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庾信为何隔世相惜

江水

    杜甫对庾信为何隔世相惜
2018-11-15 09:50                                                   

                  

文/喻军

秦观在《韩愈论》中评价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这个评价杜甫是当得起的。既博采众长，又独辟蹊径，最后自成面目，是大师的一把标尺，杜甫概莫能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在诗的立意、用典甚至字句、句法上，深受南北朝诗人庾信的影响。例子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庾信之于杜甫，有隔世的渊源，经有关学者统计，杜甫本人一生评价过80余位诗家，赞誉最高的仍是庾信，且出于仗义，曾为庾信被时人埋汰慷慨赋诗，打抱不平。
唐上元二年（761年），定居草堂后的杜甫，创作了一组以诗论诗、题为《戏为六绝句》的七言诗，第一首即吟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前两句是对庾信诗赋、尤其是庾信晚年作品的称道和点赞，后两句则别有深意。当时文坛有所谓“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的流风，一些自命不凡的文人，言语文辞间常对庾信的文赋讥嘲菲薄。有感于此，杜甫慷慨陈词，加以驳斥，借《论语·子罕篇》所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的文意，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拿今天的话说，杜甫的态度是：以庾信的非凡成就，我老杜并不觉得他到了“畏后生”的地步，实际上是对时人不识庾信之才加以反讽，兼表不屑。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770年；庾信生于公元513年，卒于581年，相距约200年光景，说杜甫是庾信的隔代知音毫不为过。杜甫对庾信的推崇，在当时也许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担当，因为弄不好会引起一番口诛笔伐的心力消耗也未可知。以当时的舆论氛围，杜甫不见得能占上风，但理性的杜甫还是感性地出手了。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赞美庾信的诗句竟得以千古流传，且成为一种铁板钉钉式的评价，后人只要一提到庾信，就会吟咏这几句诗，以佐证观点，传达底气。行文至此，不得不略费些笔墨，简要介绍一下庾信此人。
初唐时期的文坛，仍处在陈隋的余晖之中，诗人们的吟咏，仍未脱离浮艳柔靡的“上官体”和六朝遗风。到了“初唐四杰”，才有所开拓和尝试。他们标榜复古，厌薄齐梁，讲究风骨刚健的文风，但从根本上讲，并无大的突破。倒也正常，因为艺术的创新，若理念现行，则创作实绩多半滞后；但创新意识的萌发，和一种新的气象的形成，大凡都要树几个射击的靶子和批判的典型，否则就缺乏起始的力度和扩散的张力。
庾信很不幸，作为六朝文坛最后的大师，成了众矢之的。当时的史学家令狐德棻甚至恶评庾信“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并称其为“词赋之罪人”；另外，庾信本人在由南入北后历仕数朝这个所谓“大节”问题上频遭非议（与汉武帝时李陵降于匈奴而终身未归故土的遭遇十分相似），当时人们还不能像后人那样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看待庾信。纵观庾信一生，经历过两次大的变故：侯景之乱（庾信的丧子之痛，在《伤心赋》中有记录：“二男一女，金陵丧乱”）与江陵之乱。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一生又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作品虽富辞采之美，但绮艳靡丽，颇多应酬；羁留北朝后，诗赋多抒发羁旅愁绪、乡关之思，充满了对个人身世的感怀悲怨，仅举一例：“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二首》其一）。

国画中的庾信

国画中的杜甫

其实，南朝梁亡国之时，庾信作为亡国之使，在他国起初虽曾被软禁，如其自述：“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但后来的境遇却越来越好，比之当年的苏武、李陵要强得多。他身居高位，被尊为文坛领袖，受皇帝待见，成为诸王的座上宾；另一方面，他作为文人，又怀念故土，思归无望，仕周惭耻，饱受离苦（其母、妻及女儿都先他而亡）。最终，于隋文帝开皇元年老死北方，年六十九岁。庾信晚年这种复杂和分裂的内心，对他的文学思想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庾信《赵国公集序》）；并把文学“骈俪雕饰”的倾向称作“雕虫篆刻”，提倡屈骚、汉魏古诗以及建安文学“哀怨之深”“以悲为美”“沉挚质劲，语少意永”（钱锺书《谈艺录》）的艺术风格。由于他出色的文学才能，竟由此结出“穷南北之胜”的硕果，写出了《哀江南赋》《枯树赋》《伤心赋》等名篇，这便是杜甫另一首诗中提及庾信的名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其一》）的诗意所指。
交代了这样的人物与时代背景，就比较好理解杜甫为什么在当时庾信倍受争议、不为时人所识的情形下如此推崇庾信———相似的生活遭际。安史之乱时，潼关失守，杜甫在投奔肃宗的路上被叛军俘获，押至长安。后来，在颠沛流离中写出了不朽名篇“三吏三别”。命运的跌宕，山河的破碎，使杜甫更能体会庾信前后诗风的变化；更能理解庾信的羁旅之苦和思乡之情。对庾信晚年作品所呈现的苍凉、悲怨更有了一份深切的同情和理解。
在文学创作上受到庾信的深刻影响。杜甫作诗取法诗骚、汉魏及六朝诸家，而六朝之中，庾信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且诗歌、词赋、骈文、碑志等创作类别无一不精，古体、永明体、乐府各体皆擅，以及庾信题材内容上的“乡关之思、隐逸之念、秋景之悲”，对杜甫的文学创作有诸多启发。清代学者李调元说：“观其神气之间，杜诗本庾子山”（《雨村诗话》）；另一位清代诗人、诗论家陈祚明说：“庾开府是少陵前模”，都是对庾杜文学内在渊源的一种认定。我想，杜甫虽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于庾信，但从文脉传承的角度上看，说庾信是他的隔代先师是不为过的。庾信作为南北朝文学的杰出代表和唐格律诗的先驱，是文学史的定论和公认。但从当时来讲，可谓“浮云一时遮望眼”，对庾信的认识和评价尚未到位，他的文学地位也未真正确立，由此，就不得不让人佩服作为大诗人的杜甫眼光的独到和深邃，其睿识、审美、胆魄和才具由此可见一斑，这真应验了那句话：眼高是手高的前提。
穿过1300年风云变幻，杜甫当年所传递出的那份温暖古厚的情怀，既属对庾信文学公正理性、高屋建瓴的价值判断，也被时间所充分印证。
如此说来，庾信有福了！