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形成 [复制链接]

华忠

版主

Rank: 7 Rank: 7 Rank: 7

电梯直达

楼主

发表于 2018-6-27 17:20:42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形成

2018-06-23 00:00


虽然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古已有之，但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军事辩证法”概念，则是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此前只有“战争哲学”之类的说法。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肥壤沃土，共同孕育和催生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这一独具民族特色的思想奇葩，由此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宝库。可以说，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汲取中国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基础上而形成的，因而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中国古代辩证思维传统在军事领域有着极为生动而杰出的表现。这种智慧或是直接体现在阐述兵法的兵书中，或是渗透在古代典籍史册中，或是保存在历史典故中，或是充彻于文艺作品中，或是流传于民谚俗语中……从精英文化到民间文化，从成文典籍到戏曲故事，都承载着古人的军事谋略与智慧洞见。对此，毛泽东兼收并蓄，通过自己的咀嚼与消化，使之成为催生“军事辩证法”的丰富养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的确从中国古代兵书、史书经及诸子书和小说书中摄取过丰富的军事思想和经验材料，用来制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策略。”[1]施拉姆(Stuart R.Schram)也认为，毛泽东“在军事方面，传统的烙印最为明显”[2](P147)。当然，对于古人的经验，毛泽东决不是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加以科学的改造和利用。这种(由显而隐的)汲取利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对中国古代兵书中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直接汲取和利用。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频繁发生的大小不等的战争，锻炼并造就出一大批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和军事思想家。早在先秦，“兵家”就是诸子百家中极为重要的一家。①伴随着军事指挥家和军事思想家的出现，也出现了大量兵书，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法——《孙子兵法》就享有世界性声誉。这些专门的军事著作不同程度地阐述了战争规律，给后世留下了大量可资利用与吸收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3](P88)。在他特别喜欢的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的序言中，就引有《孙子兵法》中的话：“《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4](P12)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还曾从魏源的《孙子集注序》中涉猎过孙子的思想，《讲堂录》中有相关记录。[5](P120—121)毛泽东研究《孙子兵法》，并用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以进一步指导战争实践，这实际上始于陕北延安时期。②《孙子兵法》中有着极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毛泽东的“能动性”观念就来自《孙子兵法》的“能为”观念——既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又要求指挥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6](P248—249)
在毛泽东军事著作中，作为中国兵学奠基之作的《孙子兵法》确实是被反复引证和阐发③，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7](谋攻)毛泽东认为，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8](P182)这里，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阐述了其中所包含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他还说道：“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9](P490)除此之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还引证了《孙子兵法》中关于“避其锐气，击其惰归”[7](军争)和“示形”④等的论述。他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8](P209)他还指出，在退却中不仅可以发现敌军的过失，“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8](P209)。可以说，《孙子兵法》提出的关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等战争指导规律，关于“因敌而制胜”、“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作战原则，是毛泽东最为看重的。
其二，对中国古代典籍中具有谋略意味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中的合理因素进行改造、利用。“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丰富的文化典籍。”[9](P622)毛泽东最初接触到的古代典籍，是在私塾里学到的儒家经典“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虽然毛泽东明确表示过，“我读过经书，并不喜欢经书。”[10](P14)但通过这种被迫式的文化接受，中国古代文化按其传统方式建构起毛泽东最初的知识结构与理论基础，“使得他从客观上必然要受到这个文化的实在内容(语言、思维方式、基本概念等等)的影响，不管他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是否承认这一点，这种影响的客观性是不应被忽视或被否认的”[11](P84—85)。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就列举《礼记•中庸》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来说明，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9](P495)毛泽东特别注意研究历史上各个朝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广博地吸取各家学说的优长，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朴素军事哲学思想尤感兴趣。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对中国古代政治论著很感兴趣，在长沙上学时曾研读过《老子》(又名《道德经》)，熟悉老子的思想，并对《老子》中蕴含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给予了关注，从中吸纳了许多有益的养分。
《老子》寥寥五千言，却充满了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其中所蕴含的兵学思想，其实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⑤《老子》不是一部军事著作，但其中确实蕴含着十分宝贵的兵学思想和军事智慧。《老子》中有关“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其《讲堂录》中就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12](P595)《老子》第36章曾讲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欲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这种“欲擒故纵”、“后发制人”的辩证军事策略，体现了老子独特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对此加以了汲取利用：“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8](P211)由于中国革命的现实是“以弱对强”，而中国革命的目标则是“以弱胜强”，因此，“以弱胜强”就成了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命题。这样，强调“柔弱胜刚强”的《老子》就自然得到了毛泽东的更多关注。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乃至世界战争史上，毛泽东本人堪称以弱胜强的大师。⑥
其三，对记载于史籍的有关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战争谋略与智慧进行摄取并加以灵活运用。毛泽东很早就曾说过，“读历史是智慧的事”[13](P7)。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还这样说过：“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12](P186)可见，通过读史来学习和研究军事问题始终是毛泽东的兴致所在。毛泽东在总结自己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经验时，也曾表达过“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13](P136)，写一部中国战争史著作的强烈愿望。这说明毛泽东一直特别注重主动从中国传统军事理论宝库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毛泽东在研究战争中的矛盾时特别重视矛盾的转化，对中国古代战史中一些以弱胜强的战例予以极大关注，这当然与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相关。《左传》是毛泽东相当熟悉的史籍⑦，他在论述战略防御时，就解剖了一个《左传》记载的以弱胜强的战例，从中引申出一系列战略防御原则。根据《左传•庄公十年》的记述，春秋时期，鲁国与齐国交战。鲁庄公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被曹刿阻止，后来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战胜了齐军。毛泽东认为，虽然这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体现了战略防御的一般原则。这就是：战前要有充分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选择有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选择有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选择有利于开始追击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通过剖析这一战例，毛泽东想阐明“弱能胜强、劣以制优”的思想，说明战争的发展不是“一”字形而是“之”字形[8](P204)。
在详尽剖析《左传》所记战例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8](P204)毛泽东这里所列举的中国古代战史中一系列著名战例，湖湘先贤王船山的《读能鉴论》等史论都有过精辟分析。对此，有论者就指出：“从中可以明显看到思想继承性，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军事思想史的逻辑进程。”[14](P432)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反围攻作战”如何“使用次要力量”时，还借用了孙膑进行的“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战法来加以说明。[9](P429)
其四，对中国古代文艺作品、历史典故、民谚俗语、棋艺戏曲中的生活智慧加以提炼萃取，并用于对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阐释与说明。谙熟中国古代典籍并深受崇尚军政韬略的湖湘文化浸染的毛泽东，出于增识明理的精神需要，确实很早就对中国古代富有哲理与战争谋略的著作和文艺作品加以了注意。在《讲堂录》中就记录了大量涉及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条目。他少年时代曾阅读过《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对此中的战争故事(“造反的故事”)，“几乎背得出”[10](P15)。他对中国民间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独到的感悟，故而运用时可以信手拈来。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就曾特别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8](P313)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曾举《水浒传》中“林冲一脚踢翻洪教头”的事例来说明“战略退却”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8](P203)。他还通过对“灭此朝食”⑧历史典故的具体分析(“气概是好的”，而“具体计划是不好的”)来说明“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8](P234)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列举了一系列历史典故来说明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列举“八公山上，草木皆兵”的典故来说明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攻击[9](P491)；列举“兵不厌诈”来说明采取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9](P492)；借用《宋史•岳飞传》中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来说明战争指挥员的灵活性，使之成为更具普遍性意义的军事法则[9](P494)；他还用“南其辕而北其辙”来说明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就不能忽视对老百姓的“政治动员”[9](P481)。
毛泽东还非常强调“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15](P837)。如他借用《事林广记》卷九《结交警语》中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来说明，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9](P500)；借用元代郑廷玉《看钱奴》二折中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来说明，避免战略决战而打持久战，这才是“抗日战争的上策”[9](P507)；他把《古今小说》中“只因一着错，满盘都是空”之语，简洁地概括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通俗而生动地说明重要的起关键作用的局部对全局具有决定作用，强调不可忽视对战争全局起决定作用的局部[8](P175)；还引用“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这样的俗语，来说明“中国是一个大国”，“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8](P189)，并指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之一；他还借用中国古代围棋中“吃子”与“作眼”的术语，来形象比喻“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9](P427)。在毛泽东阐述军事思想的著述中，有着许多这样的鲜活语言和生动实例。

