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决战前蒋介石很气愤：高级将领都不信仰我，怎么能打胜仗？

紫蝶

▲《大决战》剧照，李俊导演

1948年初秋，解放战争推进到第三个年头，国共双方的战争力量发生历史性的逆转。中共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已增加到280多万人，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和战争锻炼，政治觉悟和攻坚能力大大提高。解放区的土改基本完成后，兵源丰富，后方巩固。

毛泽东作为善于驾驭战争规律的战略大家，以其精湛的指挥艺术和卓越的胆识赢得了扭转战争全局的主动权，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进。

相反，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已被大大削弱，总兵力虽然还有365万人，比第一年只少了80万人，但新兵比例很大，作战能力迅速减弱，能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70万人。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手中已无机动兵力可调。在各解放区战场的猛烈攻击下，蒋介石被迫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数百万蒋军分别被孤立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个战场上的少数城市。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

此时，国民党的所谓重点防御是：加强战略据点的防御力量，以精锐兵团聚集在一起，增加机动部队，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扩充二线兵力。实际上，它的五个集团被孤立地困在几个地区：其一，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50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其二，华北地区为傅作义集团，共60万人，分布在平绥线上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要点；其三，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60余万人，分布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线、津浦线上；其四，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约23万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其五，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约30万人，固守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

除上述五个战场外，国民党后方的军队仅有36个师旅约23万人。

这样，蒋介石实际上已经没有完整的战线了。

这种形势表明，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实施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全国大反攻的时候到了。

▲蒋介石在主持军官训练营会议

国民党军连连失利，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将校每每拒不听命，决策往往多受阻滞。说起这些问题，蒋介石也流露出十分伤心的情绪来。1947年底，他在南京军事将领会议上说：“现在我们一般高级将领矜骄自满，疏忽懈怠，对部下监督不严，考核不勤，不把剿匪当着我们生死攸关的一件事，这种现象，已经是我们失败的征兆，而我认为最危险最痛心的一件事还不在此。”

稍停一下，蒋介石将嗓音提高了八度，继续说：“我今天可以老实告诉大家，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你们这种心理态度，无论和我当面谈话或在电话里面的语气中往往表现出来，这就证明你们矜骄自大对于统帅的信心动摇！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

蒋介石越讲越气愤，敲打着桌子说：“我们高级将领这种矜骄的心理，如果不能革除，对于统帅的信心如果不能恢复，那我们今后作战不仅不能胜利，而且还要陷于更悲惨的境遇——大家都要作土匪的俘虏！老实告诉你们：对于前方后方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楚，我所想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周密，只要你们照我的指示，实实在在的做到，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成功。”

蒋介石上述一番“推心置腹”之语，不仅“唠唠叨叨”，而且还有些“卖狗皮膏药”、自我推销的意味。其伤心可悲之情由此也可见一斑。

1948年秋，东北大战在即，济南失守后，蒋介石又一次抱怨其政府内部的矛盾。他说：“说到军事，近三个月来，国军作战非常不利，最近济南又告失守，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在今年上半年国大开会期间，曾经说明要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肃清黄河以南的股匪……但是到了现在，事实完全相反，军事节节失利。这在我自己固然觉得惭愧，我对于军事的判断从没有如此错误，但是所以致此的原因，乃是由于军事当局顾虑太多的缘故。”

“半年来所以不能依照预定的计划获得战果，我当然要负责任，但立监两院同志，也应该自己反省，自从两院成立以来，是否对军事有所补益？是否有使军事当局感受牵制和顾虑的地方？大家要知道军事一方面贵乎心理的主动，一方面要看最后的成败，‘胜负兵家之常’，如果中途稍有挫失，就立刻加以责问，使政府负责人变成罪人一样，在立法院里遭受审判，这是军事当局所受不了的！其结果必然因受到这种牵制而改变原定的计划，以致不能达成任务。这种结果，不独是军事方面的损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

