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难辨张大千：为得到敦煌壁画，一边画一边剥

紫蝶

    功过难辨张大千：为得到敦煌壁画，一边画一边剥                                         2018-07-07 07:33                                                   

沈尹默曾用“且安笔砚写敦煌”称赞从敦煌壮游归来的好友张大千。张大千向来以“君子动口，小人动手”的“小人”自居，只会动手画画，拒绝动口发言，仅有的“动口”与“立言”都留给了敦煌。一次是做敦煌口述，由曾克耑笔录的长达一万余言的《谈敦煌壁画》的画论，一次是1978年的“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上，张大千以“我与敦煌”为题做了演讲，称自己的敦煌之行是“略尽书生报国的本分”，足见他对敦煌之行的重视。

张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画
1940年10月，张大千带着三太太杨宛君、儿子心智，首次抵达敦煌，在当地雇用几名泥水工人做助手，后因二哥病逝赶回重庆治丧。1941年3月，张大千一家以军团般的阵容再次前往敦煌，队伍中除第一次的三人外，还有二夫人黄凝素携带幼子，工作助手四人，厨师一人，杂工两人，以及每人每月五十个银元高价聘雇来的五位藏僧画师。这一行十余人，连同画具、颜料、各种用具器材与基本食物，浩浩荡荡，西出阳关，共计骡车七八十辆之多。
有人曾当面问他敦煌之行目的，张大千不耐烦地说：“去临摹壁画呀！还有什么旁的目的？”当再追问是谁出钱时，他高声说：“我的钱呀！谁会给我钱？”这之后，再没人敢当面问他这个问题。
张大千为了找一位擅于实物描绘的得力助手，特地约了徐悲鸿的学生、中央大学教授孙宗慰一起去敦煌。可是，在他抵达敦煌的当晚，持手电筒进入最近的一处大石窟观看，才发现窟壁上彩绘的美妙。壁画对他的吸引力，要比窟中彩塑对他的吸引力大得多。接下来的三天，他大致观察了一百多个大小石窟，几乎每个石窟中都有精美壁画。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放弃原来描绘彩塑的计划，将之交由孙宗慰一人去做，他自己改为临摹石窟壁画。由于改变太大，他带去的画具画纸都不合用了，所有道具用品都得重新购置，同时，原定停留三个月的时间太短，至少要延长至半年，他才有足够时间去为那密密麻麻有如蜂巢的石窟编号，并了解每一石窟中的彩塑及壁画的大致情形，为临摹做准备。初步工作做妥后，他离开石窟，出去筹钱，并购置道具用品，增加助手，正式开始临摹工作，临摹预计两年。
由于石窟内光线暗淡，张大千常一手秉烛或提灯，反复观看数次才画上一笔。1943年，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完成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并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所临摹的敦煌壁画，轰动一时。陈寅恪评价他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在他的呼吁和于右任倡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3年成立。

1959年于右任（前排左）、张大千（前排中）、张群（前排右）合影
但在敦煌期间，张大千临摹壁画的方式遭到了同界学者指责。临摹壁画时，张大千发现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要想看里层精美的画作必须把外层剥落。窦景椿在回忆里提到一个细节：随行人员为了让同行人看得更清楚，便拉开剥落的外壁，由于用力过猛外壁被撕碎脱落。虽有记载表明，这浮面的一层是张大千与于右任商量后，命士兵打掉的，但张大千多年仍背负“毁坏壁画，盗窃文物”的罪名。
张大千没有出面做出解释，反而是他的朋友都为他辩护。谢稚柳称：“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
为何千佛洞的壁画会出现多层的情况？敦煌千佛洞现尚存北魏至清历代壁画，但是各朝代的壁画是层层叠加画上去的，北魏在最内，后来人在上层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张大千为了临摹出所有朝代的壁画，在画完最上一层后，将其剥下继续画。如此一边画一边剥，才得到了历代壁画。1942年，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将情况报告给李济，认为张大千这种通过毁坏壁画来临摹的行为，对文物保护上实在是一种无法补偿的损失。
这期间，以王子云为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莫高窟做调查。王子云目睹了张大千对壁画的临摹方式：“我们（临摹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换言之，张大千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留下了临摹稿，但他的临摹，并非对被毁壁画的忠实记录，相反，只是根据个人理解而绘成的“还原图”，这就直接导致被毁壁画已没有任何可能再现，惟张大千拥有独一份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还原图”。
同年夏天，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去敦煌千佛洞视察，结识张大千。向达见张大千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壁画有单层者，有数层者；其中数层者，由历代加绘积累而成。向达亲眼看到张大千命其子率画工用了三日的时间，剥去外层，颇还旧观。张大千还开心地在壁上题词：蜀都张髯大千。

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隋文殊问疾》（局部）
以上内容出自傅斯年、李济二人给于右任的书信中，他们请求于右任能以多年好友的身份制止张大千。向达则继续多方写信，呼吁社会各界阻止张大千这种破坏性临摹的行为，在给曾昭燏的信中说：“临画本是佳事，无可非议，而此辈对于壁画，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怜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而最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千佛洞各窟，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画面偶尔剥落破损，原来面目，暴露一二。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
但向达的大声疾呼，没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事情于1942年底遭曝光，张大千迟至1943年11月才离开敦煌。1943年4月，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县长陈儒学，请他转告张君大千不要污损壁画，以免误会。与此同时，张大千被聘为“敦煌艺术研究院”筹委会委员。同年11月，张大千才带着自己的团队离开敦煌。就现有材料来看，张大千及其团队，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至少自1941年底延续至1943年初，至于破坏总量如何，因向达当年的统计资料散佚，今日已难详细考证。
除破坏壁画外，张大千很可能带走不少敦煌文物。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披露：“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