总之，毛泽东结合古代兵法、历史典故、著名战例和文艺作品而展开论述的现代意义上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是对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继承和超越，是古为今用的优秀典范。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造诣和素养，而且在研读古典文献的过程中不是一昧地盲目吸收，而是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批判地吸取中国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从而辩证地融合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军事哲学的精华，使之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服务，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应当说，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体系的创立没有脱离中华文明的胚基，而是以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智慧成果与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为前提和根据。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充盈着浓烈的民族文化气质与特性。
注释：
①李泽厚曾这样说过：“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参见《孙、老、韩合说》，载于《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
②毛泽东1960年12月25日在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那时到陕北，我……看了《孙子兵法》……”。转引自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6页。
③有的论者指出，毛泽东认为孙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学家”，在毛泽东的全部军事著作中“有六处”提到了《孙子》。参见J.W.弗赖伯格《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载于《世界哲学》1978年第6期。
④孙子的“诡道”十四法有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计篇》)
⑤如唐代王真甚至认为，《老子》“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道德真经论兵要义述•叙表》)。北宋著名学者苏辙亦指出：“……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老子解》卷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曾说过《老子》为“言兵者师之”、“持机械变诈以徼幸之祖也”(《宋论•神宗》)。近代思想家魏源则认为：“《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孙子集注序》)章太炎说它“约《金版》、《六韬》之旨，著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书•儒道第三》)现代学者郭沫若也认为：“《老子》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76页)而李泽厚则认为：《老子》“与兵家有密切关系”，但“《老子》本身并不一定就是讲兵的书”，决不能说“《老子》书的全部内容或主要论点就是讲军事斗争的”(参见李泽厚《孙老韩合说》，载于《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
⑥刘伯承元帅曾明确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军事学说”。(《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76页)
⑦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实，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左传》的重视和熟知。
⑧见《左传•成公二年》。
[参考文献]
[1]汪澍白.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J].求索，1982，(6).[2](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3]吴黎平.永远铭记毛主席关于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教导[A].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郑观应.盛世危言[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5]王炯华.毛泽东的读书生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6]曾乐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过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7]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毛泽东自述(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1]李鹏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13]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4] 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1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分享到: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0

使用道具举报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