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开始动摇。只有那些蒋介石一手培养起来的亲信将领，尽管对国民党在东北、在整个中国的前途已经感到忧心忡忡，却没有放弃任何维持这个已失掉民心的政权的努力和企图。他们自知在政治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便将希望寄托于军事上，幻想着凭借国民党军队的精良装备和人数优势击败共产党军队，进而夺取整个东北地区。

蒋介石的立军之本即是搞愚忠教育，崇尚“武德”，在国民党军队中确立所谓“五大信念”，即责任、荣誉、国家、主义、领袖。他认为精神力量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而精神力量来源于信仰。他说，我们革命军的力量，并不在于兵力和武器的数量，而在于我们的信仰和精神之坚强。我们要增加力量，就是要将天地父母生下我们来所赋予我们的固有力量尽量发挥出来。他提出，革命军的第一个根本条件是信仰三民主义，第二个根本条件则是信仰领袖。

所谓信仰领袖，说穿了就是在军队内培养对蒋介石个人的崇拜，建立起他个人独裁统治的军队体制。因此，对于这一点，蒋介石特别津津乐道。他说：“我们革命一定要有一个领袖，才能够集中革命的力量，推进革命工作，使革命的主义能够尽早实现，革命事业能够迅速完成。所以我们对于革命领袖，要有坚定的信仰，务必始终如一的服从，大家在他的领导之下，共同二致不断奋斗牺牲！”“如果你们有了革命领袖而不真正信仰领袖服从领袖，努力来实现三民主义，单是口说有领袖，那与革命事业的成功还是没有什么相干。你们要成功，必先要晓胸袖的重要，并且要真真实实认识领袖、信仰领袖、服从领袖。”这个“领袖”就是单指他蒋介石。

尤其是在黄埔军校时，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向他们灌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等信条，使许多学生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绝对服从他的意识。同时，蒋介石在当时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其事业的捍卫者，以革命左派的形象出现，因而受到许多人的信赖和拥戴，迷惑了许多正统军人。

蒋介石对于军队将领的统御方式基本上采用一种互相牵制的方法。无论是官场还是军界，蒋介石在各种危险境况下都能化险为夷，以退为进，其中一个很深的奥秘就在于他建立了一个互相牵制、互相阻遏的人事网。在军队，蒋介石的基本分类是“中央军”（即嫡系部队）和“杂牌军”（由地方实力派控制的部队）。他的基本策略是消耗、排挤杂牌军，扩大、巩固中央军，利用中央军监视杂牌军。

蒋介石采取了两套方法对付中央军和中央军以外的杂牌军。在武器、弹药、被服、粮晌各方面，中央军可得到无限制的补充；各杂牌军的军饷则常被无故克扣，中央军打了败仗，立即加以补充，杂牌军打了败仗则乘机削去番号。

蒋介石用人的标准是，凡是能吃掉别人队伍的人，蒋就认为此人有“本事”，一定能得大用。否则，就认为懦弱无能。

这种荣宠与歧视所带来的恶果，就是军队内部的倾轧与混乱。中央军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惟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争斗，作战时“争风吃醋”，有功不相让，有难不相救。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护，蒙蔽最高当局。对待杂牌军，都是见死不救，竭尽打击排挤之能事。杂牌军为了生存，不得不从蒋介石身边的人人手，或勾结或贿赂蒋之侍从室人员和军政部兵站官员，一方面探听上峰虚实，一方面争得粮饷弹药。如此，军队弊端丛生，军纪败坏无遗。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蒋介石嫡系为了消灭各省的“杂牌”部队，达成清一色的法西斯统治，就主张“哪省军队不准再驻哪省；哪个带的部队，不准哪个再带”。

对于蒋介石的这套本领，高层将领们纷纷效法。

国民党军队内部因派系成见、各自利益，而不惜牺牲战略利益的现象屡有发生。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情形与国民党、蒋介石恰好相反。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内部通过整风运动空前团结，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军队内部，经过解放战争初期的新式整军运动，达到了上下一致、士气高昂的效果。解放战争前两年的军事胜利，更使得各种有利的战争因素汇集至共产党一边。战争的胜负不待决战开始就已经露出了端倪。

（本文节选自四川人民出版社《解放战争全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