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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伟大”的提法是怎样出炉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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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14 01:02:30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2018-06-13 09:03                                                   
                  

1970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
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又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我还是当教员,其他一概辞去。

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
“四个伟大”的提出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会议并第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给毛泽东加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于是,毛泽东头上又多了一个“统帅”的头衔。
可见,“四个伟大”的提法在18日确实都有了。但在第二天即19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中,还未将这“四个伟大”并列在一起,而只综合了林彪和陈伯达的提法,并列了“三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社论,第一次并列提出了“四个伟大”。这篇社论开头开宗明义地宣布:“1966年8月18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

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最后并列在一起时,把“伟大的导师”排在了最前面?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他是这样回忆的:“康生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
“四个伟大”提出和形成表明,这不是林彪一人的“功劳”,而是经过了8月18日至20日3天时间的调整和完善。
于是,在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即第一版右上角刊登“毛主席语录”的地方),也就第一次出现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
这样,“四个伟大”就铺天盖地地在全国流传开了。
1967年5月1日,林彪为庆祝五一劳动节题词时,赫然题上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天,林彪的这幅题词手迹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毛泽东像的下面。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5月4日,在清华大学“二校门”的原址上,全国第一座大型毛泽东塑像正式落成,在塑像的底座上就刻上了林彪题写的“四个伟大”手迹。
“四个伟大”的题词手迹不断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宣传品和建筑物,甚至生产和生活用品上。

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
毛泽东对于林彪倡导和题词的“四个伟大”,开始时还是默认或者说是认可、赞同的。
例如,在8月31日下午举行的“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林彪讲话开头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都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并没有划掉“四个伟大”的提法。
又例如,毛泽东曾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过:“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但是,过了不久,由于这种做法越来越庸俗、越肉麻,毛泽东都看不下去了。于是,又表达出对这种提法的不满。他曾指着报刊上经常刊载的“四个伟大”,轻蔑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谁封我四个官呀?我不要这四个官,我不要!”
有时,还冒出一句:“永远健康?还永远健康,还有不死的人啊!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要宣传个人。”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老朋友斯诺的谈话中,再次说“‘四个伟大’,讨嫌”。
此时,刚开过九届二中全会,正在批陈伯达的“天才论”。毛泽东说,个人崇拜要“降温”,要去掉“三个副词”。
斯诺也对毛泽东说:“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否真心诚意。”
毛泽东回答:这大概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溜,“因为大家都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ZX,我不当国家ZX。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名曰树我,不知是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四个伟大”是在一定政治条件下的产物,当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成为历史,但作为政治斗争的产物,自然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来证明其政治和历史作用。对此,历史必将而且继续做出回答。(作者:唐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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