝一位政治家到校"训话"。之后，蒋介石传令刘文典当面向他汇报而引发“互骂”，蒋称刘为“学阀”，刘称蒋为“封建军阀”。事后刘文典被关押，经过蔡元培等人的积极奔走，7 天后才得以释放。
“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刘文典的经典宣言便是来源于此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滞留在北平，没来得及与学校撤离南下。期间，日本军方曾多次派人请他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1949 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动员他去美国，并已替他办好签证、找好住所，刘文典却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如此爱国之人，却也难以逃脱那混乱的十年。1958 年，69 岁的刘文典被当作典型屡遭批斗，7 月 15 日，在一次批斗中突然头痛倒地，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贰 | 脊梁梁漱溟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的脊梁”，亦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建国后，当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一片口诛笔伐中被全盘否定的时候，他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系统阐述自己的东西文化观以及文化哲学思想，断言未来的文化将是复兴后的中国文化。
梁漱溟的这份自信，来源已久。
1918 年末，父亲问 25 岁的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他略有停顿后回答说：“我相信这个世界会好的。”随后，对世界已经失望的父亲投水自尽，这给也曾想过自杀的梁漱溟一个启示——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从 23 岁起，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任教 7 年，随后开始乡村建设实践，探寻救国救民之路，无奈抗日战争爆发被迫终止。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乘船撤离的文人学者们在炮火声中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显然，中国需要自信且狂傲的梁漱溟。新中国成立后，他满心宏远希望为祖国建言献策，但却已经难改那副“臭脾气”。在一次国家级会议上，梁漱溟发表对于乡村与城市建设的观点后，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但此后几天，会议却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向来有牛脾气，因此会上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那次激烈的冲突之后，两个人的私人关系中断，公开场合见面时，只是匆匆地握一下手，说一两句寒暄的话。
1974 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辩护。在“四人帮”猖獗时，梁漱溟甚至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如此风骨，无人出其右。
1988 年，梁漱溟去世前，曾接受一位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梁漱溟的遗言。

叁 | 楷模蔡元培

100 年前，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这八个字是每一个近代大学的根基，但也会给如今一些所谓的大学一记耳光。
出任北大校长并非易事，因为在蔡元培之前，北大已经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每一个都是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但最后还是灰头土脸的被赶出了校门。因此，要不要出任北大校长一职，蔡元培犹豫了一段时间。在听取了孙中山的意见后，蔡元培决心上任，中国教育从古向今的大门就此开启。
在北大任职的 10 年中，由于学生被捕，也由于政界的过多干涉，蔡元培共提出辞职 7 次，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 1919 年 6 月 15 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国家，但他们的大学何等自由，美、法等国就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很不自由。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叫喊"洪水猛兽"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后来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他答应留下。从 1916 年到 1927 年，北洋政府总统换了 5 次，内阁总理换了 30 次，蔡元培却一直是北大校长。
蔡元培创建了一个超自由的教育体系；他的伦理学专著，成了中国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他第一个在北大开美学课，并亲手创办了国立音乐学院、国立美术学院；他在文学、史学、伦理学、教育学、美学、政治学及科学技术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通儒大家”...甚至有人曾说，民国时期的绝大多数文化艺术精英，都曾受过蔡元培的帮助。细细想来，这话并不假。
如此贡献之人，晚年却清贫至极。1940 年 3 月 3 日早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之昏厥。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并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
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曾说：“世界上著名大学的校长很多，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等，但还没有一个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一样，能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先生身上，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先生无愧是培养大师的大师。”

肆 | 风骨与学识并重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狂傲”之人不止这三位，章太炎、王国维、鲁迅、马寅初、陈寅恪、傅斯年...都是那时的“硬骨头”。当然，他们也几乎都有一副臭脾气，这脾气的底色并不是变化无常、难以自控的情绪，而是尖刀一样锋利、磐石一样坚实的风骨。
有人说民国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从待遇上来说确实如此。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为 400 - 600 元，副教授为 260 - 400 元，讲师为 200 - 260 元，助教为 100 - 180 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 60 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
从学术氛围上来说，也算得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学者、艺术家还存有传统士大夫的风骨，敢于直言；也有传统文人的文化传承，治学严谨；同时更有开放的气息，可以接收外来文化...
民国，从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只有短短的三四十年，但它并不是一个浅略的过渡，因为它既文化上的承上启下，又有其独特的历史面貌。
有学识，有风骨，他们狂得起，也傲得起，为什么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